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提出！为什么说“全球治理倡议”正逢其时？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标注了方向，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支撑。“全球治理倡议”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一起关注。

一、“全球治理倡议”展现中国担当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让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国应运而生，全球治理掀开新的一页。8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治理架构急需改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呼吁，道出各国普遍共识和期盼。

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习近平主席胸怀人类前途命运、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方面主张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标本兼治，构成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全球治理倡议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体现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精髓要义，深刻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丰富和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要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要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更好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要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

二、为什么说“全球治理倡议”

的提出正逢其时？

时代的大潮奔涌向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关键十字路口。国际社会需要准确研判“世界将往何处去”的重大议题，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把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正确方向，需要客观、理性、准确地研判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五大突出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全球与区域价值链加速重构、世界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个别大国放弃国际责任、世界多极化趋势遭遇阻力。

1、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经济全球化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伴生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但仍然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大势和前进方向。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受到世纪疫情、地缘冲突动荡等客观因素影响，且日益受到大国博弈尤其是个别西方大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霸凌主义等主观因素的冲击。2025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指出，全球货物贸易预计在2025年将陷入严重萎缩，同比降幅或将达0.2%—1.5%；全球服务贸易或将比此前预期值减少1个百分点的增幅。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2025年初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甚至推断全球贸易将于2025年度呈现持续扩张态势，但是美国发起的诸多贸易限制政策，破坏了全球化资源配置和世界市场运行的效率原则，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拖入萎缩状态，人为切断经济全球化中各类要素迅速流动和有效配置的“天然管道”。

2、全球与区域价值链加速重构。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的同时，在“造险”与“避险”行为的双重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向着“内敛化”和“区域化”加速重构。一是少数国家的“造险”行为频发：个别西方大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用“回岸”“友岸”“近岸”外包取代以往的“离岸”外包，并借用其他各类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主观干预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然流向。二是面对少数国家不稳定的经贸政策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避险”行为也在悄然改变着国际贸易的版图。个别西方大国关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不少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思考该如何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风险规避，其或是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塑造更加韧性的内循环，或是在区域内外进行重新布局，并将区域化作为主要替代路径。

3、世界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世纪疫情、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一度掣肘了2020年至2024年的世界经济增长。2025年世界经济仍未摆脱疲软状态。2025年6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2025年1月份的2.7%下调至2.3%，近70%经济体的增速被下调。世界经济暂难回归2001年—2019年时的水平，也难以恢复彼时的经济活力（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不过也要看到短期内低速增长的客观性。“康波周期理论”指出，经济长周期波动与技术创新周期密切相关。当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渐渐消退，世界经济就会步入一个逐渐放缓的波段，而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又会逐步催生新一轮的经济上升期。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转型期，传统技术的发展红利趋于饱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及相关业态开始涌现，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4、个别大国放弃国际责任。个别大国先后退出或威胁退出多个国际多边机制，致使诸多领域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在气候治理领域，美国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此举旨在放松对美国企业碳达标的要求，同时会对其他国家及其企业带来“负面示范效应”，进而降低“双碳目标”如期达成可能性，致使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严重倒退。在卫生治理领域，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卫生安全问题的财政能力和行动能力。在贸易治理领域，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遴选，导致该机制陷入瘫痪。此举严重冲击国际经贸秩序，破坏全球价值链稳定，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拒绝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加大发展赤字。2025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细项中，仅35%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

5、世界多极化趋势遭遇阻力。世界多极化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主要特征。就国际经济格局而言，不断攀升的经济贡献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推动世界多极化持续走深。数据显示，200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51.3%，2022年其份额进一步提升至58.3%；202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高达4.2%，是发达经济体增速的2倍多。此外，全球南方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与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也在不断上升。但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却相对滞后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献与治理贡献。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投票份额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而美国长期拥有“独此一家”的一票否决权。

三、全球治理合作的关键领域

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为此，应完善全球治理。当前，全球治理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与新特征，外交学院副院长、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高飞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冲击了旧有的全球性问题，也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成为全球治理合作的关键领域。

