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论稳中求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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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论稳中求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
2020-10-30
【提 要】“稳中求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一种常态化需要，说它已经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也不为过。我们必须从事物的本质，即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中国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否则，必然挥之不去，甚至政策与目标南辕北辙。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提供了一种本质分析的框架。所谓“稳”，最重要的就是要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为了追求生产力，就用经济私有化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样，必然增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最终必然使中国重蹈英国日落覆辙，重演美国系统性、根本性危机。所谓“进”，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意味着我国的生产力应该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加以推进。
一、1996年后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稳中求进”思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自1994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在每年年尾11月到12月举行，一般开会时间不超过四天。它的任务是总结当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情况形势，制定来年宏观经济发展规划。从已有文献看，“稳中求进”的政策理念至晚在199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出现。1996年，是香港回归前一年。该年所确立的“稳中求进”政策中的“进”，就是通过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式改革和搞活市场，适度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使1996年GDP的增长率将在1995年9.7%左右的基础上达到10.5%左右。“稳”是逐渐地、平稳地、健康地向上，而不是像1985、1988及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那样急剧地、突发式地向上。这一年提出的“稳中求进”是以农业稳定增长为基础，以控制通货膨胀为条件，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来提高效率，通过提高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1】。在中国1996年制定了这项政策后，1997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发生系列金融危机。今天来看，不应该排除这次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借香港回归之机发动的一次主要针对中国的系统经济攻击的可能性。由于我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成功地阻击了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做空香港金融市场的企图。而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日本、韩国则损失惨重。从这次经验看，中国必须充分考虑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而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就是国际投机资本，也就是国际金融集团中的一些势力。1997年，中国虽然抵御住了外国资本对香港的攻击，但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也第一次使内需不足的问题浮出表面。因此，继续“稳中求进”成为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在中国出现第一次内需不足的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主题，实际上也是延续“稳中求进”的政策。对这一年的所谓“稳”的一种解读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和加强农业，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社会保障，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所谓“进”的一种解读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经济结构调整要有新的进展，解决社会热点问题要有新的举措，对外开放水平要有新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有明显改善，在此前提下，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2】。199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抓好国企改革。从2000年到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几乎总是离不开宏观调控。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定为“保增长 扩内需 调结构”。该年推出的一个关键的政策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把“稳中求进”作为主题，并可以说延续到2018年。应该指出，虽然表述相同，但由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稳中求进”的内涵在不同年份也有所不同【3】。比如，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都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而我们的目标增长率已经降低到6%左右。这与以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侧重点是有较大不同的。第一部分分析表明，“稳中求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一种常态化需要，说它已经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也不为过。“稳中求进”既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一种常态化需要，那就表明，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突出问题。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必然表现在就业率、杠杆率、金融资产价格、出口增长率、外资增长率、投资率、投资增长率等指标上。这些指标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一个指标的变坏就可能带动另一个指标变坏，如投资增长率下降一般必然带动就业增长率下降。而指标间的传导机制之一就是预期。所谓“稳”，就是这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处于合理、正常区间。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稳”。每个国家都希望得到这种“稳”，但有可能得不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在改革中被搞坏了，那么，即使能够在一个时期实现“稳”，也终将失去。因此，我们必须从事物的本质，即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中国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否则，必然挥之不去，甚至政策与目标南辕北辙。已有的学术研究要么限于对具体工作的探讨，要么限于西方经济学框架下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可以说，都是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提供了一种本质分析的框架，使我们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来对潜在的不稳定加以根本的解决。（一）只有避免中国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趋同，才能从根本上稳定经济避免中国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国家趋同，可以从根本上稳定经济。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可以防止发生危害社会制度安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是它可以避免中国出现类似英美那种根本性、系统性危机。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这就表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时无处不在。当这一矛盾在利润率下降到一个临界点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一些企业开始倒闭，生产开始下降，这又导致新的企业的倒闭，生产进一步下降，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一个下跌的循环之中。有的时候，危机来得十分猛烈。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的稳定，然后又再次下跌了。直到下跌到一个低谷，资本主义才逐步企稳，再经过一段时间，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渡过一次危机。因而形成了一个周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经济周期律的历史。