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点。此前，中国人民曾历尽纷争岁月，而鹰视狼顾的日本帝国主义则积小进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进，利用中国内部纷争扩大在华权益，这一切，都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迎来转折点。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得实现，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七七事变，让中国人遭受了苦难，也让中国人懂得了兄弟一心，其利断金。78年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许已有青锈，但民族团结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
肇始：四海翻腾云水怒
国民政府自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直到事变发生，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方针。在中共的宣传口号中，“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而反蒋是为了抗日。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这两个口号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抗日与反蒋并无直接的关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阶级战争一直是中共的政策重心，而民族战争却被放在了服从阶级战争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根据近些年公开的张学良日记显示，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并非是因为“不抵抗政策”，而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
惊变：两党妥协缔盟约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七七事变的方针之一，并且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沟通国民党政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不计本党的地位高低，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烈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订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提出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
七七事变后，红军将士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政编。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
御辱：长缨何时缚苍龙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对日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激于民族大义，抛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共赴国难期间，国共双方虽也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磨擦，甚至出现过由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但两党间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同仇：与子同袍赴国难
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工人阶级冒着空袭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广大农民对抗战的贡献感人肺腑。血战沙场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民。源源不断兵源的补充，主要也来自农民。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战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抗战爆发后，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抗战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也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分别以增加生产和同意减租减息，献上了自己一份报国之心。
少数民族同胞更与汉族同胞风雨同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早已在东北战斗的满族、朝鲜族等之外，回族、傣族、壮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据统计，八年抗战中直接参加对日武装作战的少数民族近四十个。广大华侨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除捐献款物外，广大华侨还喊出了有力出力的口号，许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热血青年终止学业，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直接参加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
胜利：日月从此换新天
抗战成为中国收回被占据的旧疆域（苏俄占领的土地除外）的重要契机，美英两国领导人1941年公开发表《大西洋宪章》，进而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由于中国是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国家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美英等国自然很快与中国签订了废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于1943年通过《开罗宣言》等承认中国有权收回被日本占领的领土。43年对于中国的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人追求了上百年的梦想实现了。
抗战证明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任何列强不可欺辱，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被广泛动员起来，具有了一定的民族主义觉悟之后，任何列强都不可能轻易地征服它。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多少次，没有哪一次不是以割地赔款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代价。而这一次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民众开始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并且有了影响政府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纪念这段历史，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尤其是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希望。
抗战激起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强大且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反思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还没有完成。仅要求国民爱国是不够的，政府的廉洁自律、民主公正，真正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至关重要。
毛泽东主席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主人士晏阳初在《大公报》著文指出，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历史的曙光，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显现。78年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许已有青锈，但民族团结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七七事变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灾难，也让古老的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民族崛起复兴之路。
（综合多篇网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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