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4 月党的七大召开八十周年。父亲马纯古是七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为了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4 月上旬，我和爱人李晋华赴延安参观学习。
一、父亲生前的手稿
4 月 8 日，我们抵达延安市，当晚，受到了延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周莉、原副主席李五明等领导的热情接待。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将父亲生前的一份手稿捐赠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旧址陈列馆。我说明了父亲马纯古手稿的历史背景。文革期间，父亲在“五七干校”劳动，1971 年 6 月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五十周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在延安的经历，题为《纪念党的五十周年回忆两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半个世纪过去了，手稿依然完好地保存在父亲的遗存资料中。这一天，我将手稿转呈周莉副主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是会赞同这一以举动的。
读父亲的手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在七大召开前夕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和谈话。
父亲按照党组织指示，于 1940 年 11 月抵达延安，在杨家岭生活工作了五年。其间，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组织后来与妇女、青年的组织合并成为民众运动委员会。1945 年七大开幕前夕的一天，睡梦中的父亲被叫醒，得知要随民委书记邓发去枣园，向毛主席汇报他在七大上的发言。同行的有职委的李颉伯、马纯古，妇委的蔡畅、欧梦觉，青委的蒋南翔、宋一平。从杨家岭到枣园大约有七、八里路，一行人走夜路，到达枣园毛主席居住的窑洞时已经是下半夜三点钟了。这时，毛主席与其他同志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但稍等片刻，毛主席送客后就热情地召唤邓发等人进入窑洞，边走边与每个人握手、打招呼。除了父亲外，毛主席与其他几个同志很熟悉，轮到与父亲握手时，出现了尴尬的场面。父亲说，到延安后在大会或文艺演出时，曾多次见到过毛主席，互相也打过招呼，但毛主席没有记住他的名字。父亲回忆这次见面说：毛主席“对我面熟，但叫不出我的名字。”站在一旁的邓发发现后，立即打了个圆场：“他就是内战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马纯古。”毛主席听后立即笑出声来，握着父亲的手说：“哦，对不起来！”父亲说，毛主席那里很随便，也没有什么指定座位，大家就近入座。青委的宋一平大病初愈，坐在窑洞门口，毛主席看见后，站起来说：“你是病人，怎么能坐在那里，我和你换个位子，我坐在门口不要紧。”大家见状，纷纷争着要让座，但宋一平不肯，坐着不动，大家只得作罢。
会议开始后，邓发先作了汇报，随后大家展开了谈论。父亲回忆说：“主席主持讨论很民主，好似家庭内部谈话一样，大家毫无拘束，自由发言，主席插问，也插着发表意见。”父亲被这种轻松的氛围所打动，大胆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区建立起来的工会，多是自上而下的，内容不充实，和群众的关系不密切。”在座的几位同志也都在白区工作过，认同父亲的发言，肯定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毛主席针对父亲提出的意见，指出：“我们的思想不要有片面性。革命政权建立之后，自上而下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团体，也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不要否定它。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充实这些工会和群众团体，加强和群众的联系问题。”父亲等听后感到很高兴，说“解决了我们当时的思想问题。”在回杨家岭的途中，邓发对父亲说：“主席站的比我们高，看问题比我们全面。”
我曾向父亲请教过这个问题，得知他之所以在毛主席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源自于他自身的经历。到延安后，他看到公营企业工会，都是党组织出面建立起来的，干部也是党组织派的。所以父亲认为这种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工会，群众基础薄弱。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是白区，党组织不能公开出来组织、发动群众，于是就混在工人群众中做工作，以工人群众的面目，动员群众自发建立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如兄弟会、互助会等。这些组织以合法的面目出现，自己选干部，自己决定干什么，党组织则从中培养骨干，秘密地发展党员。父亲体会到这种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工会性质的组织，有坚固的群众基础。而邓发说“主席站的高，看问题全面”，是指毛主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展望到取得革命政权后的情况以及应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当年毛主席指出的“如何充实这些工会和群众团体”的问题，仍然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工会等群众团体应该认真对待的。
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旧址
4 月 9 日，我们在延安市总工会宣教部长张娜陪同下，参观了位于杨家岭东山上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旧址，这里是父亲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一位端庄秀丽的女讲解员早早地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来访。
旧址中《中国工人》杂志编辑部的两口窑洞，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杂志，于 1940 年 2 月 7 日在延安创刊。毛主席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已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父亲 1940 年底抵达延安后不久，就接手《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这本杂志共出版了 13 期，1941 年主要内容改为《解放日报》副刊的月刊。其间，父亲一直任“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是父亲履历中的一个“官称”，最早出现在 1979 年 3 月父亲逝世后追悼会上倪志福宣读的悼词中。（见 1979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在延安与父亲共同工作过的陈用文（曾任《工人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受全总党组委托起草悼词。我清楚地记得他拿着草稿到家里来征求母亲及孩子们的意见时说过的一段话：“那时（延安时期）没有什么社长、总编的叫法，就几个人，组稿、校对、印刷、发行，什么都干，纯古同志是负责人，带着我们年轻人干。为了让大家明白纯古同志的作用，我加了个称呼叫‘责任编辑’”。在负责这项工作的同时，父亲还常用“马亚人”的笔名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文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延安时期的老工人写信给全国总工会机关，寻问当年的“马亚人”。
