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生万物》原著作者赵德发先生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言论引发广泛讨论。面对剧中“美化地主阶级”的质疑，赵先生回应称“文学和影视创作需要表现人性的丰富性”，认为用阶级标签定义人物是“把历史和人性过度简化”。此言看似有理，实则危险，折射出一种忽视历史本质、模糊阶级对立的创作倾向。
赵先生主张文学作品应当展现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复杂性，反对“简单套用旧有的阶级分析框架”。从纯文学角度看，这似乎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但文学创作不能成为淡化历史真相的借口。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并非如赵先生所暗示的那般“复杂多样”，而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压迫阶级。历史资料显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了7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90%的贫农、中农却只拥有不到30%的土地。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地主与农民之间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
赵先生试图以“人性复杂性”为由，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形象“松绑”，这种观点忽视了阶级社会的本质。在旧中国，地主阶级凭借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地租、高利贷和劳役剥削，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据历史学者调查，地租通常占收获物的50%以上，甚至高达70%-80%。许多地主还兼放高利贷，利率惊人，“驴打滚”、“利滚利”使无数农民家破人亡。这些不是个别地主的“道德问题”，而是整个阶级的共同本质。
赵先生创作时采访的“鲁南最大地主庄园”，正是这种剥削制度的实物见证。那些高墙深院、雕梁画栋，每一砖每一瓦都浸透着农民的血汗。文学创作若只着眼于个别地主的“人性复杂”，而无视其背后的阶级压迫本质，无异于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涂脂抹粉。
值得注意的是，赵先生选择1927年至1944年作为电视剧的主要时间段，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农村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地主阶级与反动政权勾结，压迫农民有增无减。回避这一历史背景，空谈“人性丰富性”，实际上是对历史真实的背叛。
文学当然应该塑造立体的人物，避免脸谱化描写。但立体化不等于模糊阶级界限，更不等于为压迫者涂脂抹粉。鲁迅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立体，但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祥林嫂背后的封建礼教吃人本质，不会忘记阿Q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真正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在深刻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进行人物塑造的。
赵先生担心的是“刻板印象”，但比刻板印象更危险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倾向，有的作品将地主描绘成“乡贤”、“善人”，淡化其剥削本质。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否定，是对无数为土地改革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的背叛。
土地改革不是谁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亿万被压迫农民的迫切要求。据史料记载，土改前后，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是什么“人性复杂”可以解释的历史现象，而是阶级解放的伟大胜利。
赵先生说“不可能所有观众的感受都一致”，这话没错。但有些历史事实是不容“感受”不一的：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不容美化，农民被压迫的历史不容淡化，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文学应当有历史的温度，更应当有历史的准度。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作家的笔，既要深入人性的复杂面，更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面。失去了历史准度的文学，再“艺术”也是苍白的；背离了人民立场的创作，再“复杂”也是虚弱的。
希望文艺工作者都能牢记：文学可以多样，但历史不能重写；人物可以复杂，但大是大非不能模糊。这是创作的底线，也是作家的责任。
来源：@胡屌砍今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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