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关于历史上的地主这个话题讨论比较多，应狂热粉丝要求写一篇展开讲讲。有些人由于距离农村已经太遥远，对农村生活有一定滤镜，所以觉得地主也没那么坏。而另一些人针锋相对，不断强调地主很坏，天天吃小孩那种。我们分析历史，事实是一方面，但要从大量的事实中提取到矛盾的主干，它决定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如果只找支持自己论点的事实，那各方都能找到一些，讨论就成了魔法对魔法了。真正的事实是，地主阶级有好人，好人可能还不少，但他们也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和个人品质的好与坏无关。
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人身依附关系进行认识。随着社会发展，劳动力和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绑定程度是逐渐放松的，这个事实没问题。随着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解绑，劳动力生产积极性也会逐步被释放，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劳动力的人权保障是否也会与时俱进呢，这可不好说了。尤其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解放了劳动力，是否解放了人呢？我们都说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是种进步，但具体进步了什么呢，那就要说说奴隶制是啥。奴隶制，表层意义上说，是奴隶主将人当作生产工具，奴隶的人身完全依附于奴隶主，奴隶主对奴隶拥有绝对的产权，对奴隶创造的价值拥有绝对支配权。这是大家普遍的认识，但要再往下思考一个问题，奴隶为啥会甘愿毫无尊严地依附奴隶主呢？
当然不是因为人基因里有所谓奴性，也不是奴隶主和贵族有什么神性能让人天生服从。以前讲过，老祖先做决策从来不是吃饱了撑着的，不会为一些没啥意思的理由就去付出身家性命，一种我们看起来简直不能忍的制度能长期存续，唯一的理由就是不遵守这项制度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奴隶制能够长期存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地种，没地种不是人太多了，而是缺少金属工具，铁还没有青铜又太贵，生产效率太过低下，人类开荒种地的进度十分缓慢。所谓贵族，就是掌握人口较多的部落，开出了比较多的耕地，能够供养一大批人，甚至养得起武装力量，这样的势力流传下去后就成了贵族。
而大量零散人口，由于缺少给力的生产工具，小户家庭是完全没有能力开垦土地的。为了活命和繁殖，就不得不委身于这些部落形成的贵族世家，这就是奴隶与奴隶主。奴隶把产出全部上供，再由奴隶主分配可以活命的口粮，这其实也是交易，而不是天经地义的服从。奴隶当然可以不干，但不干的选择就是到野外刀耕火种。但奴隶主也并不是随意生杀予夺，毕竟这些都是生产工具，他们的吃喝拉撒也要奴隶主管起来，毕竟一个劳动工具坏了那也是奴隶主的损失。尤其是奴隶主还要指望奴隶给自己生下一代奴隶，事实上如果做奴隶也保证不了基本的生育条件的话，人们宁愿饿死多半也不会选择委身于奴隶主的。古代奴隶主会搞人殉，有种说法是奴隶太多奴隶主养不起，就会杀一部分奴隶祭天以保持土地收支平衡，奴隶主也会将奴隶的生活水平压得非常低以节省开支。在讲原子化社会时提到，人为了提高生存能力需要加入社群，但这个可不是你微信加个群那么简单，进群是要交血税的，现代人对古代生活有颇多滤镜，原因就是对血税有多残酷没有概念。但这种深度绑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意味着义务也是深度绑定的，而且义务虽然不对等但是相互的。事实上古代的奴隶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不干活时就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奴隶也能结婚生育也有精神文化，甚至不少奴隶出身的人成为能臣青史留名。所谓礼崩乐坏以前，很多典故故事都在强调仆人对主家的绝对忠诚，其实就是这种深度人身依附关系的体现。
奴隶为啥不联合起来推翻奴隶主夺下土地自己种呢？原因就是缺乏能力。奴隶无法通过生产积攒足够的粮食，没有粮食就缺乏力量对抗奴隶主。这就是为什么铁器的出现是伟大的革命。冶铁技术的成熟，让金属工具的普及度提升了，土地开垦速度加快，单位土地产量提升，奴隶的产出高了，能留到手上的口粮占比却极低，奴隶就会有想法了。而开垦土地的难度大大降低，自耕农的数量开始增加，奴隶主在经济上无法垄断农业产能，奴隶就会产生与奴隶主解绑的动力，这就是奴隶制为何会解体。商鞅变法，真的是把地一分，农民给自己种地就有积极性了？产生积极性的前提是具备能力，有养活自己的道了自然就不会遵守残酷的规矩，同理能忍残酷的规矩，原因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生存选择。现代人回望历史，总下意识认为种自己的地，给自己干活，那积极性肯定爆表，生产必然年年丰收，这都是常年不种地的人对农村生活田园牧歌式的想象。
我们说地主，为啥要讲那么多奴隶制，因为要厘清一个逻辑，即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是客观生产条件决定的，是人为了生存而做出的性价比合适的选择，即使外人看来那毫无尊严。讲清楚这个，才能明白封建社会是啥。封建社会，从定义上讲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没了，大家都是有自家土地过活的自耕农，大地主和佃户之间也只有租税关系而无产权从属关系，和奴隶社会比当然自由得多了。然而既然如此自由，怎么还有“初夜权”这种惊悚的名词存在呢？我们评价所有制，是从大体层面入手，关键指标就是看劳动力相对上个时代是否得到了相对解绑，但整体社会体制的先进，可不代表微观层面先进了。
