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周恩来回延安》：裂隙撕裂了感动

 

       “裂隙的不断蔓延，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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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终于看了《周恩来回延安》。

这部电影毫无疑问是导演兼主演刘劲的诚意之作，观众能够感受到，刘劲对自己的作品和所扮演的角色是虔敬的。

影片也不乏亮点，其中关于知青的桥段，就一反几十年来伤痕文学、伤痕电影的俗套，知青的精神面貌不再是幽怨痛苦，而是充满激情和“正能量”。影片两次出现毛主席手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红旗的特写，这可以说是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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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桥段由于过于刻意而显得矫情了。

比如，为了显示小平同志对总理身体的关心，卢奇扮演的小平同志在陪同周总理和越南领导人进行彻夜谈判之后，对总理说，我观察到你一夜用了多少次冷毛巾、多少次热毛巾、多少次滚烫的毛巾擦脸，等等。给观众的印象是小平同志的精力完全不在谈判上，只是在注意总理擦脸了。

其实，这并不符合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意细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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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这不是本片独有的，而是领袖题材的影视作品所共有的：老百姓一见到领袖就会望之若神，大喜过望，手足无措，甚至惊惧。总而言之，是通过老百姓的失态来反衬领袖仰之弥高的地位。

老实说，这样表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并且是用一种欣赏和肯定的态度来表现，我看得非常尴尬，这也不符合领袖与群众关系的本质。

我们看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群众的纪录片，应该说尊敬和欢喜都是普遍存在的，但群众也保持了自己的自尊。

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主创人员如何看待群众的问题：尊敬他们，还是蔑视他们？这决定了如何表现他们。

在早期苏联电影当中，这一点处理得比较好。记得《列宁在1918》中，就有工厂女工在列宁演讲时当面向他抱怨粮食不够吃；在《列宁在十月》中，也有乡下农民终于看到列宁后恍然大悟，“这就是列宁？一个普通的人！”

革命领袖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他们是人民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他们和人民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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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刘劲是努力想避开那些充满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而走一条文艺、温情和悲悯的路线，诉诸于观众的情感而不是诉诸于头脑。

我只能说，刘劲并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说，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有的观众看了以后也觉得感动，但没有形成口碑效应。

为什么呢？因为周总理并不是那种被动地卷入历史大潮，被历史推着走的消极角色，他本身就是历史大潮的弄潮儿，他是积极主动参与创造历史的巨人之一。

对这样的人物，在没有理清历史脉络的时候，一味的温情和悲悯，就会遇到无法弥补的裂隙和失衡。

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这是整部电影的叙事前提；在革命胜利24年之后，延安老百姓还是吃不饱肚子，这是影片不断呈现的“现实”。这一“现实”本身就构成了对革命的反讽，也构成了对最重要的革命领袖之一、革命胜利后又始终担任共和国总理的男主人公的反讽，这就使影片所预设一切温情和悲悯都显得苍白、甚至虚假。

这是影片无处不在的裂隙，它布满了整个银幕，不断撕裂你的感动和伤感，使之无法持续，更不要说沉浸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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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当时延安百姓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即便到了今天，他们的生活也仍然说不上宽裕。

如何展示困难、解释困难、面对困难，这是一个问题。

刘劲选择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

饥饿的农民，像一群饥饿的小老鼠那样，即便是在总理面前，也毫无尊严地急急吞下一碗碗小米。他们已经隐约不安地感到，这种难看的吃相，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请他们吃饭的主人的某种控诉，不过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而只是在遗憾没有带“婆姨和娃”一起来。

尽管曾经和革命领袖朝夕相处，但他们不像是在革命圣地，经过革命大潮洗礼的有主体性和自豪感的人民，在刘劲的镜头中，他们仍然是鲁迅笔下闰土式的农民，他们知道自己被苛待了，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没有得到回报。“每人带一碗小米饭回家”这对他们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嘲弄，但他们出于自己的善良、懦弱，还是愿意含着泪说“我真的吃饱了，我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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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一种坚硬的存在，回避是不应该的。

但是，困难应该被历史主义地展示，而不应该被自然主义地展示。

如果排除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霸权国家封锁和围堵、排除了为避免“近代陷阱”而不得不选择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快速工业化道路、排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战胜和改善，排除了新中国为了打破围堵而不得不卷入几次局部战争（周恩来回延安就是为了陪同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领导人，中国为这场战争投入了大量资源，因为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明显也是围堵中国的一个环节）……

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展示，仅仅借延安地委干部之口将这一切归咎为“阶级斗争”，这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者、建国者公平吗？

如果“阶级斗争”就是导致饥饿的根源，那岂不是包含了对革命本身的否定吗？延安是革命圣地，当年“周副主席”他们在延安干革命，不就是在搞阶级斗争吗？

刘劲似乎没有意识到，裂隙的不断蔓延，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崩塌。而崩塌之后，所有的温情与悲悯，都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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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上映了一部以丘吉尔为主角的电影《至暗时刻》。观影之前，我对影片会美化丘吉尔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最后，居然还是有些许感动！

为什么呢？尽管丘吉尔是一位抽着名贵雪茄、喝着红酒、对美食大快朵颐、像罗马皇帝那样穿着丝绸衬衫、大腹便便的“战时首相”，但他毕竟在最困难的时候激励了英国人，鼓舞了英国人面对纳粹入侵威胁时抵抗到底的决心。

但在《周恩来回延安》中，观众只看到了一个忧伤的、沉郁的、怀有深深负疚心理的周恩来，他留给观众一个瘦弱的、孤单的背影，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即将不久于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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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是1973年6月回的延安。

两个月之后，即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坦然承认，“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他的基调是乐观的，他引证马克思的话“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指出——

 “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做了更加乐观的判断。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周恩来说——

 “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周恩来最后号召——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黄钟大吕一般的声音！

这才是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应该具有的基调。

刘劲老师为什么不在开写剧本之前，认真读一读周恩来总理的这两份最后的重要报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