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看到，在近十多年的义务教育环境当中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为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就叫课外培训机构。课外培训机构现在的体量已经超过了小学，有22万家机构还是多少，800万教师，这远远超过小学——小学总数是16万所。有人说，我们在公办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教育培训的实质是什么？有人说，一言而蔽之，就是制造焦虑、满足焦虑——这就是它的生意经，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起跑线上的竞争”这样的忽悠这些年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家长的共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毫无价值，而且完全不真实的，就是一种忽悠。我们都清楚，教育的成功是终点线的竞争，是不能输在终点；教育就像马拉松嘛，起点早一点、晚一点，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毫无影响。成年人里，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排名或者成绩、三年级时候的排名和成绩？这些对你的成长有重要性吗？完全没有。但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么一句口号，把家长搞得非常焦虑。培训机构是围绕商业利益的，最后上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它要对它的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儿童和家长，所以它的动机、价值和教育是两回事，并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培训机构的出现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东亚国家发展得最为强大。所以，国外对课外培训机构也有很多研究，他们把培训机构称为“影子教育”。什么意思呢？影子教育是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生的，因为公办学校有这个需求，所以它来帮着满足。也就是说，从教育的关系上来看，培训机构有它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始作俑者，它是一个随动系统；因为公办学校有激烈的择校竞争，所以它来给学生补课，帮学校掐尖，帮学校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公办学校的导向改变了，比如，择校要评价的是足球，你就会看到所有培训机构都去培训足球了。课外培训机构是这么一个系统。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培训机构是万恶之源，培训机构是依赖于公办学校的择校需求而生的。所以，这些年来在治理择校机构上，除了规范它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收费标准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绝不允许培训机构和公办学校勾结、帮助公办学校招生或者通过奥数来选拔学生。最近好像又通报了几起。这个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公办学校自己品行不正，跟培训机构内外勾结来恶化教育生态。培训机构的异军崛起，是中国教育生活当中的一大奇观。可以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大家事先都想象不到，培训机构的体量能够超过正规教育，能够整体性地忽悠了家长、绑架了教育，使得整个义务教育偏离了它的正常和正确的发展轨道。2018年起，国家八部委等开始强力整顿课外培训机构。最近，国家深改委也开会，再次把整顿培训机构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且看下一步会如何做。也就是说，这种乱相的确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这里最恶劣的做法就是刚才讲到的，培训下沉到了幼儿园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学前教育不得进行学科性的教学。而我们看，不久以前国家官媒的广告，大街小巷，什么“××思维”等，2-8岁，就要搞思维训练，就要搞培训。一个两三岁的儿童，究竟应该干什么？是不是应该学习吃饭睡觉、拉屎拉尿？学什么××思维？这完全是违反人道的——向那么小的孩子下手。现在对儿童下手太狠了。前两年奥数泛滥的时候，有一个机构也办了“奥托班”，在幼儿园大班就进行奥数训练。这种事情，说起来真的是伤天害理。05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的影响培训机构的异军突起，在整体上绑架了家长、影响了正常教育，这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我称之为“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也就是说，通过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和资本市场、房地产深入结合，使得制造学校差距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抬高房价、拉动房地产的兴奋剂，或者说成为地方政府非常受用的一剂良药。想要拉动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吗？引进一所大城市的名牌学校，给它投资、给它土地，这个小区就变成学区房了，房价整体上涨。这个事情和教育是什么关系？现在有很多公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所挂牌收费的分校，也有很多民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高收费的学校，典型的就是衡水中学；出现了一批超级中学。衡水中学前两年到浙江平湖办一个分校，后来遭到浙江省教育厅的抵制，下文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它的办学模式，大家一听，是不是很简单有效？花一百万聘一个名校的校长，出高价购买优秀的高分学生，这样的话，杭州市那些名校的高分学生都到它那儿去了；所以它可以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名校全部打败，成为第一的学校。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还是办教育吗？到底是办企业还是办学校？出现一所这样的学校，整个地方的教育生态就被搅乱了。所以，最近国家对于跨地域招生，包括民办学校跨地域招生，也开始强力干预。前两年，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初中阶段的优质学校都是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纷纷败下阵来。像上海，某一年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要比公办学校平均高40分。当然了，家长就对民办学校趋之若鹜，公办学校成了备胎，没学上了再考虑。为什么民办学校的分数和升学率那么高呢？民办学校肯定说：“我们办学灵活，教师敬业……”的确，民办学校的校园文化、服务精神比较强，课程学习比较生动活泼——这些都是事实。就像培训机构一样——说句公道话，培训机构的课都比公办学校的课有意思，小孩更喜欢。但是，这真的就是民办学校打败公办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吗？根本不是。关键就是一条：因为民办学校利用了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招生自主权，可以考试招生、提前招生，所以把学区内最好的学生全部招到民办学校去了；当然分数和升学率大大高于公办学校。但是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所有的好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掐尖——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但是这是一种非常low（低）的策略，真的算不上是教育。