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决非来自于虚幻天国的自我陶醉，决非让虚无的玄冥之神主宰现实人们的思想、精神，而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现实世界里通过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注入新时代文化活力所于广大人民心中油然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无上自信和自豪。精神层面的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标志，否则，无论经济建设取得多大成就，都只能是无本之木。
一
170多年前，马克思在其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以其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基于辩证唯物哲学观、历史观和对人性与阶级的深刻洞察力，向禁锢欧洲民众思想、奴役人们精神的宗教敲响大吕黄钟。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批判使人摆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
在16—17世纪的欧洲，奴隶主及宗教僧侣制度下的基层人民，被彼岸世界——多来自统治阶级杜撰的天国的精神锁链，牢牢地缚在受奴隶主和僧侣奴役的卑贱悲惨的屈辱柱上，直至18世纪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人民风起云涌掀起反抗压迫、争取平等自由的大革命，进入19世纪后，它以马克思系列向旧的奴隶主和僧侣制度开火的檄文为中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引领，以历史发展唯物辩证法，以建立在现实社会制度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财富分配及继之兴起的阶级矛盾的铁的实事，敲响中世纪腐朽的奴隶主和僧侣统治制度的丧钟，一个新的人类理想社会——消灭一切不平等现象的自由、平等、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人类为之奋斗的崭新的现实的幸福的神圣目标。
二
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砸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精神上的宗法枷锁。只有人民思想与精神解放，才能唤醒蒙蔽的理性，沉睡的激情，才能激发人民为追求现实的幸福行动的活力。
“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
欧洲以法国大革命为导火索，挣脱奴役人民的宗教锁链的革命力量，很快摧枯拉朽般摧毁了奴隶主和僧侣的黑暗统治，继之人民重又投入推动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进程的伟大行动中。理想的人类社会形态胚芽在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的斗争中破土而出。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成功，掀起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此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为主的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结出丰硕果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世界形成以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意识形态阵营。
三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不断进化的文明与愚昧斗争的历史。同源自蛮荒时代相对封闭柔弱的人类对神秘的自然之力的敬畏产生的赖以慰藉心灵的宗教思想的漫长斗争，可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是幻象的精神主宰与现实的自我主宰的斗争。人类在解放自己的艰难进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马克思说：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人类对现实苦难于想象的虚幻天国的救赎，因此它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一切现实社会制度及因之缔结的现实的人类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是现实社会于所谓天国的倒影。对宗教的罪恶的救赎——揭露与批判，在掌握辩证唯物论思想武器的此岸的勇敢的斗争者来说，就必然地表现为对现实社会丑恶荒谬现象的揭露与批判。
在欧洲，唯物论者、追求科学真理的先驱——意大利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为此率先殉道。布鲁诺15岁进修道院，24岁成为牧师，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修道院期间，布鲁诺求知若渴，博览群书。然而对布鲁诺的人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书籍，并非宗教典籍，而是被当时统治阶级及教会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哥白尼日心说著作。唯物自然科学之光射进布鲁诺尚未被宗教的虚幻魔力掳获的心灵世界，他由对现实世界自然科学的深入接触和研究，进而对虚无的唯心的宗教神学产生了怀疑。他依据自己业已掌握的唯物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出论文，在批判宗教圣典《圣经》中荒谬内容及违背现实人性道德的黑暗的宗教制度的同时，肯定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且用实事依据和唯物论批驳、否定千百年来统治阶级学术权威及罗马教徒认定的地心说。
