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从宗庆后、释永信等资产争议看中国监管体系现代化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中，市场化浪潮催生了一批标志性企业家，也暴露了转型期特有的制度性缺陷和轻视法律的后果。宗庆后、释永信与柳传志三位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近期相继陷入品德和资产争议漩涡，这些事件绝非偶然的个体失范，而是折射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效率优先”导向下监管体系滞后甚至纵容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

从三位争议人物的典型案例入手，剖析市场化进程中监管缺位的深层机理，进而探讨如何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监管体系，为正在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镜鉴。

争议案例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路径的异同比较

宗庆后、释永信与柳传志分别代表了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三类典型群体：民营企业家、宗教界人士和国企改革者。三者的成长轨迹高度相似——均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匮乏阶段，法律制度不完善，政策代替法律，在有关部门扶持下，凭借在体制边缘或空白地带做产业，最终成为各自领域的标杆人物。

在资产积累与控制方式上引发的争议，暴露出不同领域市场化进程中相似的法律制度漏洞。

娃哈哈宗庆后的“混合所有制迷局”始于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这个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在宗庆后带领下逐步发展为饮料帝国。2000年国企改革中，宗庆后及其职工获得55%股权，其中宗庆后个人持股超过29%，而国资比例降至46%。这一改制过程在当时被视为"国退民进"的成功范例，但伴随宗庆后去世，其非婚生子女海外信托基金及资产安排问题浮出水面，公众开始质疑曾经100%国有的娃哈哈，如何在改制过程中形成宗氏家族绝对控制？地方政府在“达娃之争”中坚决支持宗庆后的行为，是否隐含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界限的模糊？

少林寺释永信1987年接掌少林寺时，寺院残破不堪；三十余年间，释永信依托政府，通过“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持股80%）将少林寺打造为全球知名的“宗教品牌”，业务涵盖武术培训、文化演出、养生产品等，年收入过亿。然而，2025年7月少林寺官方通报实锤释永信“违反佛教根本戒律”，包括挪用寺院资金（门票收入）供养非婚家庭、投资海外地产（澳大利亚1248公顷项目）、生活奢侈（16万元金丝袈裟、15辆豪车）等。这引发核心争议，宗教场所的商业化边界何在？当“文化传承”成为商业扩张的尚方宝剑，宗教神圣性与市场逐利性如何平衡？

联想柳传志的“国企改革遗产争议”，则体现了科技企业改制中的产权模糊。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130万元成立公司，后发展为联想集团。1994年柳传志等600余人获得35%分红权，2001年正式转为股权，其中柳传志个人持股约3%。这一“管理层收购”（MBO）模式曾被奉为国企改革样板，但2020年后舆论对其“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不断发酵——尽管中科院通过转让联想股份回收资金超30亿元且仍为第一大股东。争议焦点在于，科研机构创办企业的产权如何界定？创业者贡献与国有资产权益如何公平分配？

宗庆后（娃哈哈）、释永信（少林寺）、柳传志（联想）初始性质国有校办企业、公共宗教场所、中科院下属国企，争议焦点改制中股权分配、家族控制与海外资产宗教资金挪用、商业帝国与个人MBO过程、国有资产定价监管依据，国企改制政策模糊、宗教商业化立法空白、科技企业产权界定不足，混合所有制公正性质疑，宗教公信力崩塌，国企改革路径反思。

三起案例虽领域各异，但共同揭示了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性缺陷：当市场逻辑无差别渗透至国企、宗教等公共属性领域时，缺乏相应的监管框架约束，导致个人或小团体通过“制度套利”获取超额利益成为可能。这种缺陷并非完全源于个体道德失范，而是转型期特有的“制度真空”与“监管宽容”共同作用的结果。

监管长期缺位的制度根源：

历史阶段性与系统性的双重叠加

三位代表人物引发的资产争议，本质上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监管体系未能与时俱进所积累矛盾的集中爆发。这种不遵循“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规律，政策代替法律，监管缺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抛开法律、政策模糊、价值迷失、执行软化与人性膨胀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

