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钺：西方民粹主义反思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核心提示】 西方民粹主义越来越以反全球化为旗帜，凸显了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虽然中国尚未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但民粹主义在中国似乎并不流行，主要存在于学术界的探讨中。因此，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值得警惕和反思，但不能简单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义现象拿来对照中国。中国要走出以经济思维、站在经济立场、用经济数据来衡量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的定势。

民粹主义在近十几年的西方日益流行起来，越来越成为社会、学术界热衷于探讨的话题。中国也出现了批判所谓中国民粹主义的现象。民粹主义这个词来源于英语populism，指平民的、大众的主义。在政治论述里，Populism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意涵，例如受到许多人喜爱的、大众的、受欢迎的；在现代，“这个词仍然保有‘民众的利益与价值’之意”。结果中文翻译成“民粹”并附加上了贬义。在西方国家内部受到欢迎的populism，对其他国家来说则可能意味着矛盾，甚至对抗。

因此，不能简单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义现象拿来对照中国。仅按流行的学术思维，对民粹主义的构成、特点等进行分析，并不能满足我们观察社会、观察世界、预测发展趋势的需要。我们需要看到它背后的东西。西方的民粹主义确实值得批判，而被指摘为中国民粹主义的则是另一种情况。

在西方历史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经常交混

西方的民粹主义与中国语境下某些人对中国民粹主义的翻译与批判有很大区别。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值得警惕和反思。在西方历史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经常交混，民粹主义发展到后来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西方历史上民粹主义大多发端于“愤怒、怨恨、不满”。例如，愤怒导致的民粹主义曾催动日本朝着军国主义转向；怨恨导致的民粹主义曾将希特勒的纳粹党选进德国总理府；不满导致的民粹主义曾欢迎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掌握意大利政权二十余年。

任何重大社会思潮变化的背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它的轨迹。民粹主义普遍被定义为社会大众对精英的反动。通常一国的民族主义往往由民粹主义发展而来，批了民粹主义，也等于变相否定了民族主义。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西方人眼中的民族主义是有特指的，即当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被侵略国大众的反抗时，西方便煞有介事地指责这种大众反西方和西方代理人的思潮、运动为民粹主义，进而指责其是民族主义。

近十几年西方民粹主义形成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这十几年在欧美等国民粹主义兴起并受到指责，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只不过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早期对民主的认识时的状态。因为在十九世纪早期之前，民主在西方的定义是指大众暴民的民主，当今世界批民主很不合适，便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民粹，而西方国家形成的排外式的民粹主义确实应予批判，但用民粹主义指向共产主义则是这股思潮背后的真实目的。有些西方民粹主义者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继续鼓吹一百多年前便流行过的“黄祸威胁论”，将矛头指向中国，并试图积聚更大的反华力量，吹嘘这样就保护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就等于为本国民众服务了。

近十几年来，西方民粹主义越来越以反全球化为旗帜，凸显了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们把本国经济危机、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收入下降、失业增加、难民潮等问题全部归咎于全球化。自冷战结束以后，在西方国家看来，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西方政治理念、制度的全球化。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原本由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全球化反噬了自身，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的理念、制度等都遭到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质问。西方国家的少数精英阶层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大量利益，财富大量集中到这些精英阶层手中，加速造成分配不均，社会进一步分化。再加上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西方将许多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大力推动赚钱最快、最方便的金融虚拟经济，导致本国实体经济衰弱，大量企业减员、破产，普通人失业，致使西方社会内部，底层民众、中间阶层等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变化。

