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 年开始艰难探索，一百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才真正开始露出曙光。
【摘 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回望自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复兴之路意义非凡。基于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双重视角，文本将中国复兴之路划分为四个阶段：清朝末期（1840-1911 年）综合国力大国家能力弱的衰落阶段；民国时期（1912-1948 年）综合国力小国家能力弱的低谷阶段；新中国建设时期（1949-1977年）综合国力小国家能力强的奠基阶段；改革开放时期（1978 年至今）综合国力大国家能力强的崛起阶段。
纵观过去近二百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能力提升最关键的变量，坚持党的领导是继续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证。其二，国家能力变化是综合国力变化的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重视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国家能力建设。其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符合国家发展生命周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起点，2020 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强盛期。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回首过去70 年的风雨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过去70 年，中国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到国家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世界“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基础设施落后之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一穷二弱”国家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转变；实现了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的转变；实现了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的转变；实现了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的转变①。虽然不可否认，当前我国仍然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但也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复兴之路”，顾名思义，就是从衰落到再次兴盛的过程中所探索走过的道路。当然，并非世界上所有民族都饱含民族复兴的理想抱负和心理情结，唯有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深刻含义，也唯有曾经经历过落后挨打的民族才会对复兴梦想孜孜以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是发生在中国最近200 年由强到弱、再由弱逐步转强的历史性变化，是延绵5000 多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毛泽东曾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实现复兴。实现第一阶段的任务用了100 年左右的时间（1848-1949 年）。毛泽东预计，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也需要100 年的时间（1949-2050 年）。2012 年11月29 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也曾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在望、胜利在握，回望过去70 年以及自1840年以来走过的复兴之路意义非凡，它不仅有助于认识过去，更有助于启示未来。不过，与之前研究梳理标志性历史事件不同，本文基于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双重维度，重新对过去近200 年的历史进程进行定位，旨在提供认识中国复兴之路的不同视角和启示。
一、认识中国复兴之路：
一个基本框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漫长的系统工程，它最明显的标志是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以及国家能力显著增强。其中，综合国力是复兴之路的一条明线，国家能力则是复兴之路的一条暗线，它们共同构成了认识中国复兴之路的两条主线和基本框架。
21 世纪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总合力，或者说是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各类国家战略资源之总和。它在概念上反映的是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国家（Nation）的总体力量，关注的是国家力量的现实存在和各国现有力量的比较。在构成要素方面，除了前述两种划分之外，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综合国力（国家权力）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等九大要素，地理条件是最稳定的要素，自然资源是相对稳定的要素，后七者则是不断变化的要素。
关于国家能力，作为国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它是国家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尤其是国家遭遇强势社会集团的现实或潜在反对，或者面临不利社会经济环境时执行政策目标的能力。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是为实现国家意志和完成国家任务而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总而言之，国家能力都是作为政体意义上的国家（State）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国家力量产生的过程和机理。国家能力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它的构成要素通常无法穷举，而且随着时代要求的不断变化，国家能力也在动态演进之中。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能力都可以等量齐观，它们之间存在主次之分。比如，王绍光认为存在一些基础性国家能力，它们处于国家能力体系的核心地位，具体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等八项，其中前三项属于近代国家的基本能力，中间四项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则是民主国家的基础能力。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和托斯滕·佩尔松（TorstenPersson） 认为， 在发展集群（DevelopmentClusters）中最为关键的国家能力是旨在汲取税收的财政能力、旨在保护产权的法律能力和旨在供给公共产品的集体能力。
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综合国力作为国家力量总的来源，是国家能力形成的终极基础。国家能力作为将潜在的国家力量转换为实在的国家力量的实现机制，可以反作用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各种要素能否形成合力并发挥最大的效能，关键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国家能力的增强可以不断促进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能力的衰落则可以使原有的综合国力优势被削弱。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综合国力虽然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它在内容上既包括国家（State）层面的资源也包括社会层面的资源，但国家能力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为它们是国家力量不同的源泉。其次，综合国力是相对静态的力量加总，国家能力则是相对动态的力量变化，综合国力是结果变量，通常可以用于比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国家能力是原因变量，可以洞察国家实力变化消长的深层原因。正是由于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相互关联却又不等同的关系，所以二者并不一一对应，综合国力大并不等同于国家能力强，综合国力小也并不等同于国家能力弱。根据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大小强弱变化，它们存在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组合一，综合国力大但国家能力弱；组合二，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均弱小；组合三，综合国力小但国家能力强；组合四，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均强大。
