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开始，是一场持久战的“序幕”，即便一时有所缓和，绝不意味着争端消弭，而是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因此，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计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计较眼前的输赢，而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超越贸易战本身，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顺势而为，以这场空前的外部压力为契机和动力，促进国内的体制、制度改革，以实现中国的持续崛起。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无疑是一个艰巨挑战。
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为口号，一改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做法，不仅频繁“退群”，引发中美贸易争端，更是对其传统盟友肆意敲打，甚至在全球四处点火，挑起争端，看起来令人困惑不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鲁莽之举是美国衰落的自然表现。
实际上，现阶段特朗普到处挑起争端、四面树敌并非美国衰落的表现，恰恰是其依旧强大或者说是他凭借这种强大恣意妄为的结果。总地来看，特朗普如此作为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远期的：搞乱世界，甚至世界大乱、极度动荡不安时再出手，证明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美国还是“老大”。第二个是中期的，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全球经济贸易规则重塑，二是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重构，两者目标高度集中，即“去中国化”。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对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打压同其发动与中国贸易争端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以打促谈”，目的是为了形成对中国的遏制，构建“去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同盟，“毒丸条款”即是如此。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不是所谓的“逆全球化”（全球化本质上不可逆），而是主要大国之间有关“全球化共识”的破裂，这种不可弥合的共识破裂，必定导致规则重塑。第三个是近期的：促使美元资金回流。特朗普一方面通过减税等方式促使实业资本回流，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则利用全球动荡时期美元的避险功能促使美元资金回流，试图以此压低长期利率，确保国内资金低廉，实现金融市场膨胀，经济繁荣。总之，他期望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都能够欣欣向荣，以确保在中期选举和两年后的大选中稳操胜券。
显然，美国现阶段与他国特别是与中国贸易争端的背后，不仅有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背景，也有着强大的金融和货币优势支撑。这是我们思考、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时不应忽视的。事实上，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其执政后对竞选承诺的兑现，尤其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即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这恰恰是特朗普恣意妄为地采取“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重要基础。其中，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20世纪世界经济最为核心的变化，使得美国构建了一个与以往霸权国家全然不同的世界控制体系，对世界的剥削与控制不仅更加隐秘，更为重要的是，更改了人类长期以来奉行的金融逻辑，这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应予以高度重视。
本文拟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二是美元体系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全球性权力有哪些？三是对现阶段中美贸易争端及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哪些启示？
当今世界，每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财政、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其实行救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紧缩，亦即通过节约开支、增强经济再循环机能，提升偿还贷款的能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猪五国”概莫能外。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所欠外债屡创新高，达到天文数字，却可以继续实现经济扩张，而且除了该国国会有关于“债务上限”的内部限制外，并无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那么，美国为什么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关键就在于，美国人偷天换日般地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建立的美元体系予以实施。在此，需要稍作回顾，捋清美国人对人类金融逻辑的从“债权人逻辑”转化为“债务人逻辑”篡改过程。
众所周知，在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7月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曾有过一段著名的“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之争。一般认为，两者之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作为衰落帝国试图保证自身的地位及其利益，而美国作为新兴霸权国家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即两者分歧的焦点在于老牌帝国与新兴帝国的利益纷争。但事实上，两者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恪守人类传统的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的“债权人逻辑”，还是将人类金融逻辑更改为“债务人逻辑”？当时“凯恩斯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盈余国家应该负有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与此相反，“怀特计划”则坚持赤字国家必须承担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幸运的是，凭借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依照“怀特计划”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旧秉持了“债权人逻辑”，即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要求赤字国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并做出紧缩等调整措施，进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流动性与信用之间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美国人曾经极度担忧美国国债的过度扩张及其政治后果，但后来的经验证明，在“债权人逻辑”下如此之大的债务扩张的确是危险的，然而在“债务人逻辑”下这种担忧则是多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不愿意像当年英国在一战后表现的那样遵守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即美国人不再遵守规则。伴随着黄金外流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讨如何摆脱“黄金魔咒”、实现美元无约束扩张的路径。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詹姆斯·托宾已经提出了“为什么我们要有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保持美元的黄金价格？”的问题，而前政府国务卿艾奇逊则与众不同地提出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不是海外开支，而是国际收支体系存在缺陷；到约翰逊总统时期，“凯森报告”更是提出了让盈余国德国使用长期债务工具为美国债务融资的方案，该方案同当年凯恩斯的计划并无二致。到1967年上半年，美国已经开始推动大部分持有美元的国家实行“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的构想，而1968年3月“黄金总库”的解体、黄金市场的分割，已经使得世界进入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最后，直至“保罗·沃尔克工作小组报告”的提出和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违约行动。可见，美国对金融逻辑的改变并非突然，而是“蓄谋已久”。