有学者指出，“欧洲一些民粹主义政党，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对外来移民采取排斥和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多元化，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欧洲一体化，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处处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许多人指责是特朗普激起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实际上，美国十几年来遇到的问题与欧洲有一定相似性，加上美国社会中存在多年的“政治正确”规则，更容易激起美国的民粹主义。这些年来美国在保持金融、高科技等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其制造业领域的工作机会大量流向海外，这种流失也波及相关服务业，导致这个行业的工作机会也大量流失。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引以为豪的金融经济以重创，金融业原本挺富有的“打工仔们”也大量失业，就更不用说那些数量更大、失业更早的实体经济工人群体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应对非法移民不力，大量拉丁裔移民非法持续进入美国并长时间居留、工作，拿走了许多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口拉低了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影响到许多普通美国人的工作、生活。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不见改变。这就导致了社会中原本生活稳定的那部分普通中产阶层的严重不满，但美国社会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形成了美国特有的“政治正确”规则，人们轻易不敢表达有关移民、肤色、种族、性别和工作机会等观点。多年来，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于“政治正确”的不满一直在积累。特朗普引爆了这一切，他只不过是最后的导火索而已。

中国依靠自身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制度，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机会和帮助，这是全球化的正面功效。虽然中国尚未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但民粹主义在中国似乎并不流行，主要存在于学术界的探讨中。

过去数十年，欧美各国几乎很难见到民粹主义的影子。因为那时的欧美经济实力强、军事实力强，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就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盲目崇拜，认为是政治制度促进了西方在经济、军事上的强大。殊不知，这恰恰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现代最著名的西方学者罗素曾指出：“近代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代议制政府并非是适用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的灵丹妙药。它的成功似乎主要限于操英语的国家以及法国。”当西方国家比较富足时，这些带着阶级属性的深层次问题显得比较边缘化，但由于西方政治制度在根本上难以解决社会平等问题，或者资产阶级、精英阶层根本不想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可以预见，阶级阶层矛盾的凸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矛盾会导致危机的产生，在当代的体现便是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

近十几年来，西方的军事实力仍强，经济实力虽然也仍占绝对优势，但已相对下滑。欧美各国普遍经济增长乏力、中产阶级的相对获得感降低，青年失业率大幅攀升，传统政党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没有及时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在高新技术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大众更有可能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被“及时的”联系到一起，采取相同的行动。

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是“自由选举”制度，候选人必须最大限度获得选民的支持才能获胜，这就可能出现候选人一味迎合选民喜好、胃口的事情，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在选举中获胜。当选了的候选人大多需要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国家便有可能走向民粹。西方当代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段时间，背后原因在于西方恰好在这时进入了富足和在全球占据优势的时代。当这个时代行将结束时，原来那种理论上认为一人一票自由选举式的西方民主给予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观点日益受到挑战。

今天西式的自由选举制度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继续维持政治平衡，反而更有可能成为将分歧推向分裂的力量。有学者指出，“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底层社会成员和穷人，但今天的民粹已经不分社会阶层，……更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是以民主的方式而崛起的。尽管各种民粹为各国带来了无限的不确定性，但没有人敢于质疑或者挑战民主的方式”。不仅是原来的底层群体，社会里的中等阶层，甚至精英阶层也愈发对自身未来产生不安全感，加入民粹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在西方社会，未来恐怕越来越难以用原来的“平民主义”来解释民粹主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西方社会有可能向着极端演进，在自由选举制度的庇护下，有的国家有可能选出新一代“希特勒”；有的国家民众之间原来的分歧可能向分裂转化。更有甚者，在这些日益朝着极端方向发展的因素的裹挟下，有的国家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民众欢呼着支持政府加入战争。

很显然，过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物化社会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人类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过去曾一再出现过，但都被资本主义支持下的物化理念引向另一个短期内看起来很繁荣，长期却将黯淡而混乱的方向。

消除民粹主义影响，要摆脱对“西方现代性”的想象

一波又一波的民粹主义，在原本完全不同的国家兴起。世界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能在这波大潮中力挽狂澜的或许只有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前提是：中国要走出以经济思维、站在经济立场、用经济数据来衡量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的定势。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西方的变化只是最近十余年才发生的，实际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有一批中国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西方现代性”的重大变化，但很可惜，这些远见直到最近才慢慢为人们所认识。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西方现代性”反思后，该学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人们：自上世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打破对于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消除民粹主义影响，要摆脱对“西方现代性”的想象，理性看待西方的民粹主义与中国的民粹现象。