把最好的学生都弄到你的学校来，能上清华、北大、985，这是你的本事吗？实际上，最优秀的学生都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放到别的学校照样上清华、北大——校长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野蛮人，不择手段地掐尖，包括揽尽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整个区域的教育生态就恶化了，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防止这种跨区域招生和掐尖招生模式，对于维护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近新出台的政策严格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禁止它们考试招生。上海从前年左右就开始实行“公民同招”——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原来民办学校提前招生，还可以考试招生，把最好的都挑走了，公办学校只能接收其他的学生。现在规定，必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都不许考试，这样，上不了民办学校的学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他们也不见得一定能够进入好的公办学校。执行了两年，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马上就均衡了。所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不要说什么文化传统、中产焦虑，等等，就是在于教育政策要一视同仁。一个公平、恰当的教育政策就可以比较快地保持学校之间的均衡。06防止教育内卷化也需要构建恰当的家庭——学校关系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在整体改善教育生态的过程中，家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异常“亲密”，学校用微信群等，时时刻刻跟家长联系。很多微信群成为家长的马屁群，天天向老师谄媚：老师说“下课了”，家长就说“老师你辛苦了”……献“一束花”；一个家长“献花”，另外一个家长也得献，最后弄成一个群的家长都在“献花”——家长怕万一没献，别人献了，自己的孩子又吃亏了。这种家校关系（“家庭-学校关系”简称为“家校关系”）是非常扭曲的。现在“家校通”，教师也利用这种通讯工具在制造焦虑，无时无刻地对学生进行评价比较：今天某某同学又得了一个什么优，得了一个“小红花”，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得“小红花”的家长自己掂量掂量。这样的老师都在制造焦虑。这种现象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如何构建和保持一个恰当的家校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觉得，我们大陆现在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家校关系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合适的。我问过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老师，这位老师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教师是专业的工作，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插话的；我们这些活动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来做。”也就是说，学校和家庭是有隔离的，不应该时时刻刻、无时不在地紧密联系。这位中国台湾的老师说：我们有事情会给家长发通知，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发一个通知，仅此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跟家长打交道，否则会给学校带来很大干扰——因为家长的心态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负能量释放到学校，学校就难以承受，学校的教育行为也要变形。学校把教师的责任转移给家长、让家长给当助教，那么学校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的。最近，国家的文件里对这条也限制得非常严：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能把家长变成助教，因为在教育理论当中，三种不同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场所或者边界。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它的功能并不是帮助学校提分或者帮助老师改作业，完全不是这个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自我实现。有一个美国的老师说得好。为什么在美国学校下午下课时间很早，一点半左右就下课？这位老师说：我们必须给家庭教育让出必要的时间，不能让学校教育把学生的时间都占了，因为学校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老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特殊关注——这是家庭的责任.家长面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这个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这是美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分工。07家长应树立放眼长远的教育和职业价值观但是，今天我特别想说的还不是说家校关系，还是教育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今天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的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程度，这好像变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为了考大学，你干吗要上学？”最近这段时间，家长有一个新的焦虑，就是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因为国家十部门有发文，强调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要保持大致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过去我们一直说的5﹕5——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半。保持5﹕5的普职比不是新的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多年来一直是要这么做的，这里就涉及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我们说“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动手操作的和体力劳动者，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跟它的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这么多的人进入经济领域、进入职业领域，成为技工或者是职业人才。这是一个方面，全世界都是如此。我想给大家公布一个数据，OECD(经合组织)发布了2018年的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里面的一组数据我看了非常震惊，难以想象。它公布了一些欧洲国家高中阶段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的比重(大都为2016年数据)：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澳大利亚56%意大利56%也就是说，那些最发达的德语系以及北欧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之高，远远超过了5﹕5，达到了70%左右。