市场化导向的价值观异化：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理念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思想解放动力，但也潜藏了人治大与法治，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取代的风险。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增长”与“效率”成为绝对优先目标，市场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扩张）被不加区分地引入国企改革、宗教活动等本应兼顾公共利益的领域。宗庆后通过“搞活经济”的通行证将校办企业转化为商业帝国；释永信以“文物保护”为名给千年古刹装上收费闸门；柳传志则利用“科技产业化”政策将科研院所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这种价值单一化导向下，公共属性、社会责任等核心价值被弱化甚至让位于资本逐利，为各类“变通”操作提供了道德豁免。

转型期政策的过渡性特征：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预见性，改革却“摸着石头过河”，政策代替法律，许多政策存在空白、模糊或为“搞活经济”而有意放宽尺度。国企MBO缺乏细则、宗教场所商业化边界不清、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滞后等问题，使得“打擦边球”甚至突破底线成为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灶吃饭，GDP万能，催生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监管软化——少林寺的商业化被民众批判，但地方财政依赖香火收入；娃哈哈的市场垄断被轻举轻放，只因顶着“民族企业”光环。这种“增长联盟”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利益共生，制度变成“松紧带”，时而收紧规范，时而放松鼓励。

司法实践的“慎捕慎诉”倾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精神，但是出于保护营商环境、维护社会形象的考虑，中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对知名企业家、有影响力人物的宽容倾向。释永信在2015年遭遇弟子举报后，少林寺自查称“私生女实为收养”，调查组最终认定“没问题”，直至十年后才被官方通报实锤；宗庆后在“达娃之争”后补税2亿多元却未受法律追究，甚至被戏称“范冰冰都该感谢他”；柳传志在司马质疑联想改制问题时，舆论争议最终不了了之。这种“成功者豁免”效应客观上降低了对权力与资本结合体违规成本的预期，纵容了部分人的侥幸心理。

个人野心的制度温床：诺斯悖论指出，制度本为约束行为而设，但转型期的制度模糊反而可能激励机会主义行为。在三位代表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相似的行为模式：利用法律制度空白构建商业帝国，通过复杂架构（如股权代持、离岸信托）规避监管，最后以“历史贡献”争取社会宽容。释永信通过“无形资产管理公司”掌控少林寺全球资产；宗庆后设立海外信托安排非婚生子女权益；柳传志则通过分红权转股权实现管理层控制。当个人能力、野心与制度漏洞相遇，公共利益的让渡便成为必然结果。

监管缺位现象反映了发展型政府的内在矛盾：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有时不得不放松管制，甚至默许某些“违规创新”；但当市场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原有监管框架便难以有效约束其行为。这种矛盾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尤为凸显——当社会从“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时，历史积累的监管债务便浮出水面。

监管现代化的路径重构：

法治化、透明化与技术化的三维突破

宗庆后、释永信与柳传志的案例警示我们：缺乏有效法治约束的市场化，必然伴生权力与资本的任性扩张和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当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亟需构建与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基于历史经验与前沿实践，监管现代化应当着力实现法治化、透明化与技术化的三维突破，在尊重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的治理框架。

产权界定与追溯机制的法治化完善

国企改革遗留问题的合规审查：对于联想、娃哈哈等改制企业，应在尊重当时政策环境的前提下，依法对存在重大争议的产权变更进行追溯评估。重点核查三方面：资产定价是否公允（如无形资产评估）、程序是否规范（如职工安置）、后续经营是否履行改制承诺（如技术创新投入）。审查目的非“翻旧账”，而是建立“历史合规性”评估框架，为类似案例提供处理范式。对于释永信涉及的宗教资产，则应区分文化经营收益与宗教捐赠收入，前者按市场原则纳税分红，后者应全用于宗教事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优化：娃哈哈、联想等企业的争议部分源于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建议在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基础上，制定《混合所有制企业监管条例》，国有股权代表派驻机制、特殊管理股（黄金股）的设置条件、社会资本退出时的优先回购权等。特别是对校办企业、科研院所办企业等特殊类型，应建立“三清单”制度（产权清单、贡献清单、责任清单），清晰界定国家投入、团队贡献与市场积累三部分的权益比例。