布鲁诺的离经叛道触怒了统治阶级和罗马教廷，很快，他被革除教籍，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后流亡到罗马、威尼斯、瑞士、法国、德国、英国，一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科学信仰，于流亡期间，写下了十多部批判宗教教会、宣传唯物真理的著作，向世人宣传自然科学和日心宇宙观。
布鲁诺的顽强，进一步激起了罗马教廷的恼怒和恐慌，罗马教徒采用阴险手段将他诓回国内，予以逮捕。在宗教裁判所里，教会利诱他：只要你公开宣布放弃日心说，不但免你一死，并且发给你优裕的生活费让你安享晚年。教会的卑鄙伎俩遭到布鲁诺严辞拒绝。布鲁诺被教会投入囹圄。由于他始终坚守自己对科学的信仰，不屑向统治者和教会妥协，在度过长达8年的牢狱生活后，终于被绝望的罗马教会以所谓神的名义判处火刑。行刑时，刽子手害怕布鲁诺开口向围观的人们继续传播真理，用粗粝的木塞塞进他的嘴里。
四
我国是具有5000年历史文明的古老国度。新中国成立以前，由民国上溯至奴隶制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人民实行制度上的钳制、生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奴役，藉此维护他们的统治和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旧社会的纲常礼教将人民牢钉在受剥削压迫的卑贱地位，等级森严、禁锢人的自由天性与生机活力的程朱理学等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吃人制度的伪善护盾。如《程氏遗书》载北宋理学家程颐和他人的一段对话：或问：
“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程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而实事是，加在封建社会妇女身上的沉重的贞节牌坊的背书，是对冷酷的封建制度的维护和颂扬。
程朱理学、儒家文化糟粕与信奉神鬼的古老宗教的关系历来是孪生兄弟，他们沿人类历史起点一路走来，相辅相成，互为补益，对麻醉人民心灵、巩固历代帝王统治居功至伟。人民在思想行为上稍越纲常礼教雷池，便被视为应鞭笞、唾弃的大逆不道。
在我国，最早以唯物论思想反抗宗教神权的是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他在其对后世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论衡》一书的“论死篇”中，对毒害人们思想的鬼神学说，采用基本常识进行了有力批驳。他说：
“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
译成白话文即：世上的人说人死后能变成鬼，有知觉，能害人。人是物，人以外的万物也是物，物死后不变成鬼，人死后为什么偏偏能够变成鬼呢？
他接着深入辨析：
“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译成白话文即：计算一下现在活着的人数，不如自古以来死去的人多。如果人死了就变成鬼，那么今天在道路上就会一步一个鬼了。满厅堂满院子全是鬼，巷中路上也塞满了鬼，不应当只是见到一两个人变成的鬼啊。
接下来，他进一步深入推论：
“人为人所殴伤，诣吏告苦以语人，有知之故也。或为人所杀，则不知何人杀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杀己也，当能言于吏旁，告以贼主名；或能归语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则不能，无知之效也。”
译为白话文即：谁要是被别人打伤了，就会到官吏那里去告状诉苦并向人们叙述这件事情，这是人有知觉的缘故。如果被人杀死，人们就往往不知道是被何人杀的了，或许家里人不知道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假如死人有知觉，必然怨恨那个杀害自己的人，应当能在官吏面前诉说，告知凶手的名字；或者能够回去告诉家里的人，告知尸体在什么地方。现在连这些都不能做到，就是死人没有知觉的明证。
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对反动统治者愚弄、控制人民思想、精神的宗教以及现实的反动的封建制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使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体觉醒的人民迸发出一往无前的革命动力。
在我国，以近代推翻腐朽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冲车，冲击一切旧社会封建礼教、宗法迷信堡垒。
伟大的思想启蒙先驱鲁迅先生，对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纲常礼教、宗教迷信荼毒人民思想、麻醉百姓心灵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其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创作的小说《药》和在1924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期间创作的小说《祝福》，以蕴含其杂文式犀利锋芒的辛辣批判和封建铁幕压抑下的沉痛，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以近乎白描的简练的艺术表现手法，血淋淋的现实解剖，揭露反动封建宗法制度的伪善吃人本性。