当然，人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但是为什么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还那么高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让学生自己去选择的话，我相信很多学生并不愿意选择学术性、研究型工作，而愿意选择符合自己特点的操作型、技能型或者动手的工作；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职业教育，是学生在独生子女背景下被家长逼的，一般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因为人天生不同，有的人适合做这个，有的人适合做那个，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有艺术禀赋，而适合读书的人，我认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比例。所以，并不是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的特长，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和热情。我们看到，经常有一些大学的硕士、博士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走上绝路这种悲剧性的事件。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勉为其难——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是做学术工作的材料，你逼着他们，他们硬撑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不光在学术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有人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参加高中阶段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及化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出现了很多金牌选手，每年一届，累积下来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金牌得主到哪里去了？消失了，看不见了，没有在做科学研究，而是搞房地产去了，做股票去了，等等。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举办的，到现在累计培养了大概2500人甚至更多的毕业生，不久以前有一个统计，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学生在从事科技工作，其他人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当老板的也很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金牌得主的内心并没有对数学、物理发自内心的爱好，只不过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很容易胜任这些学习，而且可以获得高考加分，是作为一个功利性的追求，由此更容易上名牌大学。很多艺术人才也是这样——拿了大奖以后就消失了，不愿意在艺术上提高，拿到了名校学历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发自内心具有热情的事情去实现它，走向自我实现，而不是把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如果就是为了要一个名校的文凭，这是容易做到的，却是很不负责任的，是一种对青春的浪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要满足的只不过是家长的虚荣心。因此，对职业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有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还是适合做这些技能型、动手型的工作。在疫情以来，美团外卖骑手队伍不断扩大，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美团专职骑手的学历：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专占17%，大专占16%，本科及以上的占4%。那么，本专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我们不久以前看到媒体上有一个图片，讲美团的外卖小哥当中，有七万研究生学历——这是无从考证的。我刚才公布的数据是比较严格的，是美团高管提供的。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是占到外卖骑手的20%，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来解读呢？我个人认为，这些骑手是自强自立的；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所谓学历的面子，首先自食其力，靠自身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我觉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就告诉我们职业生活的变化，不见得你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化就越快。这些骑手也不会干一辈子骑手，他们以后又会转向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对职业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而且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在未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非常稳妥的高收入工作、办公室里的白领，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岗位就消失了——就像会计、翻译、银行职员这些岗位正在大量消失。08教育应着眼于能力培养和幸福提升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发展自己应变的能力。这种应变的能力还是建立在一些核心素养基础上的，有一些更基本的能力是在那些专业能力之外的。讲职业能力，不见得就是炒菜、汽修，实际上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检索和收集信息能力，等等，有很多方面。前两天，有一位科普作家郝景芳，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自己创业办童行学院，她这篇文章的概念是什么呢？她说：为什么我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郝景芳和她的老公都是清华的博士，有的人认为：她的孩子要不上清华，说不过去。她说：我期望他们能够上一个一本院校，就可以了。在这篇文章里，她进一步很详细地阐述了她对于未来和职业的见解，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非常精辟的。我们经常说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未来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切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都是大家在构建、在想象。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我们非常多的已经习惯的职业会快速消失。有的人认为，当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进入职业生活的时候，今天的职业可能要流失30%-4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有更多新的职业出现，新的领域、新的技能出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职业应该采取的态度。