如果我们仍不能摆脱对头脑中想象的“西方现代性”的拙劣、生硬模仿，西式的民粹主义也可能席卷中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多半是由于狭隘和盲目学习西方的意识与政策导致的。西方学术界习惯用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数学建模来分析社会，我们便也用这些来分析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一些社会现象，而社会是人类复杂心理和行为的综合，不是一块块僵硬的分割，很难用数据、建模等看似科学的东西进行分析。

关于这一点，早就有学者指出过：“实证主义和数学建模主要表达的是物体与现象的量化和功能关系，这些关系很容易利用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描述位于现象表面的个别过程的信息。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首先分析现象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其内涵。还有更重要的，这就是研究社会进程中的真实的深层次矛盾，阐明具体社会体制、制度和现象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创造性地掌握、发展和不断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

用经济思维来探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将导致社会滑入危险地带，这是党和政府早就意识到的问题。我们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如何处理经济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一门艺术。因为把经济搞好了，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例如，民粹主义就与人们的精神追求有关联。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层次越高，就越喜欢关注一些如政治、信仰、哲学、音乐、生命关怀等一些看起来形而上的事物；与之相反，一个人的层次越低，他的精神越匮乏，越注重事物的实用性和物质利益。当物质利益出现危机时，他的反应可能趋向激烈，民粹主义便可能出现和发展。近十几年来我国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思想和分离倾向，已是地区民粹主义在国家的具体表现。因而，不能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不能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简单易懂的经济数据。同时，还应加强思想教育，强化对人的教化功能；在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也应给民众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和社会的认同度。

要着重区分欧美民粹主义与中国语境下民粹主义的不同

欧美的民粹主义在反精英、反体制、反全球化的同时，也包含着严重的排外倾向。这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是完全相反的。中国语境下的民粹主义则被有些人暗暗指向了人民大众，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就成了某些人眼中水到渠成的事。西方的民粹主义确实危险，但中国则将“民粹”二字的本义进行了曲解，在中国批民粹，与我们警惕和批判西方的民粹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列宁当年批判过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西方也批判民粹主义。列宁批判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特指借此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西方批判民粹主义，一方面是精英把持着西方社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西方的民粹主义确实也应当批判，因为它包含了排外等不良倾向。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仍以殖民主义思维对我国的民族独立进程、民族主义进行所谓的“民粹主义”诘难，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谨慎甄别、予以澄清、坚决抵制，切不可人云亦云。

传统中国为何不盛行“平民主义”？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平民有上升通道，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界线既不清晰，也不稳定，但在欧洲历史上社会各阶级地位是严格区分的，在今天的欧洲仍可见到许多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贵族家庭。欧洲直到十九世纪才模仿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而在这以前一直都是以血缘的传承来任命官员。在中国则很少有些现象，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所谓平民、精英实际是可以转换的群体。到了现代“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思想根源。如果按当前中国流行的标准来定义民粹主义的话，则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价值观该是错误的。虽然中国古代靠察举、科举等制度选出来的精英治国，但这个精英至少在表面上要相信“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制度和政策上都要以天下大众为重要考虑对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类似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比比皆是。在中文里“粹”的意思之一是指“精粹”，为何与民结合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贬义的象征？

中国的古人自古就教导人们做事切勿以邻为壑，现在更是提出了共赢、多赢，这就意味着自己发展好了，也要让别人发展好。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也是解决各国民粹主义的良药。归根结底，中华传统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闪耀着光辉，而今天的我们仍沐浴在这光辉中。中国共产党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教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中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政治局的同志要以此为表率，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人民群众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我们党来自人民，并依靠人民、团结群众获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出成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铭记在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头。

参考文献：

①[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

②[德]马克思· 舍勒著、曹卫东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英]伯特兰·罗素著、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

④吴兴唐：《民粹主义的前世今生》，《当代世界》，2017年第7期。

⑤郑永年：《世界为什么变得如何愤怒》，《联合早报》，2019年12月24日。

⑥陈爱茹：《当今世界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访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教授布兹加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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