鲁迅于小说《祝福》中所表达的意旨，是对推翻腐朽清政府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反思。面对推翻的帝制政权又被反动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统治所代替，封建社会基础并未彻底摧毁，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赤贫化日趋严重，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牢牢桎梏着人民精神的残酷现实，他通过被封建制度、礼教神权打入命运的地狱的旧中国女性代表——小说主人公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描述，来完成自己对吃人的旧制度的控诉，以文字的呐喊完成唤醒民众的使命。作品通过作为帮佣的祥林嫂二进二出封建财主鲁四老爷家前后人生际遇变化和最后悲惨的命运归宿，昭示了挣扎在封建社会底层百姓，在森严的纲常礼教、荒诞的宗教邪说编织的天罗地网中，必然的悲剧性命运走向：首先是夫纲通过牙婆卫老婆子及其婆家尽数卷走了祥林嫂首次进鲁家做佣工数年积攒的血汗钱，继之通过宗教神权掳走了她第二次进鲁家帮佣的全部的微薄积蓄。首次丧夫的祥林嫂通过继续主宰她命运的婆家行使礼法权威，像卖牲口一样将她卖给深山里的第二个男人。当在黑暗社会制度下继任丈夫及年幼的儿子相继罹难，在牙婆卫老婆子再次撮合下，命运再次把她推进了鲁四老爷家里。由于经历了由吃人封建礼教所造成的悲惨的命运变故，祥林嫂便在世人、尤其是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们的眼里，就成了伤风败俗、不干不净的肮脏秽物了，她已不过是苟存于世的一截探出尘埃的丢人显眼的枯败的草芥。农历除夕供神祈福的“福礼”布设，自然再也不准她插手了，——天国大慈大悲的圣洁诸神只赐福于干净体面的有钱绅士。陷入绝境的祥林嫂相信了吃素的柳妈关于人生报应轮回之说，罄尽第二次在鲁家帮佣的全部积蓄，到镇上的土地庙里捐了一条作为自己替身的门槛，欲藉敬神者的践踏来救赎自己犯下的深重罪孽，换取神灵的宽恕和苟存人世的荣光。然而最后换来的却是：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直到这时，祥林嫂才彻底明白，她向彼岸世界神祇的虔诚赎罪，永远救赎不了自己已于现实的此岸沦陷的世界。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心里残存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了，肉体也随之委顿、飘零。烟花烂漫的除夕之夜，天地圣众在歆享了讲理学的鲁四老爷们奉祀的丰厚牲醴，正慷慨地赐予他们无限的幸福，而同样在众神之羽覆蔽之下的祥林嫂，即便是神灵恩赐她解脱尘世苦难的死亡，也只能换来鲁四老爷的一句冰冷的恶心：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鲁迅在小说《药》中，更是通过“人血馒头”，以一个先觉者的悲悯大爱，愤怒控诉铁桶般禁锢人民思想与精神的黑暗社会的同时，对麻木不仁的民众看客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郁的悲鸣。鲁迅在作品中，以“拯救”与反“拯救”，即被拯救者——广大底层民众和拯救者——同为底层民众一分子的革命党人夏家孩子间鲜明尖锐的思想对立，迸发出震撼人心、催人猛醒的艺术力量。作为底层人民中的一分子，华老栓及其家人，非但自私麻木，而且以革命英雄就义的鲜血供祭宗教迷信里的虚无的神祇，来乞求现实中生命的救赎，何其残酷，何其令人扼腕。
“华老栓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这就是宗教虚无彼岸在被蛊惑的现实世界的人们心中植入的全部的精神主宰和希望。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便给他两个嘴巴！”康大叔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康大叔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20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这就是在千百年来在封建礼教奴役下的卑微但又市侩的底层民众的思想、精神现状。鲁迅的《呐喊·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进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然而更为冷峻的实事，是这些由麻木的昏睡进入死亡的人们群起怒斥吵醒他们的觉醒者多管闲事。蘸着英雄为共和奉祭的鲜血的馒头，自然不能在藉宗教的虚妄天国治愈华老栓儿子痨瘵，使这个现实中的生命重焕生机。华老栓寄予宗教迷信的殷殷希冀破灭了，他患痨病的儿子——这个被旧制度与宗教迷信戕害的生命同千千万万遭受同样荼毒的不幸生命一样，将很快被人们遗忘，而夏家孩子的坟头却较华家孩子的坟上多出了一圈祭奠怀念的花环。
六
鲁迅从现实世界和人民精神上消灭制造“人血馒头”的魔鬼的夙愿，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得以实现。史诗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换来人民的普遍觉醒。在反封建、破“四旧”的民众思想大解放的新时代洪流中，以祥林嫂们屈辱的“门槛”替身和向封建吃人神坛祭献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为象征的黑暗的封建礼教、宗法神权被扫荡殆尽。伟大的新中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在东方的成功实践，它砸碎了千百年来禁锢人民精神与肉体的沉重神权枷锁，废除了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迷信，使人民回归自我主宰的人的最高本质，在灿烂阳光下尽情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一切奴役人民的封建腐朽文化被新时代倡导的自由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代替。