郝景芳说：“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上清华北大，清华北大加在一块，一年招一万个学生，我们每年的应届考生八百到九百万，考上的概率是多少？大概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有人说：‘不行，我至少要上一个985、211。’985、211加在一块，每年招生五十万，概率是5%。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是要多么优秀，才能在同龄人当中占到前5%？这是不是对子女过于苛刻的要求？为了这个目标，孩子是不是也可能牺牲掉很多东西，他/她的健康，他/她的乐趣，他/她的个性发展，甚至他/她的生命。”她说：如果我们光看清华、北大和985、211的话，我们的家长都可以崩溃了，觉得没戏了，其实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职业时代正在到来。过去我们碰到的无非就是公务员、老师、银行职员、开一个小店，等等，这种对职场的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如此，未来十年将会发生更剧烈的变化。这就是前瞻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优质的新的工作，高薪、体面、有趣、前沿、朝气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毕业学校，只要有能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机会，这就是现在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游戏行业现在每年要招聘约50万人，动漫行业每年要招聘30万人，各类产品经理岗位每年要招聘70万人，各类设计师岗位每年要招聘150万人；仅仅这四个新兴行业或者岗位，每年的招聘人数就达到300万。还有其他的新兴领域，包括互联网运营、大数据安全、产品经理、建筑设计、影视动漫、综艺、娱乐、直播、销售、游戏开发、宇航科技、文化文旅、生态保护、家庭陪伴、心理咨询，等等——光这些新兴行业和新兴领域加起来，年需求量就是1000万；也就是说，每年的毕业生全部都放进去，大概也差不多。而我们学校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热门领域中，包括大数据、动漫、设计，它们的招聘缺口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你有能力，你都有可能就业，这和考公务员完全不一样。郝景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具有前瞻性，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未来观，我们就会知道：上不了名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孩子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特长，尤其是对新兴起的这些领域和职业，没有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做过尝试——这才是令人担心的。如果你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只知道这么一招，那么，在独木桥之外有广阔的道路可以走，而你看不到、不了解，被自己的视野所局限。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欧国家、在德语系的国家，高中生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那么高。不光是因为这些国家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比较均衡——开卡车的、做修理工，待遇和一个教授是差不多的，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样重要的就是，很多学生的兴趣不在于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够驾驭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开个点心店、做个烘焙、开个花店，自得其乐，又能养活自己；也很体面，收入又不少。所以，青年一代的职业感和新的社会需求正在出现，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上一代人的虚荣心去绑架孩子的选择、孩子的未来，给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个人只有相应的空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我们要回到教育价值观的主题。我们教育的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的目标，因为我们在很长时期是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还是大专。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在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群中，中国现在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这就是进入了国际评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了50%就是普及化了。随着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韩国、台湾地区看到的那样，不需要很高的考试分数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说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所以，韩国已经把它的教育发展目标改为“幸福教育”。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善。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标的。周国平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你喜欢做的事，你八小时都在做，当然很幸福——八小时之内就幸福了。还有第二个方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跟他(她)一块生活，那你八小时以外也幸福了，二十四小时都是幸福的。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尤其是对家庭教育而言。家庭教育，家长不是逼着孩子要追求提高排名或者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而是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乐，最后达成幸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很多家长很不容易，我看过很多这种信息——最后子女走上绝路了而痛不欲生。就是说，其实上不上名校也没那么重要，上一个普通学校，最后结婚生子，其乐融融，不是也挺好的吗？不要把学生逼到绝路上去，否则悔之已晚。我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讨论教育内卷化形成的内外原因，外部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学校等级，内在原因就是家长的价值观、家长的选择——能不能采取一种更开明、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不要逼着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难以取胜的道路。作者为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21年5月27日“共识国际讲坛”杨东平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来源：经济转型研究
文：杨东平
来源：经济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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