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若听毛主席的意见，压根就不会发生

 

 

大家好，我是寒牛出栏！

这篇文章，我们来讲下关于“皖南事变”发生前的历史细节。

小编个人认为，如果项英同志听取了毛主席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那么“皖南事变”就完全可以避免，新四军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皖南事变发生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史料

 

根据史料记载：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的围剿伏击。8日新四军陷入重围，血战七昼夜之后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刘厚总杀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这个老贼，打鬼子不行，搞内讧很在行。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去打鬼子为遇难的百姓报仇，竟然对自己同胞下黑手，围歼了6000余新四军，推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损害了中国抗战力量。

 

这件事，老蒋做得太不地道了，被历史钉在耻辱的柱子上，遗臭万年。

 

其实，皖南事变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

 

因为毛主席很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集团会在南方地区搞摩擦，并多次提醒项英、叶挺等人要尽快把新四军主力转移到苏南地区或皖东根据地，不要留恋皖南老地方。

 

 

根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文集》等文献记载，毛主席前前后后提醒了十多次项英和叶挺等人。但项英等人态度含糊、行动迟延，没有把教员的电文放在心上，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犹犹豫豫，错过了最佳转移时间，才会导致后来的悲剧发生。

 

从内因的维度来分析，时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有不可推脱的领导责任，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事变中被身边的叛徒杀害了，非常遗憾可惜。

 

 

我们以史料为证。

 

史料一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致电东南局书记项英并转东南局各同志，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修订版，第163页）

 

从这份电文中告诉我们几个历史细节。

 

“皖南事变”发生前一年，毛主席就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电提醒过项英等人，要求新四军把发展的重点聚焦在江北及华中，而不是单方面加强皖南地区的力量。

 

毛主席认为，皖南地区在战略上不具备发展空间，该地区蒋介石摆了十个师在那里，新四军的活动完全被友军钳制住了，抗日形势有变很容易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伏击，很难发展起来。

 

为了说服项英，毛主席在电文中还讲到在华中地区发展的好处，并且举例了彭雪峰部和李先念部在华中地区发展很好的例子。彭雪峰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到九千人。

 

蒋介石顽固派对当地形势也做过分析，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电文还提到一个历史细节。

 

1939年3月，周恩来同志跋山涉水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亲自出面做项英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周恩来的口才、魅力和资历，他是中共内部最有希望说服项英的高层人物，这是毛主席的想法与安排。

 

周恩来到了皖南军部，具体同项英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与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高层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制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第三个历史细节。

 

毛主席在电文中建议项英从江南抽调一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壮大华中地区的力量。项英后来从江南抽了两个团去江北，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私自把江北两个团调回江南。

 

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项英等人并没有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打了折扣。其中原因，粟裕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文章后面再详细谈这个问题。

 

史料二

 

1940年1月29日，毛主席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修订版，第165页）

 

这个电文表明，毛主席再次提醒项英和叶挺等人。

 

电文中，项英的名字排在叶挺前面，这里蕴藏着一个历史细节。

 

在新四军内部系统，叶挺是军长，项英是副军长，但论实际权力和地位，项英都比叶挺要高很多。

 

因为项英还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副军长。加上新四军的班底是南方各省打游击的各路红军，而项英又是留守南方打游击的中共高层领导之一，所以他在新四军内部有很高的威望。

 

由此可见，项英才是新四军内部实质性的最高领导人。

 

新四军初建时，陈毅是新四军下属第一支队司令员，粟裕是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是第三支队副司令员。

 

 

史料三

 

1940年5月5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电报，明确指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7页）

 

在这份电文中，毛主席明确告诉项英和陈毅两位同志，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要尽可能远离中央军的势力范围，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否则对抗日大计不利。

 

这个战略预判，在后来都得到验证。

 

史料四

 

1940年7月12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人，明确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1页）

 

这份电文表明，毛主席建议项英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转移到苏南地区。

 

为什么毛主席要让项英率领军部及主力部队转移到苏南地区？

 

这是根据战争敌我形势分析的正确部署。

 

当时，苏南是敌占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不敢去，即使去人数也不多，真正摩擦起来，新四军未必会吃亏。

 

而皖南地区是国统区，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势力范围，皖南新四军正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

 

为什么项英同志看不清战争形势呢？

 

即使缺乏大战略视野，看不清未来的形势，但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等人已经多次讲了这个问题，把战争形势讲得很通透，压根就不存在看不清的问题，而是他在盲目执行王明的右倾路线，把教员正确意见抛在脑后。

 

陈毅和粟裕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收到毛主席的电文，立马就看明白了中央部署的意图，立刻率部从苏南地区转移到苏北地区，成立了苏北指挥部。这个举措（成立苏北指挥部），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方便作战指挥，也是毛主席的提前布局，后来得以保留了新四军部分精华力量。

 

如果这个时候，项英听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议，立即把军部和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到苏南地区，还是可以避免“皖南事变”的发生。