新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并非如改革开放后一些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非难者和别有用心阴谋家胡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是一场断绝中华传统文脉的野蛮的政治运动；他们甚至将这一群众运动同史载2000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联系在一起，其矛头所指不言而喻。但以人民专政为政治基础、实行旨在打破阶级壁垒、消灭一切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怎么能同封建社会以贵族特权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帝王的“家天下”相提并论？事实正好相反，我国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动的文化改造运动，是顺应大众民主时代潮流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扬弃了麻醉、奴役人民心灵、阻碍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封建纲常、神权糟粕，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道”宗脉。
新中国的文化革新，开辟了以代表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儒释道总成的新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高尚正义“大道”，在全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同胞）中间实行普遍的新的社会主义道德教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推翻了黑暗的奴隶主统治，砸开了禁锢广大农奴的野蛮奴隶制度和神权镣铐。对于世代遭受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神权浸淫，导致宗教观念深入骨髓的农奴同胞，共产党、毛主席在充分尊重他们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派驻生产、医疗等各类工作队扎根少数民族地区，解决少数民族同胞生产生活困难，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人民自治政治制度；同时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向他们宣传封建礼法、宗教迷信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帮助他们树立唯物世界观，让社会主义制度的暖阳消融潜藏在他们心底的残雪。
七
马克思在《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导言中指出：
“ 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
宣布虚无彼岸的消灭及现实此岸的新生，正是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唤醒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精神面貌和战天斗地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抛弃了宗教迷信精神枷锁的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涌现出以雷锋为代表的千千万万的新中国道德楷模，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催生的道德圣人，与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封建社会圣人不同之处是，新中国的“圣人”产生于人民中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对外开外工作上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偏颇，导致相较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精神与韬略方面存在缺憾。与此同时，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客观上采取照搬主义，导致在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累积了诸多隐患。
伴随着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情口号，遍及城乡的佛寺庙宇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且建设规模越来越大。佛道神权在传统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旗帜下，昂首阔步重新归来。伴随集体主义文化消解，市场机制下重新零碎化的个私思想，加上政策层面的漠视，导致传统文化糟粕——宗教迷信沉渣泛起，鲁迅笔下的阿Q、鲁四老爷、华老栓、卫老婆子、柳妈们集体复活…… 宗教在冠冕堂皇的政策外衣下，在完成它的陈旧的历史使命的同时，更实现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与时俱进，无数名山大刹，在合法的神圣佛教外衣庇护下，将天国的信仰和人世间善男信女们的虔诚，在现实世界中演化为俗不可耐的功利的算计，以心灵礼拜的圣洁虚无的众神对于现实僧众和民众来说，均只不过是为达到俗世目的的一种手段。
更令人忧虑的是，西方宗教伴随着国门的洞开长驱直入。早在2012年11月，“新华网”便报道，专门从事西方宗教经典著作《圣经》一书印刷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印刷圣经已累计超过1亿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该公司董事长丘钟辉说，能够在中国印刷1亿册圣经，是中国基督徒努力的结果，更要归功于国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该报道还称：