1929年和2008年，资本主义更是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应该说，我国领导人的这个重大判断也应该是我国处理经济工作要遵循的一个基本预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深刻内涵之一，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衰落。这再次表明，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所炮制的得到西方政要背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的观点在中国依然具有影响力。一些学者依然过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主张中国重走西方道路，实际上就是主张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今天的世界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马克思《资本论》没有过时。而马克思《资本论》没有过时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就应该是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近三年，特别是去年，民间俗称的“五六七八九”数据（即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出现在一些官方部门公布的资料中，并得以广泛宣传。即使这些数据并不为真，它们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基础与西方经济基础的相似性程度已经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者的相似程度了。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的成因与西方国家经济不稳定性的成因也越来越趋同了。毫无疑问，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货币政策曾经为稳定西方经济立下汗马功劳，也曾经为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宏观调控政策所借鉴和吸收，但很显然，它没有阻止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根本性危机【4】，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衰落。它之所以无能为力，不是因为它不想，而是因为它们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模式理论所具有的彻底的深刻性，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现实的彻底的批判性，从而缺乏真正稳定经济的能力。它寄希望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来稳定宏观经济。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只能稳定一些事后被证明为极其微小的危机。类比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也只能用来稳定一些较小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从根本上稳定中国经济的主要责任不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也不在任何一个其它部门，而在党中央。党中央在掌握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如社会基本制度）坚决不改。这就意味着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应该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新的主要矛盾。发展不充分之成为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是因为来自国际的压力。假设没有国际压力，中国就依然可以“不患寡”，即不用担心发展不充分。现在，中国发展不充分的压力相对四十年前和70年前已经大大减轻。但即使没有国际压力，即使发展充分了，中国依然“患不均”。发展不平衡对任何国家都是主要矛盾之一。而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发展。宋方敏认为，4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警示我们，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极具风险性，既可能成为国有企业凤凰涅槃、展翅腾飞的全民产权有效实现形式，也可能成为葬送国有企业的私有制经济实现形式【5】。当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社会中的一些人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私人资本瓜分国有资本的一次盛宴。而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讲得很清楚，“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6】。也就是说，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中国经济，必须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任何改革都不能破坏这个主体地位。任何破坏了这个主体地位的改革都应该被纠正过来。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波动。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就出现过三起三落【7】，但它们都不是类似西方的那种危害社会制度安全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城市就业有保障，工资与物价的关系协调，即使经济增速落下，也没有失业，工资照发。而且经济增速下降后，物资供应反而可能更有保障。在价格、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方面，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在市场经济、提高效率等口号下，许多产品（如房地产、医疗、教育、食品）的价格过高了，许多工人下岗了。而这就给中国经济增加了巨大的风险。首先，如房地产、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物价过高，必然压低人民的实际收入，必然压低人民用于其它商品上的支出，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扭曲和不足，进而也导致投资需求的扭曲和不足。在国家压缩房地产投资时，又可能放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要稳定中国经济，不仅仅是控制通货膨胀，还必须解决这种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背离的问题。实际上，由于这种背离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已经超过通货膨胀成为中国价格领域的主要问题。其次，在高价格的作用下，中低收入者的财富被大大压低了，包括失业者在内的没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压力加大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弹性的就业制度实际上会加剧经济下行带给社会的破坏作用。因此，要稳定中国经济，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那种“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劳动制度，使劳动成为社会的最基础保障，而不是用让人们大量失业，再用社会救济加以保障的办法【8】。我国社保基金的运作还很不完善，社保基金甚至可能缺少必要的资金。假如可以允许企业任意解雇，那么，当经济下行时，大量下岗工人因缺乏生活来源，就有可能冲击政府。如被他国利用，甚至可能局面失控。第三，中国已经形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高收入者获得更高收入有了更好的条件，而低收入者一般只能维持低收入。这可以用美国数据加以预测。2016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说：“底层90%的人口收入停滞长达1/3世纪。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其实比42年前有所减少。就底部而言，实际工资与60年前的水平相当”。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刊登的《不平等与现代化》一文中说：“19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年则掌握全国40%的财富”【9】。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是酿生革命的社会基础。因此，要稳定中国经济，必须避免形成这种“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分配格局，在形成之后，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消除。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共享发展成果的局面。从以上对“稳”的内涵的两个方面解读看，在当前的中国，“稳”的实现就不可能主要是指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的经济了，而只能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了，即应该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实际上，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校正价格，完善保障制度，满足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逐步走向共享。这也意味着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能仅仅基于短期需要来安排政策，而必须上升到更宏观、更长远、更根本的层面。十九大确立的中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更宏观、更长远、更根本的层面的问题。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应该紧密围绕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展开。本部分分析表明，其实，所谓“稳”，最重要的就是要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为了追求生产力，就用经济私有化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样，必然增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最终必然使中国重蹈英国日落覆辙，重演美国系统性、根本性危机，因为英美就是在追求生产力的过程中（实质是追求资本家占据大量生产力）走入经济发展的死结的。