 

在转移苏南的过程中，蒋介石顽固派肯定也会出兵阻击，只要项英敢于正面反击，提前准备，战术得当，损失也不会大，主力部队还是可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苏南地区。

 

到了苏南地区，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就能同陈毅和粟裕苏北指挥部取得联系，大家相互可以支援，老蒋一下吃不掉新四军主力。

 

这次，项英仍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正确部署。

 

史料五

 

1940年11月24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发电报，指出：“（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5页）

 

这个时候，形势已经恶化。

 

新四军若能立刻向江北方向转移，经过战斗之后，还是能保留大部分骨干的。但项英等人还在观望，仍没有意识到危险已逼近新四军。

 

一个月后，新四军仍没有向北转移的行动，这可急坏了在延安运筹帷幄的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

 

12月18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再次给叶挺、项英等人发电报，要求皖南部队务必迅速渡江。

 

12月20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再次联名发电给叶、项，要求叶挺迅速渡江，不要征求蒋介石的同意。并要求他们与江北的刘少奇、张云逸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对岸做好准备。

 

十万火急的时候，如果你是叶挺急不急？当时会不会立即带一部分人迅速渡江？如果你是项英的话？会不会率军部和主力部队转移北上？

 

叶挺是名将，知道军部北移的重要性，也看懂了毛主席的军事部署，奈何他调不动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只能在原地干着急。

 

 

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电报。电文内容如下：

 

史料六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从电文内容来看，毛主席措词很严厉，心情很愤慨，就差没有骂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面对项英等人的请示，毛主席此时也是回天乏术，只是着重强调三点：

 

首先，项英你们要有北移的决心，只要下决心北移，就还有突围的希望，就没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其次，你们不要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北移，达到北移的目标。

最后，在转移中如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要有自卫反击的准备与决心。

 

在电文的最后，毛主席预判到一个结果，如果项英等人还犹豫不决，那么新四军一定会吃大亏。

 

项英看到毛主席回复的电文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结果还拖了一个星期才正式动身。

 

于1941年1月4日同叶挺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7日，新四军在茂林遭遇蒋顽8万多人的围剿伏击，被打得措手不及，几近全军覆没。

 

 

《吴子兵法》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古代名将吴起认为，治军的将领在作战指挥时，必须决心果断，切忌优柔寡断。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就犯了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兵家大忌。

 

重点问题来了。

 

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是新四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早在1930年他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在中央苏区担任中革军委会主席。按理，他作为党内高层领导，具有很高的政治悟性，应该带头执行中共中央各项决策才对，而不是带头与党中央唱反调。

 

为什么项英没有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为什么项英不听取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正确意见？

 

这里面涉及到党内路线之争的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党内仍存在路线之争，主要聚焦在教员和王明的革命分歧。毛主席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战略，强调保持八路军的独立性；而王明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八路军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调遣。

 

在皖南地区，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实际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导致他对蒋介石集团的搞摩擦产生错误认识，低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剿，才酿成历史大错。

 

关于这点，粟裕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叙述，我们来看粟裕大将是怎么讲的。

 

史料七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页）

 

1938年，新四军刚组建时，粟裕是新四军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1939年8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粟裕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员，是“皖南事变”前后的历史见证人。他对项英同志在皖南地区的革命历史是比较熟知的，评价也最为客观实际。

 

粟裕大将在其回忆录还讲到一件事：

 

史料八

 

“1940年3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18个团的兵力，企图切断我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我军之势。……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160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等部调回皖南。”（《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2页）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项英同志在皖南地区执行的是王明右倾路线，多次错过了北移的大好机会，为“皖南事变”的新四军主力被全歼埋下历史伏笔。

 

小编认为，项英同志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意志很坚定，组织能力很出色，坚韧不拔很励志。但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他没有站在革命事业的全局来看问题，格局没有完全打开，把革命信念和个人情感混淆，盲目执行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葬送了自己的革命前途。

 

另一个正面案例就是陈、粟。

 

1939年8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陈毅担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粟裕担任副指挥员。

 

陈毅和粟裕同志就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政治军事路线，并且分工配合到位。他们听从毛主席的指挥，按规定把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发展，这样就避免发生战略性的错误，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包饺子。

 

根据史料记载：1940年，陈毅、粟裕等人指挥新四军7000余人，在黄桥决战中，击败了蒋顽的猛烈进攻，取得了歼敌1.1万余人的辉煌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也实现了毛主席“发展华中”的抗日战略构想。

 

所以干革命跟对人很重要。

 

跟毛主席走的，最后都成了开国帅将，青史留名；跟张国焘、王明走的，最后都成了历史反面教材。

 

皖南事变、湘江战役，都是不听毛主席的意见，才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是血的教训。

 

历史再次证明，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不听从毛主席的意见，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都要吃大亏，最终都将失败。相反，听从毛主席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终都能走向胜利。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来源：寒牛出栏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