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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心里明白，其实是不可能遏制住中国崛起的”，近日，一位来访的美国现任资深外交官私下对笔者说道。这多少折射了一部分美国精英对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中国未来发展的真实想法。对中国人而言，除非确信美国一定能成功遏制中国，进而坐以待毙，否则，人人都应有所作为，自觉地为国家应对这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部压力做出应有贡献。
认清美国的双面性
从目前的各项数据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冲击却很大。特朗普对华施压彻底撕掉了美国虚伪的面具，仿佛给中国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全民教育课。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美国形象，都被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开放、规则等正面词语所占据，而现在，这些“正”面形象淡然无存。事实上，全面洞察美国历史后会发现，那些“正”形象只是美国一面，“负”面却被多数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中国人早应认识到，美国的社会演化本是“好坏共存”的双面体，既有开放式的民主制度与大熔炉式移民文化的“好”面，也有极端宗教式情结与以暴制暴风气的“坏”面。美国历史上9位总统遭遇暗杀，4位身亡；19世纪末，美国国会出台过《排华法案》；20世纪初，法西斯主义者差点执政美国；20世纪中叶盛行麦卡锡主义，极度反华反共排外。在美国，枪支严重泛滥，1968-2016年美国涉及枪支案死亡人数超过158万人，年均3万多；当下的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白人种族主义空前高潮。对此，许多人曾描述，特朗普执政只是使美国社会“坏”面暴露得更彻底、更露骨，而此前这些“坏”面更多是被其他面所掩饰了。
中国人早应认识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善恶并生”的双向症，既有打击恐怖邪恶势力与维系国际公共安全的“善”面，也有滥用军力、威慑弱国、监听世界、制衡各方的“恶”面。243年的美国建国历程，90%时间与对外战争相伴，或发动、或参与、或卷入与他国的武力冲突。美国曾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领导国，但也是全球多数军事冲突的策源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滥用军力，造成上百万平民伤亡与数百万难民，身患“霸权邪恶症”；美国还常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在欧洲、中东、东南亚、南亚巧当“离岸平衡者”，挑动地区是非，无怪乎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怒怼特朗普是“21世纪法西斯主义”。对此，世界舆论往往被美国“民主化”口号与对外宣传政策迷惑得过多，而对其“恶”的本质揭批过少。
中国人早应认识到，美国的国际影响自带“稳乱交错”的双轨力，既有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规则塑造力，也有导致全球危机、治理赤字、国际失序的破坏力。每十年左右，美国便爆发一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体系的紊乱；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铸币税”形式每年巧取他国3-5万亿美元；美国GDP全球第一，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而美国债务也是全球第一，消费主导、负债运营的美国经济常引起全球严重失衡；美国创新能力全球最强，但“唯我独尊”的霸主心态不能容忍他国超越，“美企暴利”更致使全球“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对此，国际社会往往羡慕美国的先进与发达，而常常忽视其背后不平等制度的乱源以及国际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中国人早应认识到，美国的综合国力体现“强弱同生”的双重性上，既是全球经济、金融、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安全感最差、焦虑感最重、脆弱性最强的全球大国。对外，美国军费长期全球第一，几近全球其他国家的军费总和，而美国却也是最担心恐怖主义袭击、全球敌人最多的国家；对内，美国是唯一设立国土安全部的大国，有约20万雇员，年均预算超500亿美元，超过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等大国的年度军费，但美国却也是监狱人员占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美军、美元与美国价值观支撑着美国霸权，却处在空前的衰退期。对此，人们往往聚焦对现存美国强势的应对，却对美国衰落的长期趋势准备不足。
综合审视美国可知，中美摩擦正在让世界尤其是中国人的美国观更成熟，更提醒中国人要把与双面美国打交道视为对外交往的一种新常态。对“好、善、稳、强”面的美国，中国要善于学习、拉拢、合作，如美国有约49%年轻人对中国存有好感，美国商界多数都希望取消关税，美国数个州参议院通过对外友好的相关法案。相反，对待“坏、恶、乱、弱”面的美国，中国要敢于批判、改革、斗争，如“类麦卡锡主义”之风在华盛顿蔓延、对华经贸谈判满天要价、一些美国媒体拼命歪曲对华报道等等。
“过度对抗”与“过度妥协”都是历史教训
客观认识美国社会、对外政策、国际影响、综合国力的双面性，便知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压制中国发展、试图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不仅是有浓厚的国内民意与文化惯性的历史延续，也是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行为本质。中国人当前要做的，是调整心态，直面压制，斗合兼备，并从历史中寻求更多借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人一直以有效压制1980年代日本崛起、令苏联在1990年代初解体的胜利者自居。事实上，与其说美国采取了多么高明的手段战胜挑战霸权的对手，不如说苏联、日本都犯了对美博弈的不可逆错误。
