张志敏：谁敌谁友？西方化与自私化绝非良友！

 

  

深刻理解“敌友问题”，方能行稳致远

 

在《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第一句话便旗帜鲜明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进一步强调：“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一论断不仅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对当今的创业、经济发展乃至人际关系处理，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都在认真学习这一思想精髓，因为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领导革命，能否准确区分敌友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经济地位：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

 

在革命时期，毛主席基于经济地位和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判断敌我的标准，这是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他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这一判断标准之所以可靠，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

 

在古代，人们讲究“门当户对”，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因为经济地位悬殊的双方，思想观念往往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有伟大的爱情也难以弥合这种差距，最终可能导致彼此渐行渐远。

 

在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寻找的是利益同盟。凡是利益同盟者，往往是朋友；而有利益冲突者，则很可能成为敌人。这体现了经济因素在人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思想状况：判断敌友的关键因素

 

然而，单纯的经济地位并不是判断敌友的唯一标准。人的思想状况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

 

鲁迅先生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为奴才利益服务的傻子反而被奴才告密。这表明，即使经济地位一致，思想差异也可能导致敌友关系的错位。

 

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存在大量被统治阶级愚民教育驯化出来的奴才。如果不改变他们的思想，很难让他们成为进步力量的朋友，他们反而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忠诚的拥护者。

 

国际共运史也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教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表明，一旦部分被剥削者翻身做了主人，有些人却开始维护既得利益，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处心积虑地维护剥削制度。

 

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当一个人拥有足够改天换地的权力后，其思想可能一夜变天。这提醒我们，在判断敌友时，不仅要看其经济地位，更要考察其思想状况和发展轨迹。

 

 

西方化：识别敌友的核心指标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思想的西方化程度是判断敌友的一个重要标准。

 

那些在思想上全面西方化且无法逆转的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明显。对美国死心塌地、彻底西方化的欧洲，我们很难对他们进行统一战线，使其成为我们的朋友。

 

因此，我们需要与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一道削弱它，同时要防止欧洲完全倒向美国，从而避免西方联合对我们构成威胁。

 

对内同样如此。那些西方化思想严重且难以转变的公知、买办等，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朋友，而应看作前进的阻力。

 

董明珠此前关于海归人士的言论引起全网震动，遭遇以胡锡进为代表的公知们的批判甚至撕咬。现在看来，这些人实际上是害怕我们通过这件事更好地辨别敌友。

 

四十多年来，海归派一直享有某种特权。海外镀金者往往能占据关键岗位，这些岗位优先向他们开放。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是由于西方的有意渗透，还是浓厚的西方思想让这些人近墨者黑，抑或是因对西方过度好感甚至崇拜而主动近墨者黑，结果都是：海归人士的西方化思想通常较为严重。

 

董明珠发表言论后发生的多起涉及海归的热点事件，共同证明了其观点的合理性。这些事件表明，西方化思想严重的人与我们不是同类人，这正应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原海思高管张琨带领一帮华为人偷窃华为重要芯片技术的事件就是明证。这个人年收入高达近千万，却最终选择背叛老东家。当网友看到他的海归经历和严重的西方化思想后，顿时理解了其行为动机。

 

就连华为这样优秀的企业，让其技术大牛成为重要股东，也不能改变某些人的牛鬼蛇神行为，其他地方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历史教训：西方化知识分子的背叛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西方列强欺凌，这使部分国人产生了自卑心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强大的西方才是他们的依靠，于是抛弃旧主，认了新主。

 

由此，我们看到一批文化买办、文化汉奸狠踩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把中国贬得一无是处，崇洋媚外到要搞全盘西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还不允许任何人质疑西方。

 

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在其发达以后，为了证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优越性就不断的去伪造历史、文物，面对西方伪史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批人仍然利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地位权力，打压一切揭露西方伪史的行为。

 

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他们时而架空皇权，时而依附皇权。科举制度在文化和组织层面上使他们成为最具组织力的特权阶级，对利益的追求变得贪得无厌。

 

当他们发现原有的统治力量难以与西方对抗时，便纷纷抛弃旧主，另寻新主。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百多年前的胡适为何会成为这批人的杰出代表，也能理解何祚庥等公知在伟人逝世后的所作所为了——因为他们没把自己当中国人，而是自视为西洋人。

 

 

自私自利：西方化的本质特征

 

西方文化本质上基于人性自私的观念构建而成，这与中华文化强调一体化、大公无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截然不同。

 

事实上，凡是有大爱之人往往与西方化思想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但凡博爱者基本上不自私，是我们的朋友；但凡极度自私者，往往是我们的敌人。

 

西方及其在华代理人努力推动中国西方化，试图让中国像西方一样以自私为荣，建立基于人性自私和私有制的文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敌人变多，朋友变少，而他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如今在中国，极端自私者越来越多，他们能量很大，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发展主导权和话语权。这是西方多年经营的结果。

 

被西方培育出来的法律党、女权组织、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甚至LGBTQ等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极端自私，企图让社会围着他们的指挥棒转。这些组织的存在对中国发展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会让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要坚决与他们斗争，使其被彻底边缘化。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许多人要针对中部某著名大学的原因——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西方在华极端组织的大本营。面对全国人民努力的扶正祛邪，相关负责人还声称这是有人在污蔑和构陷该校。

 

马斯克跨性别的大“儿子”与父亲势如水火，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美国，LGBTQ等群体能够形成气候，是因为美国被选票制度控制。在这种制度下，人口占比少的群体能够决定谁当总统和议员，甚至决定哪个党成为多数党。

 

 

于是就鼓励了这些极端自私的牛鬼蛇神，让他们的诉求成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使得这部分人与认知正常的父母、兄弟姐妹形同水火。原本亲人关系应该比朋友更亲密，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端自私者与牛鬼蛇神却将与至亲的关系变得如同敌人。

 

同样，过分溺爱孩子，将其培养成“小皇帝”，使其变得极端自私，无异于花巨资为自己培养一个未来的敌人。现在很多人看到视频中的乖孩子、能力超强的好孩子，不禁感叹这些都是别人家的好孩子，是来报恩的，而自己的子女却是来报仇的。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门学问。

 

 

结语：坚持东方化与社会主义化

 

谁敌谁友？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发展模式以及人性等方方面面。现在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化和自私化与否是最核心的判断标准。

 

凡是西方化和自私化的人，我们就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根本不可能成为朋友。我们与他们靠近，或者他们靠近我们，都有很大概率成为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绝不能西方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为本，而应该彻底东方化、社会主义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大家不自私，以社会为本，从而实现高度一致，形成真正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渐行渐远甚至变成敌人。

 

 

谁敌谁友？这是一门大学问，我们一定要研究好它。只有掌握这门学问，我们才能在革命、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主席关于区分敌友的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今天个人发展、企业经营乃至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引。只有深刻理解并灵活运用这一思想，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方向，行稳致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