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印度疫情？

“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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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南亚次大陆焚烧尸体的漫天火光，可能超过了以写日记擅长的知名作家最狂放不羁的想象力！

 

如何看待印度疫情？或者说，对待印度疫情，中国在整体上（既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间）应该给世界留下一个什么印象？是善良而富有同情心？还是冷漠以对，甚至幸灾乐祸？ 

如何取舍，事关重大。

 

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问题，印度疫情，不过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这个问题就是：在今日世界，我们是一个更高、更优质、拥有更多美德的社会主义文明吗？

 

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双重标准，损人利己吗？我们要像俄罗斯那样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吗？我们要像印度那样做一个小姐身子丫鬟命的次级帝国主义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但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则应该是肯定的。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曾中断的文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始终是当时“天下”中最高文明所在，周边的游牧民族哪怕入主中原，也必须接受我们的文明，而不能用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崛起，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确遭遇到了挑战，所以李鸿章才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但幸运的是，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洪流中，孕育出了融东西方优秀文明于一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文明，这使得中国再次站上了世界文明的高地。

 

我们不是美国人、不是俄国人、不是印度人，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比他们更文明，我们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民族，所以，我们是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逻辑。

 

在这样一个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依据必要和可能的原则，向已经“无法呼吸”的印度人民，伸出我们的援手。

 

02

现在帮助印度，会不会犯东郭先生的错误？

 

提这种问题的人，实际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因为他把印度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反华共同体。

 

但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印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巨型国家，国内固然有强大的反华势力，但也有主张对华友好的力量。

 

中国对水深火热中的印度人民伸出援手（辅之以必要的宣传），以“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现，这是对印度反华势力的沉重打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揭穿印度国内的反华宣传。

正是预期会产生这样的政治效果，所以目前被反华势力把持的印度政府才在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上推三阻四，扭扭捏捏。

 

对莫迪政府来说，事实上已经陷入两难困局：拒绝中国的帮助，必然被反对党和印度民众指为草菅人命；接受中国的帮助，又证明莫迪政府这些年所做的妖魔化中国的宣传，全是谎言。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条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经验。

 

早在井冈山建军时期，毛主席就制定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敌军士兵，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意回家则发路费。

 

为什么要优待俘虏呢？难道白军不够残暴吗？难道红军和根据地人民不想报仇吗？难道我们害怕白军的报复吗？难道我们不担心被放回的俘虏再加入白军吗？

 

都不是。

 

优待俘虏的政策（加上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产生了两个效果。

 

第一个，它向所有国统区的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宣示，红军是一支最文明的军队，共产党的目标是为了推翻剥削、压迫制度，而绝不是仇视国统区的人民！红军是解放者，代表了更高层级的文明，国民党关于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宣传就此破产；

 

第二个，“优待俘虏”的政策的确构成了一种政治攻势。对白军士兵来说，面对红军，即时放下武器是最优选择，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还获得回家和选择光明（加入红军）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因为红军（人民军队）代表了更高层级的文明，所以它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所有的国内外强敌！ 

 

 

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同样重要。

 

我们要永远把各国人民同这个国家反华势力区别开来，永远不能放弃（即便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争取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永远不能步帝国主义者的后尘，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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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更高、更优质、拥有更多美德的社会主义文明”，还关系到至关重要的三件事。

 

一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打破美国的围堵？

打破美国的围堵，根本上来说，要靠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但“软实力”同样重要。

 

试想，如果我们并不代表更高的文明，仅仅和美国一样，甚至和俄罗斯、印度一样，其他国家为什么要“舍美国而就中国”呢？

 

在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有许多追随者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展示出自己是一个更高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令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污蔑不攻自破，才能使美国陷入孤立，并最终使其组织的对中国的围堵陷入瓦解。

 

而中国对印度疫情的态度，就是这场博弈的重要一环。

 

 

二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严肃性，以及未来在世界范围内能不能被普遍接受。

 

印度疫情，这当然是印度的问题，但何尝不是人类的问题呢？

 

如果此刻有一位外星宇航员在监测地球，他只会向总部报告说“人类出现了疫情”，而不会说“印度出现了疫情”。

 

如果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认真的，那么显然不能对印度的疫情袖手旁观，更不能幸灾乐祸，无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概念，是对“后美国时代”世界秩序的重要构想，这个概念能不能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则关系到21世纪，甚至22世纪，中国能不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引领者！

 

三是，关系到在国内能够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三十多年来，对社会主义谈的不是那么多了，谈的更多的是“与国际接轨”，但这次中国能够率先战胜疫情，主要靠的是“社会主义”部分（尤其是公立医院、国有企业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而非“与国际接轨”的部分。

 

正是靠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普通中国人也能够获得免费的救治，逃过新冠病毒的魔爪。

 

但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印度则是另外一副景象，那些在一堆堆干柴里的被焚化印度死难者，大多是底层老百姓，或普通的“中产阶级”，印度的富豪则有豪华的私家医院伺候，甚至包机逃离灾难深重的祖国。

 

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带领人民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会不会也和印度一样呢？民国时花园口决堤，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时中国穷人的命运和今天印度穷人的命运何其相似？

 

所以，要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倍加珍惜，并发扬光大，而这将成为“中国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主要内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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