事实上，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不仅是大量地继续存在，还由于生产更自由，导致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即贫农对地主的义务并没减轻多少，但地主对佃户的义务却少得多了。奴隶主一般还得管奴隶死活，地主基本就不管了，你死了有的是人种我家的地，只管吸血吸死了算，活不下去的农民当然只能把能上贡的全上贡了，女儿的初夜和清白和生存一比当然不算事。这是因为生产力提升了，个人借助工具的生产效能提高了，这反而导致个体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过去工具不行，地也少，所以人值钱，奴隶主想创收就得多养人干活开荒。现在人不值钱了，只要掌握地和工具，就能以超低价雇到人，甚至有人卖儿卖女也要上门当佃户。生产力和所有制先进了不假，但剥削也愈发酷烈了。
这个是有点反常识的，即如果技术不能持续进步，社会生产剩余不能持续增长，那么劳动力越自由，剥削其实是越残酷的。因为雇主的义务在不断减少，但个人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在加大，如果社会生产剩余不足，那么个人就不得不依附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也就是要被迫将自由让渡出去。原因在于个人的议价能力是十分弱小的，个人自由参与市场议价，就像让郭敬明无防护格斗泰森，规则是很公平，结果是让你很公平地挨揍。只说封建时代，在重农抑商篇和王安石变法篇中我都讲过，在中国种地，小农抵御风险的能力是相当脆弱的，生产剩余相当有限，还要给国家交税还要留出种子，剩下的口粮勉强过活，这必须是生产十分稳定的状况下才能勉强维持。但每年全国各地都面临水旱风虫灾害的风险，一次灾害就有绝收的风险，而每户人家一辈子几乎不可能一直不碰上大灾。小荒年用存粮勉强能过关，大荒年就只能靠外力援助了。
国家在政治清明的初期，财政还有能力给灾民兜底，常平仓有粮赈灾，粮食转运也能基本保证大部分送到地儿，农民碰到灾害还不至于过鬼门关。但王朝建立时间一长，系统熵增加剧，国家财政余粮不足，粮食转运效率更差，赈灾只能是肥了中间商。于是民间只能自救，靠谁自救呢，只能靠地方上的地主呗。然而有几个地主那么慷慨肯放粮赈灾，灾年你不仅得不到支援，还得溢价买粮度荒。没钱咋办，可不就得借贷，高利贷还不起，那就只能把地把房子把闺女都押给人家。你手里没粮，在地主面前有啥议价能力？甚至议价能力还不如奴隶，奴隶啥都没有还能靠自己一个身板混饭吃，地主甚至连你的身板都不大看得上，人家不缺你一个劳动力种人家的地。所以农民当佃户，不仅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甚至要倒贴才能干。
每个时代都要抑兼并防豪强，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几乎是种无法抑制的趋势。因为小农状态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农民脆弱的抵御风险能力在天灾人祸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将人身依附于地主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地主通过一系列的交易，达到了和奴隶主一样的剥削效果，甚至还不用承担奴隶主的义务。中国的农民，既没有投资渠道，又没有大的消费项目搞超前消费，每年小心翼翼维持着自己那点收成，怎么可能到王朝后期，几乎人人背上巨债？只能是因为上位者在主动促成这样的结果，甚至为了低价夺取农民的土地，让农民贱卖土地房产甚至妻女，不惜毁堤淹田主动引发灾害。表面上自耕农自由了，但最终大部分人都要重新选择人身依附关系，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卖给地主，让农民自由地当奴隶。而有钱有粮的地主，自然也有钱组织民团武装保护自家产业，农民的命在地主眼里更是贱得不如狗，除了自由的交出一切别无选择。这时候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岂不是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一样找打？
朝廷当然并不希望豪强猖獗，商鞅体制就是全国只有朝廷一个地主，但这种体制只能为战争服务，在和平年代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就不得不与地主共治天下，还得防着地主做大成为割据势力。中央集权体制摸索博弈磨合了两千多年，才算勉强让内部稳定下来，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成为豪强，然后组织军队搞出军阀割据这样的事情在宋以后很少了。但代价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就是士大夫，他们是中央和基层之间的润滑剂，也是封建统治的减震器，在中央无力实现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时，士大夫和背后的地方地主就负担起了基层维稳的职能。包括在基层搞基建，减灾备荒，处理纠纷，监控民情，传播王道等等。但这个不是义务，是皇家和士大夫阶层的交易，皇家通过官爵将权力下放，让地主在地方上有了制定并执行规则的权力，这就是名无封建实有封建，并不是取消了分封制分封就完全不存在了。