所谓“进”，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它应该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意味着我国的生产力应该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加以推进。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在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这两个广泛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10】。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归纳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而认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三个层次，即（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1961，第58页；李匡夫，1984）。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的物质条件上结成的复杂的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归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斯大林，1961，第58页）。【11】基于斯大林的表述，很显然，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根本、支配意义的生产关系。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包括管理关系，即企业内部关系，以及不同人群关系等）、企业间关系、产业间关系、区域间关系，甚至国家关系。于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进”就应该是斯大林所说的三个方面，特别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应该在中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2019年3月21日下午14时48分左右，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的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导致至少64人死亡。据有关资料，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成立，占地面积约220亩，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即属于私人企业。倪成良通过注册资金约2.5亿元的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嘉宜化工70%股权。这家公司存在多项安全隐患问题和诸多环境问题，都在爆炸之后凸显出来。对于爆炸中死亡的人、受伤的人、致残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这家私人企业在安全问题上的失责是造成他们损失的主因。无独有偶，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飞机在德布雷塞特镇附近坠毁，机上有157人，包括8名机组人员，遇难者来自35个国家。这是该型号飞机在5月内第二次发生事故。现在的初步判断是，波音公司在与空中客车的竞争压力下，匆忙推出了这款新飞机，淡化了增加飞行员培训的必要性，并利用与航空管理机构日益亲密的关系使这款飞机获得了批准。在第二次空难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停飞波音涉事机型的国家，并随后有多个国家跟进。有分析认为，波音可能因此受到重创。这两个例子都表明，私人企业以大概率对环境或安全失责。失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私人企业盲目追逐利润而不择手段，不管环境污染，不管安全保障。因为对环境和安全的负责都意味着成本的付出和利润的降低。私人企业是由私人主导的，既然私人已经受利润主导了，则企业的安全规章、安全设施可以不建立、不设立，即使建立、设立也可以形同虚置，这样，企业内部的管理就必然出问题了。于是，为了求进，中国应该逐渐增大公有制在经济中的比例。在1978年后的30多年中，中国长期把GDP增长率作为“进”的核心内涵，为此，不惜牺牲环境、安全，不惜牺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惜用比较优势战略、劳动密集型战略。中国在移动支付、建筑、高铁领域虽然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但存在着生产关系的代价。这些领域的生产力发展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催化剂。住房建设催生了许多房地产富豪；高铁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导致一个铁道部部长被投进监狱。本来这些领域如何更多用国有企业的办法就可以较好地减少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如果生产力发展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没有两极分化，很少有官员腐败，那不就是一个高质量的“进”吗？在十八大后，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GDP崇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过来。习近平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看得非常重，反复强调。习近平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企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他严肃批评：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绝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他还突出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为什么是政治基础？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十九大后，习近平首次外出调研，考察“混改”中的大型国企徐工集团，又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12】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中国在汽车、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互联网等诸多战略性领域还未能取得突破，还在被西方某些国家卡脖子，构成中国生产力求进的重要方面。有不少观点强调在这些方面求进的难度。但中国依靠国家力量，在北斗系统、电信网络、建筑、高铁、电力供应和传输、治理沙漠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这些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好表明，中国在汽车、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的生产力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中国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中国是人口大国、教育大国，足以支撑起主要利用公有制的办法让所有上述产业领域在70年的时间里都达到世界生产力的前列，这就会在保证发展质量的前提下提升中国的发展速度。这是本文对“进”的内涵的基本判断。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看，不用达到6%，只要稳定在4%-5%的范围就可以了。因为一般而言，美国经济增速不会达到4%。因此，中国只要保持超过4%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就可以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在生产力上超过美国，为我国解决一系列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了。【1】陈东琪. 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导向[J]. 生产力研究,1996(06):1.【2】正确把握稳中求进的内涵[J]. 农村金融与市场经济,1998(01):30.【3】陈振锋,柳春明. 稳中求进的丰富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J]. 中国城市金融,2013(01):14-16.【4】王今朝.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20):14-22.【5】宋方敏. 客观辩证把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意义, http://www.kunlunce.com/klzt/guoqigaige/2019-03-22/132091.html, 2019年3月23日。【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15/5509735.shtml.【7】“起”是用接近20%的年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落”是用负的年经济增长率来衡量。【8】实际上，中国私人家族企业一般都安排了大量并不称职的家族人员参加管理、生产。这本身也是一种“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制度。【9】转引自李慎明. 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http://www.cssn.cn/jjx/xk/jjx_lljjx/sjjjygjjjx/201804/t20180424_4210435_2.shtml。【1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11】这里，也应该指出，不同的生产资料的经济意义是不同的。如小农具和拖拉机都是生产资料，但小农具对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拖拉机则具有。【12】本段所引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来自宋方敏：《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一致性》，《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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