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从胡锡进现象解构“体制内公知”价值迷思与舆论风险

 

中国舆论场从来不缺乏争议性人物，但像胡锡进这般兼具体制内光环与民间争议的“双面角色”，堪称独特样本。作为《环球时报》前总编辑，他既享受着体制赋予的传播特权，又在退休后通过自媒体构建“体制内观察者”的人设；既貌似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又在具体事件中表现出对西方价值的暧昧认同。这种矛盾性不仅折射出个人价值取向的混乱，更暴露出转型期中国舆论生态的深层危机。

一、立场摇摆陷入公信力透支的“旋转门”困境

胡锡进的舆论影响力源于其特殊身份——既曾执掌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又能在退休后通过自媒体持续输出观点。这种“退而不休”的模式，本质上构建了体制内外信息传播的“旋转门”。2023年笑果文化事件中，他先是以“治病救人”为由质疑处罚力度，待官方定性后迅速转向支持，被网友讥讽为“舆论变色龙”。类似的前后矛盾在佩洛西窜台事件中同样显现，先歇斯底里地鼓吹“击落座机”的强硬姿态，后又断言“中美战争无胜算”，这种“既要流量又要安全”的投机策略，实质是对主流话语体系的解构。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言论对公众认知的误导效应。2023年长江大学反诈讲座不雅视频事件中，他主张“淡化处理”，与公众要求彻查的诉求形成尖锐对立。这种以“保护基层”为名的绥靖主义，本质上是对网络舆情治理规律的误导。清华大学学者洪山指出，当体制内人士利用公信力为模糊立场背书时，其言论裂痕会被放大为制度信任危机。

二、价值撕裂使爱国主义的话语异化

胡锡进对爱国主义的诠释始终处于“工具化”与“庸俗化”的摇摆中。他既强调“强大国家是民生保障”，又在农夫山泉包装争议中批判“爱国主义庸俗化”，这种看似辩证的论述实则消解了爱国主义的严肃性。其核心矛盾在于，他将国家利益简化为经济指标，将民族情感矮化为流量密码。

值得警惕的是其价值输出中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国家安全机关号召“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胡锡进却要说“不要搞成一个‘全民抓间谍’的‘群众运动’”；董明珠防范“海归中有间谍”，他却借题发挥，以“违反劳动法”为由要求企业家道歉，而选择性忽视企业用人自主权。这种将经济议题政治化的操作手法，与某些西方媒体对华污名化策略形成镜像。北京大学张伊教授指出，此类言论实质是“用新自由主义框架解构国家主权叙事”。

三、国际认知偏差形成战略焦虑的话语投射

胡锡进的国际事务评论常陷入“战略悲观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矛盾。他既承认中国发展成就，又在具体事件中渲染“遏制论”，这种认知错位折射出部分体制内人士的转型焦虑。

其言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残余更值得深思。在评价日本核污水排放时，他既批评国际社会反应不足，又暗示“技术处理存在合理性”；在讨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时，常以“偏见”简单化回应，缺乏对国际传播规律的深层剖析。这种思维定式与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形成鲜明反差。

四、身份悖论成为体制资源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胡锡进家族背景的争议性，为其价值取向提供了现实注脚。其女被他安排就职于《环球时报》体系、全家信仰基督教等事实，虽无确凿证据表明与其言论倾向存在直接关联，但客观上加剧了公众对其“双重身份”的质疑。2013年擅自变更外访路线报销公款事件，已暴露出其规则意识的薄弱；2020年儿子国籍传闻引发的舆论风波，则进一步放大了公众对“特权阶层”价值取向的警惕。

这种身份困境在退休媒体人中具有普遍性。现行制度对离职人员言论边界缺乏明确规范，导致部分人利用“体制内人设”谋取流量红利。胡锡进价值观存在问题经常在带节奏，在房地产政策评论中的摇摆，在退休金改革讨论中的投机，在对美关系上的绥靖，本质上是将公共话语权转化为个人资本的商业化操作，且涉嫌向美西方送投名状。

五、重建舆论场的价值坐标治理

“胡锡进现象”反映了体制内一些人员的价值取向和利益为先的问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少麻烦，也形成特权阶层对人们的误导，让不少人形成了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当依法规范，从多维度治理。

1、完善制度约束。设立公职人员退休行为言论规范，重申党员干部必须在党章规范内活动，不得从事党章禁止的行为及发表言论，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尽快修订《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体制内离职人员的言论责任，建立“旋转门”审查机制。

2、强化党性原则。新闻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破除西方媒体所谓“价值中立”的障眼术，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

3、重塑公共理性。政府通过智库建设、专家解读等渠道，加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报道宣传力度，压缩情绪化言论的传播空间，重建事实与价值的平衡。

4、激活社会监督。建立“公众人物言论影响力评估”体系，对具有特殊背景者实施动态舆情监测；推广“朝阳大妈”经验，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

胡锡进的价值迷思，本质上是全球化冲击下中国舆论场价值重构的缩影。当体制内话语体系遭遇市场逻辑的侵蚀，当民族主义叙事面临多元价值的挑战，重建共识的关键在于，既要警惕“泛政治化”的话语暴力，也要抵制“去价值化”的相对主义；既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话语阵地，也要为理性批评开辟空间。唯有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完善法律法规，在法律规范下，坚守与创新中找到平衡点，才能避免胡锡进们成为撕裂社会共识的舆论暗礁。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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