美国人对金融逻辑的改变是系统的。一方面，它改变了敦促赤字国家恢复、强化政策约束的原则，使其可以无视债务规模及其合理水平而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赤字国为确保货币平价需要动用外汇储备（对美国而言主要是黄金），因而迫使它们必须对国际收支平衡保持严格要求（“债权人逻辑”），然而浮动汇率制度则使得赤字国如美国的经常账户得以持续扩大，且导致无约束政策从赤字国传播至盈余国，破坏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与效率。这一切，都是通过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实现的。
所谓美元体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后，由不能与黄金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即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居主导地位、在全球官方储备和金融资产中居领先地位、在全球信用周转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现阶段的美元体系主要依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商品美元还流机制。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提供开放的商品市场，其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弥补主要依靠这些国家美元储备的“还流”——以购买美国国债或公司债等形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与服务赚取美元以后，不得不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借给美国。否则，由于美元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若美元供给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贬值。这意味着一方面，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顺差国货币升值，对其扩大出口不利。所以，美元体系下顺差国的悲剧就在于，它们不得不被动地维持着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包括中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债权国要尽力维持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币值稳定，这也是这些顺差国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再次投资于这些国家（约70%用东道国货币计价），在赚取各种资本收益的同时更可以赚取美元贬值（财富转移效应）的红利。这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让全球为其分摊霸权成本的重要途径。
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当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于1974－1975年间联合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计价的协议，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须储备美元，从而使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目前，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计价的。由此可见，美国霸权或者说美元霸权达到怎样的程度。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对自身的对外负债是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最主要的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对确保美元的内外价值格外慎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搞了三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由于美元流动性的六成左右在海外流通，这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未导致美元贬值。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人们无法看到美元出现货币错配的现象。鉴于所有货币危机都是某种货币错配的结果，因而只有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才真的可能出现危机。否则，难言“美元衰落”或“美国衰落”。
与黄金脱钩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使得美元从一种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即纯粹的信用纸币制度，其实质则是不再用黄金来衡量价值即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美元，开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并成为其他货币的主要标价标准和锚定对象。因此，与以往依靠殖民地掠夺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同，美元体系的形成及其金融逻辑的变化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也更为隐秘的剥削体系，这是一个超级帝国主义体系。在广度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如此控制全球规模的货币金融运行，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就其深度来看，也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发明、发展如此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成为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并具有了横行无敌的金融权力。这个超帝国主义的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可以坚守“债务人逻辑”、大量举债而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
1、它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人为扩张。因而一方面，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合作的、孤立主义的，必定是世界性矛盾、冲突与危机的制造者。
2、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系统内国家面临着美元汇率波动、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经常面临各种货币金融风险，但推翻该体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系统崩溃恐惧”。这种恐惧将所有系统内国家绑定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实质上成为被美元体系绑架的“人质”。由此美国判定，系统崩溃的压力或恐怖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国（元）的成本，其“绑架”功能使得系统内国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支撑该体系的运转。这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或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下特朗普总统可以恣意妄为地发动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背景。
总体上看，美元体系的权力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该体系在为其成员提供诸如美元流动性、交易和结算便利等“公共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对其产生严重的不对称依赖，迫使系统内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支撑或维系这一体系，而且由于摆脱了黄金约束，它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具体而言，美元体系的全球性权力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及其协调、实施机构，如IMF、世界银行等；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计价、结算的习惯与传统；三是国内发达的具有深度与广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最活跃的金融市场，并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四是全球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五是超强的金融制裁权力；六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全球性传播，等等。归纳起来，就是拥有全面、系统和强大的硬权力与软权力。