离岸资产与跨境税务的穿透式监管：三位人物均涉及海外资产安排，反映出现行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滞后性。应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全面执行CRS（共同申报准则），要求高净值个人主动申报离岸信托架构；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将“受控外国企业”规则扩展至个人；建立宗教组织、基金会等非商业机构的跨境资金流动报备制度。通过“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破解通过复杂架构转移资产的行为。

监管执行体系的透明化改革

破除“慎捕慎诉”的过度保护：对涉嫌侵占国有资产、挪用公共资金、利用影响力非法牟利等行为，无论涉及何人，过去多少时间，都应依法调查处理。特别要建立“身份中立”的执法原则：对企业家、宗教人士等特殊群体，既不因其身份加重处罚，也不因此减轻责任。司法机关应独立行使职权，杜绝因历史贡献、社会地位等因素法外开恩。同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防止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责。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当前市场监管存在“政监合一”、“分段监管”等问题，影响执法效能。可借鉴金融监管经验，在特定领域推进“监管局”模式：对宗教资产管理，设立跨部门的“宗教场所财务监管局”；对国企改制遗留问题，成立“国有资产合规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应具备三方面特征：直接向国务院报告，不受地方干预；人员实行专业资格认证；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专项。同时建立“监管举报人保护制度”，鼓励内部如少林寺弟子释延鲁这样的举报行为。

社会监督机制的创新：针对三位人物案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构建多层次监督网络。对上市公司，要求披露最终实控人及其离岸关联方；对宗教组织，强制实施财务公开与独立审计；对国企改制企业，建立“职工监事”席位保障基层知情权。特别要重视新媒体时代的公众参与，建立“监管大数据平台”整合工商、税务、宗教等部门的公开数据，方便社会力量监督。

技术赋能的风险预警与制度创新

“监管科技（RegTech）”工具的应用：三位人物的资产操作往往通过复杂架构实现，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应对。可引入三项技术解决方案：知识图谱技术破解股权代持、关联交易网络，深圳试点显示该技术可使异常资本流动识别效率提升300%；区块链存证用于宗教捐赠流向追溯，确保“每一分香火钱都可审计”；自然语言处理（NLP）监控网络举报线索，构建早期风险预警指标。这些技术并非为了“监管过度”，而是使监管资源精准投放于高风险领域。

“智慧监管”体系的构建：建议制定《市场监管数据共享条例》，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建立“企业数字身份证”制度，实现全国市场主体唯一标识；开发“监管信息高速公路”，支持跨区域网络监管协作。对释永信案例中的宗教商业化行为，可构建“商业化指数”监测体系，包括：经营收入占比、关联交易规模、知识产权收益等指标，超过阈值自动触发深度检查。

监管能力的代际升级：当前监管队伍面临知识老化、工具落后等挑战。应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工程”：在国家行政学院设立监管专业硕士项目；编制《穿透式监管操作指南》；建立“监管沙盒”模拟复杂案例处置。特别要培养“双栖型”监管人才——既懂宗教法规又晓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专家，才能应对少林寺这类特殊主体的监管需求。通过法治化、透明化与技术化的三维突破，中国监管体系有望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治理”，从事后惩戒走向全过程防控。这不仅有助于化解历史积累的监管债务，更能为高质量发展构建“既包容创新又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正如黄建洪教授所言：“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形成有机互动，是建设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

价值观与制度文化的深层变革：

超越“非黑即白”的历史辩证

宗庆后、释永信与柳传志的争议案例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公众的愤怒不仅针对具体行为，更是对某种系统性不公的情绪宣泄。

在讨论监管体系技术性完善的同时，我们更需关注深层次的价值观与制度文化变革，避免陷入简单的“非黑即白”道德审判，而是在历史语境下理性审视市场化进程中的复杂命题。

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

从“增长至上”到多元共容

“GDP崇拜”的反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增长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宗庆后创造就业、释永信振兴少林、柳传志推动科技产业化，他们的贡献确实值得肯定。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社会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单一的经济指标已无法全面衡量发展质量。娃哈哈的家族控制与创新乏力、少林寺的商业化对宗教神圣性的侵蚀、联想在核心技术上的投入不足，这些后续发展中的问题恰恰反映了“唯增长论”的局限。

