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针对民间智库“昆仑策”采取了“谩骂”“抹黑”与“造谣”等卑鄙手段，并引发一系列对“昆仑策”及左翼思想的攻击。文章通篇用词激烈，态度傲慢，甚至使用诸如“大粪坑”“蛆虫”等粗鄙字眼对“昆仑策”及其相关人物进行人格侮辱。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清算式批判，其实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实拥护者的压制，是对人民群众表达呼声与实践探索的粗暴打压。面对这种片面、情绪化、带有强烈政治偏见的指控，我们必须站出来还原真相，旗帜鲜明地捍卫“昆仑策”所代表的左翼阵地，为社会主义话语权而战。
当前一些舆论往往动辄给坚持人民立场、倡导社会主义原则的平台贴上“极左”的标签，仿佛只要批判市场滥权、反思改革路径、倡导公平正义，就意味着与发展为敌、与现代化背道而驰。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话语结构，其本质不是推动理论争鸣，而是为右倾思潮大开绿灯，为资本逻辑护航，把一切不顺耳的声音打成“倒退”。所谓“昆仑策歌唱前三十年、反对后四十年”，不过是个别人有意歪曲其历史分析视角，而实际上，“昆仑策”并没有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而是在批判新自由主义错误倾向的同时，捍卫社会主义初衷，主张改革不能改向资本主义的歧路。这种在坚持改革方向与坚持人民立场之间寻找辩证平衡的努力，恰恰体现了“昆仑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
将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极左”，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掩盖了现实中的深层矛盾。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多元理论视角的交流与争鸣，而不是标签化、敌人化的舆论打压。昆仑策所提供的恰恰是对改革历史进行冷静思考、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空间，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走极端”的回潮力量。
对“昆仑策”的第二大指控，是其“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稍加梳理其历年发文就会发现，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断章取义。实际上，“昆仑策”从未否定改革开放，而是持续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增强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无序放权、无限市场化，更不是将发展成果拱手交给少数资本寡头。所谓“反市场”，实际是对市场机制异化为资本垄断工具的警醒；所谓“歌颂计划经济”，其实是在反思完全市场主导路径带来的诸如垄断、贫富悬殊、土地资本化、社会流动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昆仑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这个本。”这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邓小平总理改革路线的真正继承与发展。“昆仑策”支持依法发展民营经济、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支持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反对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支持生产力解放、反对生产关系的严重异化。这些观点不是倒退，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色的改革深化，是对“人民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这一根本原则的忠实坚守。
文章试图将“昆仑策”对张文宏、钟南山、莫言等个别人物的批评视为“对专家的羞辱”，甚至污蔑其“煽动民粹”“制造撕裂”。然而，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鼓励人民对知识权威的合理质疑与公共政策的民主讨论。“昆仑策”历来主张知识民主、反对精英垄断话语权。当前，“权威”二字已被滥用为压制公众质疑的工具，资本化的医疗产业链、精英文学的脱离群众、以及历史叙事中的选择性失忆，都需要被不断审视与追问。
“昆仑策”正是在执行这一职责，它在重新审视抗战历史时并非否定国共合作，而是呼吁更多正视人民战争的广泛性、强调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核心性；它批评医疗话语权的资本化，不是反科学，而是反对医药资本对公共健康资源的操纵；它对莫言等人提出质疑，是希望文化产品回归人民、回归现实，而不是沉溺于抽象的西式人道主义与空洞的颓废叙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人民群众在舆论、文化和知识领域拥有更多表达权与参与权，我们的国家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文章强调“昆仑策”注册资金少、非官方智库，试图以此贬低其合法性、学术性和政治地位。这种逻辑恰恰暴露出一些人对“权力崇拜”和“体制认证”的迷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民间研究机构、非官方智库、基层知识分子本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舆论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宗旨，积极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需求，不断强化各类智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文化传播、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为改革发展聚智聚力。 ”如果一个平台因为非官方背景就要被否定、打压，那不仅违背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也将扼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活力。
“昆仑策”依托广大基层群众、左翼青年和独立学者，自发形成的舆论影响力，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话语权的天然渴求。它是党与人民联系的桥梁，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具体体现。只有允许“昆仑策”这样的平台存在，我们才能真正防止话语场被资本或极端思潮绑架，才能更好地坚持“四个自信”，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结尾部分，文章以“极左将毁掉社会主义”做总结，甚至搬出邓小平总理南巡讲话来佐证其立场。这种断章取义、选择性引用的方式，不仅误解了邓公讲话的深意，也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核心。邓小平同志强调“反对‘左’的东西”，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端做法。事实上，邓小平同志更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大胆试验与纠偏。而今天，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浪潮重新抬头的背景下，谁才是真正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坚持人民路线的左翼，还是醉心于“市场万能”“资本至上”的右倾思潮？
“昆仑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深沉信仰的践行者。正是因为信仰这个制度，它才希望修正其偏差、警惕其蜕变；正是因为信仰人民，它才愿意承受污名、与权势抗争、在边缘发声。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允许“昆仑策”这样的声音存在，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的思想活力正被钝化、人民的主体地位正被弱化。
今天，我们所致力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坚持人民民主、法治精神和制度自信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是在于它兼容并包、广开言路，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思想之间的充分沟通与博弈，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修复与系统优化。因此，在这个制度下，舆论生态的多样性不是障碍，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昆仑策”正是在这种制度保障下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平台。它虽不是体制内的智库机构，却代表了广大基层人民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声音，是中国理论界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它敢于指出现实问题，直面社会矛盾，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制度思考，虽然其中不乏激烈甚至偏颇之处，但恰恰是这种“激烈”，体现了一种制度自信和理论活力的张力——只有真正自信的制度，才敢于容纳批评与异议；只有真正面向人民的政党，才愿意倾听人民群众来自边缘的呼声。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昆仑策”这样为人民鼓与呼的平台继续存在，反而动辄以“极左”“造谣”“黑嘴”等帽子将其打成靶子，甚至主张其被“清理”“肃清”，这不仅是对人民话语权的粗暴剥夺，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动与制度信仰的崩塌。
我们要看到，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西方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舆论围剿不断升级，如果我们在内部连左翼阵地都不能坚守，那我们的制度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认同将面临严重空心化风险。正因为我们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才要捍卫人民的表达权、思想的批判力和理论的多样性。这是我们的底气，更是这个伟大制度的尊严所在。
（作者：嗣文，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双峰县青联委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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