在此之前父亲已多次做过编辑、发行期刊杂志的工作了。1932 年 4 月，父亲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协助同学许涤新创办《社会现象》，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久，又在社联的《正路》期刊上发表文章。1934 年 4、5 月间，父亲调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工作，是该组织领导下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的负责人之一。其间，担任工联机关刊物《铁锤》《真话报》（油印版）的编辑工作，集撰稿、排字刻印、发行于一身。因此，父亲在延安担任《中国工人》的“责任编辑”时，对这项工作已经轻车熟路了。
父亲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期间，还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邓中夏，1928 年赴苏联工作后，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 年夏，他奉命回国。此时，按照他的计划，这部著作尚未完成。但在这一年，苏联中央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3 年9 月，邓中夏被捕后英勇牺牲，其著作就成了他的遗作。到了延安时期，毛主席倡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史。在这一活动过程中，解放社于 1943 年 5 月再版了邓中夏遗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为了再版邓中夏遗作，当年，父亲受解放社委托，对苏联出版的中文版本进行校对，并为该著作撰写了《再版声明》。父亲逝世后，有纪念文章这样描述父亲在校对过程中的工作作风：“他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点校，稍有疑问，他都一一请教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有关同志，对同志负责，对历史负责，一丝不苟。当年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深为他的这种作风感动，也受到党的严肃认真的作风的深刻教育。”“延安时期，当时的同志们就尊称他为‘党化人’，就是说，他只埋头工作，处处想的是党的利益。”（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工人日报》1979年 4 月 11 日）父亲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期间，得到的“党化人”这一对尊称，至今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
三、中共七大会场旧址
参观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旧址后，我们走下东山，又走进紧邻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这座大礼堂于 1939 年开始建造，1942 年竣工落成。据说正门上方的“中央大礼堂”五个大字，是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题写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 年 4 月 23 日开幕，于 6 月 11 日闭幕，会场就设在这座大礼堂内。七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如今中央大礼堂四周的围墙，围成一座大院子。这里已成为党史教育基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成群结队。前院的一片空地，也成了各单位讲党课的课堂。
父亲是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当时有候补代表），当年随华中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出席了大会。会场一侧靠墙摆放着一块大镜框，其面积估计近两平米，展示的是“七大代表座次表”。表中显示主席台前一条通道的两侧，是代表座位的区域，座次表中清楚地标示着每位代表的名字。我们在表中主席台前方左侧区域内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从侧门走出大礼堂，就是后院。后院中间横卧着一座椭圆形巨石，两面的上方刻着一排红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下面按照各地区代表团，分别刻着每位代表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刻在华中代表团（113 人）的名录中。这块巨石如同一座历史里程碑。
此时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生前没有谈及过他参加七大会议的具体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是，父亲在纪念建党五十周年的文章手稿里，有一段回忆七大结束后的文字。父亲说，党的七大结束后，陈毅带领华中代表团的部分代表，约30 人左右，在离开延安前到枣园向毛主席辞行，父亲也在其中。30 人中大多是军事干部，做地方工作的不多，像父亲这样做地下工作的更少，只有三、四位。因此，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华中形势和军事问题的。这次见面在座的还有朱德、陈云、任弼时等同志。
父亲说：毛主席“讲话的大意是，在日寇投降后，党的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但国民党要独吞抗战果实，看来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同志们回华东必须作充分准备，如敌人来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倍至八倍，消灭敌人。”父亲还说：毛主席“反复阐明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父亲记得这次谈话从晚饭后开始，一直持续至半夜 12 点以后。父亲说，毛主席在这次谈话后不几天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查《毛泽东年谱》，得知毛主席赴重庆的日期是 1945 年 8 月 28 日。父亲说，这一天他也和众多干部、群众到机场为毛主席送行。第二天（8月 29 日），父亲随华中干部队伍离开延安，长途行军，奔赴华东。父亲奉命潜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我们结束了在延安的参观学习，4 月 10 日启程返回北京。
2025 年 4 月
（作者系老一辈中国工会领导人、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劳动局长马纯古同志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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