企业家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三位人物都曾被捧上神坛——宗庆后是“民族企业家”典范、释永信是“佛教改革家”、柳传志是“中关村教父”，这种造神运动本身反映了市场转型期社会对成功者的过度追捧。健康市场经济需要的既不是道德完人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而是遵守法律和规则、创造价值的企业公民。任正非之所以能在舆论场保持相对稳定的评价，正因其始终强调“华为只是做生意的”，这种角色认知的清醒值得借鉴。

制度激励的价值观引导：当前对企业的评价过多集中于规模、利润等经济指标，缺乏社会价值维度的引导。建议构建“企业社会综合贡献指数”，将员工福利、创新投入、环境友好、商业伦理等纳入评估体系，与信贷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挂钩。对宗教等特殊领域，更应建立“双重底线”（财务底线与使命底线）考核，防止少林寺式的使命漂移。通过制度设计，让社会价值内化为企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非外部强加的负担。

改革叙事的代际转换：

从“原罪宽容”依法追溯

历史正义的渐进实现：三位人物的争议行为大多发生在特定政策环境下，若用现行法律追溯过去，确有“刻舟求剑”之嫌；但完全不予追问，又难平社会不公感。对此可借鉴“历史合规性评估”方法：将行为置于当时政策与现行法律的双重框架下审视，既承认历史局限性，也明确现行整改要求。例如对国企改制中的产权问题，可设置“整改宽限期”，在补缴款项、恢复部分公共职能等前提下予以法律豁免，实现“追溯但不追溯”的平衡。

改革话语体系的更新：柳传志遭遇的舆论反噬，部分源于其仍沿用“科技产业化”“体制突破”等传统改革话语，而年轻一代更关注“核心技术自主”“共同富裕”等新命题。这提醒我们：改革是永恒命题，但其具体内涵需随时代演进。当前应构建“改革2.0”话语体系，将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有机统一，避免将改革简单等同于放松管制或国退民进。监管现代化本身正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对市场化的否定。

社会宽容的制度化渠道：三位人物案例显示，中国社会对改革先锋存在先过度追捧、后过度批判的两极化倾向。建议设立“改革历史贡献认定委员会”，对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制度突破的企业家、专业人士进行客观评估，将其贡献转化为养老金补贴、医疗优待等实质性权益，而非给予法外特权。这种“贡献可认可、错误不姑息”的区分处理，既维护法律严肃性，也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监管哲学的范式转型：

从“父爱主义”到协同治理

监管者的自我革命：三位人物能长期处于监管盲区，部分源于监管机构的“父爱主义”思维——将重点企业、重点机构视为“自己的孩子”，重培育轻约束。现代监管应确立“保持距离型”监管哲学：尊重市场主体自治权，但坚决守住底线；理解宗教组织特殊性，但不放弃依法监管。向曙光提出的“推进分段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传统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变、部门监管向开放共治转变”，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试错容错的制度化设计：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风险与失败。监管体系需区分“恶意违规”与“善意试错”，对后者建立“容错清单”机制：企业在新技术、新模式探索中，可提前报备可能触及现行监管边界的行为，在满足无主观恶意、风险可控、信息透明等条件下，给予有限期、有限度的监管豁免。这种“安全港”制度既保护创新积极性，又避免监管空白被滥用。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三位案例显示，单纯依赖政府监管或市场自律都存在局限。未来应构建“四维治理网络”：政府完善规则体系与执法机制；行业协会建立自律标准与黑名单；媒体与公众组成监督网络；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评估。例如对宗教商业化问题，可形成“政府管准入、协会定标准、信众评效果、审计核财务”的协同体系，避免少林寺式的内部人控制。

通过价值观与制度文化的深层变革，中国有望构建更加成熟、理性的市场经济生态。这种生态既认可企业家、专业人士的历史贡献，又不将其神化；既接受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又坚守社会公平的底线原则；既尊重改革探索的历史条件，又坚持依法治国的当代要求。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宗庆后、释永信与柳传志式的争议反复上演，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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