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开始，是一场持久战的“序幕”，即便一时有所缓和，绝不意味着争端消弭，而是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自由贸易大多是在体制、制度相近的国家间得以长期开展，而在那些规则、体制和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结果往往是冲突甚至是战争。这场贸易争端的本质，是大国间制度的较量。因此，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计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计较眼前的输赢，而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超越贸易战本身，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顺势而为，以这场空前的外部压力为契机和动力，促进国内的体制、制度改革，以实现中国的持续崛起。虽然只有半年的时间，中国对这场贸易争端的应对已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不惜则一切代价”、“对等的数量报复”到“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打蛇打七寸”，再到“中国不屑于对美国实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以及国企开启“规则中性”原则的改革，等等。这是一个回归理性的过程，也是中国决心下大力气启动改革的良好动向。考虑到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崛起，本文有如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1、首先，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很强，短时期内难以被撼动，因而对中美贸易争端需要做周全考量，理性应对。具体而言，针对现阶段的中美贸易争端，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就国内层面而言，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损益及其度量，不能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经验证明，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遏制对手的途径往往是多元、系统和综合的。这其中，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压制对手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事实上，贸易争端的持续及其影响也不会局限在贸易领域，一定会涉及到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领域。迄今为止在美元体系下有关大国间贸易争端的唯一经验，来自于美日贸易摩擦。其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教训，不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崩溃，而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对对手货币的操控或打击能力，这幕戏剧的高潮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因此，作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中国应尽全力将中美贸易争端控制在贸易范围内，避免“货币战”“金融战”，即便迫不得已，也应尽力拖延时间，减小冲突规模。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逐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之举，但在资本项目开放领域仍需谨慎对待。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货币金融安全面临着比传统安全更为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针对现行美元体系日益增强的自利性乃至可能的金融制裁压力，中国有必要在两个领域中有所作为：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在区域层面，中国应在新形势下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而急剧恶化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便陷入停滞状态。随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扩大，不只是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压力。一方面，中国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置于东亚地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更多地是增强双边抵御金融风险的信心，而非增加贸易结算功能，只有在中国处于区域生产网络中心的东亚地区，人民币贸易计价与结算功能的提升才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与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中国应有恒久而非善变的地缘战略意识，高度重视周边、区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鉴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历来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中国应顺势而为，以中日关系“破冰”为契机，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和经济贸易合作走向新的阶段，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奠定坚实的区域合作基础，这应该是今后中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在国际层面，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作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中国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战略应该“不是在‘系统外’发起挑战，而是在‘系统内’促进改革；不是在‘系统内’对现有体制做革命性的颠覆，而是对其做改良性的增量改革”。在现行美元体系内，中国应努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秉持“债权人逻辑”或者增强对“债务人逻辑”的约束功能。一方面，推进其朝着对美国自利动力与行为能力加强约束的方向进展，另一方面则应高度重视与日本、德国等对美债权国家一道，循序渐进地形成一个“债权人同盟”，共同致力于恢复以“债权人逻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秩序。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与安排。
第一，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货币稳定非常重要。1870到1914年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是决定其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此间，美国物价水平平稳下降，每单位GNP的货币数量减少，而经济增长速度却达到3%～4%，这是生产力提升的结果，即通货紧缩只是导致价格下跌而价值并未改变。所以，美国是在货币稳定甚至是紧缩的条件下成为强国的。
第二，大国崛起的过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储备而实现的，它们都是依靠债务包括外债的可持续性支撑而崛起的。债务、国家信用与大国崛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金融发展中的信用对国家制度安排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否则崛起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出现“崛起中断”。无数挑战国失败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历史上英法两国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结局，值得深思。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证明，不同时代的现代金融业的发育、发展均严重依赖于制度安排的演进与现代化：严格的产权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否则，在信用缺失，加之国家在本币无法国际化或者顺利对外发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内部税收掠取的强化获得一时的增长，结果是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所谓崛起也是昙花一现。西方崛起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军事-金融综合体”，使得国家在长期、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得以获得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支持，因此，如何通过制度的调整、改革与现代化增强国家信用，构建一个国家化、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资本（货币）控制体系，对于大国崛起格外重要。
（作者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期，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首发于“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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