贫下中农没有别的选择，地方所有实务都离不开当地话事人，借高利贷也只能找这些人借，也只能给地方宗族当佃户以求活路。客观上讲，地方地主在王朝中期，还是能起到平抑社会矛盾，避免大规模饥荒，给更多人提供生存机会的作用的。然而地主不是慈善家，挂靠地主可不是加入慈善组织，地主不仅通过高利贷控制佃农的经济能力，还制定了各种家规，衍生了一堆封建规矩，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活动，并且故意把人的生活空间设计得非常狭小，将隐私极限压缩，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监控与牵制。三从四德现代人看起来受不了，但在古人那里相对大量的危及生存的事情，能有口饭吃能遵守礼教，已经是老天开眼了。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不仅不排斥各种不合理的规矩，反而对遵守规矩有心理依赖，这是远古的生活体验形成的肌肉记忆，守规矩就有饭吃能活命，因此再不能忍也要忍着加入围绕剥削阶级形成的社群，因为不那么做的后果更可怕。
事实上任何一个王朝，任由地主这样搞到最后都会崩溃，因为土地和财富都被兼并到地主手里了，最重要的是人被地主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了，不仅有经济控制还包括精神控制。国家需要时，钱地主还能出点，人是几乎没有放出来的可能。不仅人才选材面越来越小，而且打仗和大型工程都缺人去干，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指数级下降，王朝基本都是在这时候崩溃的。中国封建王朝二百多年左右的周期律，为啥总是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被聚拢到地主手里需要的时间。要感谢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财富才会花这么久才能完成聚拢，聚拢速度加快的话，崩溃速度也就会加快，没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地主被朝廷当作统治的减震器，但也就是地主的存在，成为统治秩序必然崩溃的诱因，然而没有别的办法，稳定一二百年再崩，总比没几年就形成豪强割据引发战乱强。地主这个阶级能长期存在，还是拜生产力水平不够高所赐，上到皇帝下到贫农，都需要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来维持社会的日常运转，不是因为他们好，而是在那种客观条件下，他们已经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选择了。二百年崩溃一次，已经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了。不是没有王安石这样的人想改，但生产力条件不到地主阶级退场的时候而已，所以再改也是小打小闹。
到了近代需要发展工业时，地主这样生造出来的与农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到了必须要退场的时候，毕竟大量农民被绑在土地上，土地又掌握在食利阶层手里，要发展工商业，既缺钱又缺资本，不进行土改是不可能工业化的。但近代社会有两个特殊性，一是中国自己没有工业，但西方工业产品流入中国，中国也移植了一些人家的工业，这点工业化反而给即将崩溃的农业秩序续了命，地主阶级有了外财，还有了更好的装备，维护旧秩序的力量更强了。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即使自己未必成功，在过往的中国也会引发遍地烽烟，总会养蛊养出个李自成直捣皇京，已经成型并且板结的地主阶级主导的秩序也会发生重组，新王朝至少能有个活力期。但清末地主阶级反而更强大了，把太平天国剿灭了不说，社会反而重新稳定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特殊性，即满清是和平退位的，不是被自下而上的起义推翻的。这次改朝换代，不仅没让地主阶级洗牌，反而由于上面的话事人没了，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农民敲骨吸髓。皇帝没了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反而还让农民的生存更艰难了。而新时代也产生了新意思，地主拿着自己的钱开始对外和洋人做生意，形成了买办阶层，他们背靠中国的土地，不仅吸着国人的血，还要吃里扒外，通过给洋人做中间商再吃一道，国家越积贫积弱，他们越脑满肠肥。
所以地主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是不爱国的，更不关心国家是否变强社会是否进步，因为社会进步，生产力提升，所有制现状就必然面临大改，这就妨碍他们躺着吃肉喝血了。这些长期形成的利益集团，背靠着中国庞大的体量，靠着可持续性地竭泽而渔，可以一代代地富下去。有余钱了也可以办办实业，再送孩子出国读几年书，在现代社会当个社会贤达，手握生产、秩序和意识形态，日子可能比封建社会还要爽。他们根本不需要国家强大，更不需要国家搞大事业大工程，那样会有人管他们，还得让他们出血建设公共事业。结果就是这帮掌握着中国最多土地人口，以中国的土地为根基的人群，不仅不思如何让中华崛起，反而竭力阻止中国自立自强。所以地主里有好人不假，也有心系国家为了救国毁家纾难的，我们的革命者有大量都是地主家庭出身有机会接触新思想的热血青年，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地主阶级落后还反动的本质。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复杂的，但作为群体的人是简单的，他们的思维逻辑完全跟着利益走，不会有任何意外。地主阶级是不存在内生的变革动力的，既没有动力改革所有制，也没有动力为国家强大奉献资源，更没动力去对佃户贫农共情改善他们的生活。在生产力水平不足的时代，让他们作为稳定社会的一环还能忍，但在需要提升生产力，需要发展社会时，还要挡在时代进步的轨道上，那就不能怪时代的列车将他们碾碎了。