一是苏联盲目对抗的历史错误。从1940年代末开始，美国先挑起冷战，硬性与苏联切割。苏联强硬回击，与美国全面对抗，组建华沙条约组织，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领衔的经济、金融跨国体系全面实现切割，展开军备竞赛，进行全球扩张，严控卫星国，未把重心放在国内发展进程上，工业生产能力相对不足，国内经济对进口依赖越来越重。后期还被美国的“星球大战”战略诱骗误导，国力耗尽，最终国内改革失败，国家惨遭解体。
二是日本过度妥协的历史错误。二战后，日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连续20多年保持经济高增长。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连续多年近20%增长。1980年代，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产品与资本充斥全球。然而，日本本土始终有美国驻军，主权受美国牵制。1985年，美国联合西德、英国、法国等国与日本在纽约广场酒店展开贸易谈判，日本全面妥协，最终签署所谓“广场协议”。此后两年多，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日本制造业受到重创，泡沫经济破灭，进而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当前的中国兼具日本、苏联当年赶超美国时的两大优势，即足以捍卫主权安全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制造业领先于全球的工业实力。对此，中国要保持对美博弈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必须要防范苏联、日本两类历史教训在自己身上重演，不能对美过度对抗，也不能对美过度妥协。
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铁板一块，有强硬，有温和，这决定了中国反击也需要有所区分。更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华压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州政府，也不能代表全体美国人，更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这决定了中国对美互动的方式也需要更加精细化。
对美博弈的第三条道路
应对“双面美国”，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提醒中国人，一方面，须调适社会心理，适应当前中美关系“竞争大于合作”的新常态，不必谈“美”色变；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美博弈的战略耐心与全民毅力，不惧怕美国，“斗而不破”，也不仇恨美国，“竞合并行”。从这个角度看，这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长期博弈，需要每一个国民的直接参与。
事实上，面对外部压力，当前中国已有全民共识，即“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确，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九大报告，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拥有自己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因此，中美博弈，中国社会须不折腾，不气馁，不骄傲，不浮躁。中国人千万不能受到美国挑衅而过度回击，导致落入“美国敌人”的陷阱，也不能凡事都被美国的对华政策牵着鼻子走，导致自身发展的节奏被打乱。
对各级官员而言，需要就外部的变局放平心态，不必因美国的舆情张扬而过度紧张，也不必因美国对华动作频频而转变工作重心。各级官员仍要把工作聚焦在如何认真落实执行中央既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上来，该减政放权的全力减政放权，该开放的仍应继续开放，该对外交流的仍应大胆交流，该招商引资的仍应大力招引，该减税降费的应尽快降减。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布局的比重在下降，他打他的，我改我的，美国不应成为影响官员“抓铁有痕”、执行落实中央政策的外部干扰变量。
对企业家而言，需要对国家未来重塑市场信心，不必因与美关系偏紧的现状而心生遗憾，也不必因外部环境收紧而自怨自艾。企业家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风浪，更应有定力与智慧，度过下一段美国对华“嫉妒＋打压”的复杂期。具有一定财富基础的企业家，应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国家共命运，放弃奢念，把经营放在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上，努力寻找新市场、新机遇、新盈利空间，让企业长期生存并成长下去。
对所有民众而言，需要重拾为中华振兴而奋斗的精神，不必因美国压制就“逢美必反”，也不必因经济下行压力就放弃希望。事实上，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体”层面打破对美国体制、经验与形象的迷信，在“用”的层面更多参考美国的科技、管理、金融方面的优点，尤其是要学习美国社会仍然在延续的充满梦想、追求卓越的“动物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仍是有益的。
总之，面对这场可能持久战化的中美经贸摩擦，全体中国人要有更多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保持追求真理的品质，怀有与时俱进的状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重燃对国家与生活的激情与热情。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继续前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来源：昆仑策网，转自“新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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