一是一些新疆域缺乏统一的治理规范。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科技创新将人类活动范围拓展至虚拟层面，在新一轮技术投入使用前，人们无法先验性地预见技术进步及其连带扩大的治理边界，也难以针对技术发展精准施策。这种非线性地发展造成了治理议题的不断衍生，治理领域出现大量空白和灰色地带。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尤为显著。近年来，中国、欧盟等先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法案》等，联合国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并通过《全球数字契约》，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政府间组织也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纳入讨论议程，但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多边机制化合作。

二是新疆域治理需兼顾科学与伦理。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科学技术通常沿着反自然选择的方向发展，技术变革在赋予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思想方式、认知方式、生存方式。不同于前三次科技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关系、生存环境，还从根本上挑战了关于人类意义的传统哲学理念。这就要求重新反思自己、重新概念化人与技术的辩证关系，通过新的伦理和法律框架来规范这些技术的使用，保障人类的自由意志、身份认同、选择权等最基本的人文主张，使人类文明得以可持续发展。

三是新疆域带来对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冲击。科技创新对传统产业和行业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问题日益彰显，科技发展“新技术路线”赢者通吃现象越发普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领域对传统工作岗位冲击加速等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予以高度重视。此外，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融汇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数字鸿沟”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代际中存在，信息技术发达国家的年轻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能够快速掌握网络发展带来的便利，而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国家以及社会中的中老年群体则容易被淘汰。

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全球问题日益严峻且高度联动、治理赤字日趋固化甚至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有必要就全球治理理念在各国间求得普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则，以此指导全球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在《国家治理》刊文指出，全球治理的公正性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自愿服从原则，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权责平衡原则和互利补偿原则，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成效优先原则和评估反馈原则。

一是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之间规范彼此关系的重要原则，并已成为联合国及其机构或组织共同遵循的原则。主权平等的关键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治理规则一视同仁，约束别国的规则必须同时约束自己。这一原则对于保证国际关系正常发展、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特别是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在全球治理领域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得以确保或推动实现。

二是自愿服从原则。自愿服从原则指的是全球治理规则在确立和实施之前必须征得将要受到其约束的国家同意。这一原则已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得到国际公认，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巴黎协定》确立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责任分担新模式，既确保各方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又通过自主承诺减排量体现出各自能力区别，进而保证了主观能动性。

三是权责平衡原则。当前，在一些全球治理领域内各国权责不平衡的现象和矛盾很突出，并成为使全球治理赤字无法消除的根源。在现行各类全球治理体制中，绝大多数治理规则和机制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的。设立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甚至以打压竞争对手为目的设立规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色彩，其中，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无法享受公平待遇。权利与责任平衡对等作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必须在全球治理领域得到坚持和弘扬。

四是互利补偿原则。主权原则在保证国家间平等的同时也会引发外部性问题，换句话说，属于一国内政的国内政策制定与实施可能会对他国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作为“世界之肺”的亚马孙森林，其80%位于巴西境内，如何开发利用属于巴西内政，但最近几十年亚马孙森林面积减少了31%，已经到了必须严格保护的地步。如果仅让巴西牺牲发展以承担森林保护责任，既不合理也难以奏效。此时，建立某种补偿机制，对那些自己做出牺牲同时让全球受益的国家进行一定的补偿，应是有益选择。

五是成效优先原则。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甚至开“空头支票”是全球治理长期以来落后于时代需求的突出表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成效优先原则，一方面指的是针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各国携手提供操作性强、切实管用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指各国间形成协同高效的集体行动，其中特别包括执行全球治理规则的奖惩制度。成效优先原则是全球治理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六是评估反馈原则。许多全球问题具有不确定和难预期等特点，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对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绩效进行动态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各当事国，以求适时扫除全球治理的障碍和制定新的应对方案，具有重要价值。评估反馈既可以由国际多边机构做出，也可以由独立的智库甚至商业组织和专家学者个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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