“据统计，中国现有（当指截止2012年）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并仍在继续增长。中国的基督教堂及聚会点共约55000处，有教牧人员36000余人，另有10万以上的义工协助工作。中国国内现有神学院、圣经学校共18所，神学生约1800人。”
这段报道标志着西方宗教在我国已进入开疆拓土、大肆扩张的鼎盛时期。
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朝历代庙宇、教堂多为统治阶级，权贵豪绅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修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雄霸天下的当今社会，大发投机横财的香港富商李不就于近年个人斥资15亿元，于寸土寸金的香港选择一处风水宝地建起一座占地4.7公顷的救赎此岸灵魂的彼岸世界——慈山寺吗？据说建筑该寺的木材，主要使用的是从非洲进口的珍贵的紫檀木。在资本家意识中的彼岸天堂 ，素来是在赖以金钱铸造的佛殿坚定自己对财富贪婪攫取的信念中，以奉献给上帝执念的期货，巩固、扩张自己的金钱帝国，在他们的天堂里，是绝不允许为他们为神祇供奉的圣餐而输送血汗的普通民众分享神灵赐予的福禄荣光。
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唯心的，其虚妄的本质是一致的，其对人民大众精神的污染荼毒是同样的，其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功用也一样的。一个可以麻醉苦难心灵的铺满鲜花的精神世界总比冷竣的现实世界丰满美丽、令人心驰神往。
八
唯物层面的宗教总是现实生活的产物，寄居灵魂的现实的躯壳扎根于尘世大地，这种建筑物质及其与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思想意识属性，决定了它与政治经济、与具有比较差异的附庸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无数实事证明，宗教往往是政治的工具。
就在两年前的2017年，在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会长沙，竟然出现由政府主导，耗费巨资修建占地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中南地区最大基督教教会主题公园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诡谲事件，这对以唯物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极其荒谬的揶揄。而将这座象征着西方神权的基督教教会主题公园建设地点选在长沙，礼拜上帝耶稣的唯心主义与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在毕生志力于消灭封建礼教、打倒封建神权、唤醒人民在现实世界掌握自己幸福、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家乡，形成针锋相对抗衡态势。这种公然挑战人民领袖和共产党领导，挑战中国人民感情底线的诡异行径，无疑蕴含着潜在的政治旨意。
尽管长沙基督教教会公园项目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和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星沙“教堂”建筑上的“十字架”已被拆除，湖南省委相关领导也受到相应处罚，但这起事件在人民群众心中造成的巨大创伤却难以弥合。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党和政府领导，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在思想和行动上动辄违背党的基本政治原则，忘记革命初心，漠视人民群众民族情感，必将撕裂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威胁共产党执政地位，对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造成破坏性逆动力。
在人类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禁锢人的思想精神的宗教的幽灵依然似一块丑恶的顽癣牢抓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在现代高楼大厦的城市丛林中，在信息发达、生活条件改善的广袤乡村，由宗教滋生出上至达官豪富、下至平民百姓心灵的毒菌，彼岸的乐土蕃衍出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欺诈、残害人民的邪教和大批专事招摇撞骗、巧取豪夺的王林之类神棍、巫觋。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的道路自信，不言而喻是指我党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自信中的理论主要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辩证唯物理论；制度自信中的制度，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当指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决非来自于虚幻天国的自我陶醉，决非让虚无的玄冥之神主宰现实人们的思想、精神，而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现实世界里通过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注入新时代文化活力所于广大人民心中油然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无上自信和自豪。精神层面的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标志，否则，无论经济建设取得多大成就，都只能是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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