无论是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工业生产，需要土地建厂房开发各种工业原材料，旧的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绝对不能大量存在的。教员经过大量调研最清晰地认清了这一事实，才会把解决农业问题作为破局的关键。地主不愿将人口和土地出让出来，那就打倒地主解绑人和土地，这个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就像美国打南北战争不是不忍心看黑人当奴隶，我们的解放也不只是因为心善，而是地主阶级结结实实地挡住了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机会，而农民是最有动力推翻地主的，所以发动农民解放农民也是最直接的办法。然而这个过程同样不那么轻松，而地主其实是种现象，只要发展步伐不够快，打倒了也会如雨后春笋再生。比如上世纪末这段时间，我们又产生了把地分了农民给自己种地就有积极性了的迷信，结果就是农民抵御风险能力降低，再次陷入旧时的困境，而基层组织力量衰微，迫使农民只能挂靠新生的基层权力社群，这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好在我们持续的工业化努力终于及时开花结果，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了，城市能接纳大量农民工工作了，才终于遏制住了危险的局面，我们从这时候起才敢说和不堪回首的地主时代说再见了。
然而地主没了，地主的幽灵还在这个社会飘荡。通过金融工具让大量劳动力背上债务，通过算法压榨劳动力的自由和健康，背靠庞大的用户数量开各种收费项目坐地收钱，通过垄断对新技术巧取豪夺阻碍研发，这都是地主玩剩下的，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都冒出来了。更别说搞黄赌毒，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毁堤淹田”，将人的价值压到最低然后建立起新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一点都不比封建时代温和。而掌握资源的人，同样不关心公共事业，他们反对所有“宏大叙事”，动不动就“国进民退”，拿各种看似科学的依据包装自己自私的观点，嘴上整天喊着公平，却各种绑架国家权力给自己搞利益输送。他们不需要国家强大，因为今天他们的选择更多，和本国的绑定程度更浅，他们不需要同胞而是要做“世界公民”。赶走地主，只是我们告别过去那个时代，但新时代的长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老百姓该明白一点，就是只有利益集团是不需要中国强大就能活很好的，不然也不会出现清末签了一堆条约朝廷反而中兴了，民国山河沦亡权贵们照样纸醉金迷大师们层出不穷的奇观。最需要国家强大的，恰恰是小老百姓，国家越强大才越有可能给老百姓搭上车的机会，而社会经济持续进步也给了新人清理old money的动力和机会，甚至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权贵垄断权力的难度就越大，人民的力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从来都是印度和民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最上面的人吃香喝辣，给剩下的大众留一个烂摊子，想翻身都无处着力。所以不要上了他们的当，只有国家强起来小民才有追求尊严的机会。春秋战国分裂了五百年，贵族一直安坐江山，但当强秦还想继续以天下奉一家时，国家立即就崩溃了，因为权贵只能当僭主，当不了大一统强国的家，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坚持大一统，反而历朝历代门阀势力越来越弱，这是国家实力和权贵权力之间此消彼长的辩证法。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不好不会损害到他们，反倒坚持走强国之路才会让他们不舒服，不要被那些无父无君弃国弃家之徒蒙蔽了。
现代人提到“封建”只想到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这是现代人的福气，因为大家的想象力已经想象不出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了，然而如果以为“封建”指的只是这些，那简直把封建社会想成天堂了。也不想想，你都忍不了三从四德，那得是多糟糕的社会，得有多少可怕得多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才会让人觉得遵守三从四德是件不那么坏可以接受的事情。所有的选择，都是无可奈何之下最不坏的选择，尊严在艰难的生存条件面前往往一文不值，地主能作威作福，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并不是存在就一定合理。中国人所谓的种地天赋，背后是一整部农民的血泪史，并不是因为种地很好玩。少一点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不要让那个时代再回来了吧。
来源：Dr肚子的学术冒险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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