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充分动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倾情加入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依靠军队的冷冷清清的片面抗战。”
《我和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在重新构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方面，取得了进步【点击阅读】，但作为电影本身，BUG仍然很多。
先说第一单元，即吴京担任导演、主演的“乘风”。
影片开始不久，日军即开始对冀中军区进行“扫荡”，骑兵团长马仁兴（吴京 饰）带领全团向后方转移，途中经过了一座村庄。
但这个村庄非常奇怪，似乎是一座“架空”的、抽象的村庄，而不是有模范抗日根据地之称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即其中一部分）中的一座村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抗日根据地农村中普遍建立的村党支部、武委会、妇救会、民兵队……等等基层组织，在这个村子里都完全不存在。老百姓呈一盘散沙的状态，日军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只挖了一个像红薯窖一样的地洞，靠一个惊慌失措的孕妇拿着丈夫留下的一支步枪守卫洞口。
这真的是晋察冀军区吗？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把人民群众看得和军队同样重要，都是战争的主体，这是毛主席的独创性贡献。
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设“百万民兵”的口号，民兵武装分为相对脱产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产的自卫队，自卫队则更细分为模范队（24岁到35岁到男子）、青年抗日先锋队（16岁到23岁到男子）以及妇女队（15岁到55岁的妇女），以后又统编为游击队和民兵队两部分。晋察冀边区的民兵总数，1941年为30万人，1942年为40万人，抗战胜利前夕则达到63万人。
民兵的战绩相当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在1941至1945短短四年间，晋察冀民兵单独对日伪军作战37872次，配合八路军作战4834次，毙伤俘日伪军近3万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不计其数。1943年11月8日，日寇在沦陷区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上发表《冀西赤色地区调查记》，哀叹“凡是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和《地道战》（1966），反映都是冀中军区的抗战事迹。
无疑，这两部影片中，充满了主体性和自觉性，被良好地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机智勇敢地打击日寇的人民群众，而不是《父辈》中那些懦弱恐惧，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钻的老百姓，才更接近历史上冀中军区的真实情况。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还在于，《父辈》中的老百姓好像也没有见过八路军，对战士们毫无感情，并表现出令人齿冷的自私与冷漠——一位战士为了保护婴儿而被日军飞机射成重伤，母亲的反应是抱起婴儿掉头就走，对血泊中的战士，生怕沾包，连看都不看一眼。事实上，在晋察冀边区，涌现出看许许多多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伟大女性，比如戎冠秀、李杏阁，并且不止一位母亲为保护八路军的伤病员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抗日战争，由于主要是以敌后游击战争的形式展开的，所以是人民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之一。“军民鱼水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支持军队，正如在晋察冀边区流行的一首民歌中唱的那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另一方面，是人民军队宁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护人民群众。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但在《父辈》“乘风”单元中，却变成了骑兵团对老百姓单方面的拯救，吴京发现必须带着老百姓一起走时那为难的表情，似乎在告诉观众，这些人可真是累赘啊！当然，《父辈》中这样表现根据地老百姓、表现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冯小宁执导的《黄河绝恋》（1999），管虎执导的《斗牛》（2009）都是这样表现的，真可谓积重难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充分动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倾情加入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依靠军队的冷冷清清的片面抗战，《父辈》“乘风”单元最根本的问题，正在于把全面抗战表现成了片面抗战。
一个，是当吴京率领骑兵团主力和老百姓来到渡口，即将进入安全地带时，却发现被大队日军紧紧追上，他醒悟到日军是根据自己的电台讯号寻踪而来。于是，吴京命令通讯员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按照约定，负责诱敌的小分队就知道主力和群众已经安全了。
小分队果然上当了，看到信号弹后，他们给团部发了一封电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日军指挥官误认为电台所在位置即骑兵团主力所在位置，遂掉头而去。结果是小分队的四个人，包括马仁兴的儿子马乘风（吴磊 饰）全部牺牲。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不乏有小分队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而牺牲自己的案例，著名的“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都是。区别在于，没有一个案例是被上级欺骗，或钻入上级的圈套后陷入绝境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主动选择的。
上下级之间的信任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情况下，指挥员可以下达“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也不能放弃阵地的“死命令”——比如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对在塔山、黑山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都下过类似命令——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欺骗下级，上下级之间的信任一旦被破坏，等待这支部队的，就只能是失败和瓦解。也许导演吴京会为这样一个桥段而得意，甚至感动，但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是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欺骗下级。这样的做法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均不符合，把八路军表现成了另外一支军队。
另一个BUG则是，在最后关头，吴京居然命令骑兵团挥着马刀，举着红旗，冒着密集的轻重机枪和山炮火力，穿过一大片开阔地向日军阵地冲锋！这未免太缺乏军事常识了，简直是发疯！这不是把以“灵活机动战略战术”闻名的八路军降低到僧格林沁的水平了吗？按照影片给定的情形，骑兵团的这次冲锋等同于自杀，绝无可能有人幸免。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吴京应该是想拍出黑泽明的《影武者》（1980）或《战马》（2011）中骑兵冲锋的效果，但情景、气氛都不对，实际效果只能说是东施效颦了。当下中国电影人制作的红色历史题材电影，总让人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这里既有立场、情感的问题，也有他们不熟悉革命历史，闭门造车，靠以国军、美军或好莱坞电影为模版展开想象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靠票房、砸钱能够解决的，而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电影就只能低空盘旋，达不到应有的高度，也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和好莱坞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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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千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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