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好经历了中国国力由兴盛转向衰弱，再由衰弱转向兴盛，以及国家能力由弱小转向强大的转折，这正好对应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四种不同组合。根据前述基本框架，笔者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四种不同情形（见表1）：Ⅰ情形对应中国1840-1911 年清朝末期；Ⅱ情形对应中国1912-1948 年民国时期；Ⅲ情形对应1949-1977 年新中国建设时期；Ⅳ情形对应于1978 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此描述从1840 年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之间不同组合的动态变化，以获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一些启示。不过，需要说明的两点是：其一，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都是多维度的概念体系，关于它们的测度本身即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专门测度和比较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而只是以几个关键变量勾勒自近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历史变化。其二，中华文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也是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广土巨族”，无论中国是兴盛还是衰落，她始终是世界巨人，因此，本文所指的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大小强弱之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土面积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统计，1820 年中国国土面积达到1200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达到3.81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10.417 亿人）的36.6%，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32.9% 的最高峰，比欧洲所占比重（26.6%）高出6.3 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产量方面，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均势之前，亚洲凭借人口规模优势，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相比于欧洲占有更为巨大的相对份额，1800 年中国这一份额为33.3%，比整个欧洲（28.1%）超出5.2 个百分点，到了1830 年中国相对份额下降至29.8%，才被欧洲（34.2%）超越。
遗憾的是，中华农业文明达到世界发展的最高峰之后，便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综合国力虽大但已急速衰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蓬勃发展势头相比，形成了历史上的中西大分流，走向了中西方经济趋异时代。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比重虽然仍居世界首位，但是在人口质量无明显提升的情况之下，已经从1820 年的36.6% 迅速下降至1870 年的28.2%，并于1913 年进一步下降至24.4%。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变化也是如此，由1820 年的32.9% 下降至1870 年的17.2%，并于1913 年进一步下降至8.9%，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下降了24 个百分点，并被美国（1913 年为19.1%）超越降至世界第二位。人均GDP 水平与西欧、美国等国家的差距迅速扩大，1820 年这一差距分别为2.0 倍和2.1倍，1870 年便扩大至3.7 倍和4.6 倍，1913 年则已是6.3 倍和9.6 倍。从各项总量指标综合来看，晚清中国勉强还可以撑得起一个世界大国的台面，看起来像个“大户人家”，甚至一度取得了对沙俄和国的军事胜利，但那只不过是落日余晖。如张之洞所言：“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见绌矣”。在浩浩荡荡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面前，它俨然是一个失去活力、危机重重、摇摇欲坠的老大帝国。世界经济重心在加速向西移动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沦为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者，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落伍者。
关于近代中国衰落或者中西分流的原因，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19 世纪之前是个多元的世界，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不大，它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制约，但是煤的发现和美洲殖民地，使得西欧率先摆脱仅靠内部力量无法解决的生态困境，从此与中国（东亚）分道扬镳。黄宗智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明清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原因在于内卷化（Involution），江南地区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过于密集，不得不走上了一条单位以劳动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绝对产出增加的增长道路。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纷纷指出，中西大分流早在1800 年之前便已经发生，它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力的差异。王绍光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 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 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 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 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比较了17 世纪80 年代至19 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英国在政府收入和支出、货币体系、官僚制度、军事力量、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之后认为，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实际可以支配的资源非常有限，与西方经验相比，中国的国家能力一开始就是薄弱的，而且清朝统治者从未像英国那样热衷于形成和拥有渗透社会、攫取资源等方面的国家能力，在18 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清朝政府的国家能力甚至进一步退化。罗伦·布兰特（Loren Brandt）、马德斌（Debin Ma） 和托马斯· 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研究也发现，17 世纪后半叶至19 世纪，中国的人均税收几乎处于世界最低水平，1650-1649 年中国为人均7.0 克银，英国为人均45.1 克银，1800-1849 年中国下降至人均3.4 克银，英国已经快速上升至人均303.8 克银，1850-1899 年中国恢复至人均7.0 克银，英国则进一步上升至人均344.1 克银。由此可见，当时中英两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可谓天壤之别。孙传炜（Tuan-Hwee Sng）和森口千晶（Chiaki Moriguchi）的研究也指出，由于1850年之前中国和日本在税收汲取和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亚洲小分流。
追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大概可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由于历史的惯性，在综合国力方面，清朝末期的中国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性大国。然而，由于国家能力的衰落，中国不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先后发动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自救改革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最终在西方列强的一次次侵略后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丧失了国家自主性，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中国的历史也说明了两个简单道理，一是国家能力的衰落总是先于综合国力的衰落；二是如果缺乏基本的国家能力，任何改革都难以取得成功。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清政府垮台之后30 余年，中国政权却完全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1928年东北易帜之前，北洋政府军阀割据，甚至无法在名义上保证中国领土的统一，更遑论抵御外部侵略和促进经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全国新政府，民族工商业得到了有限的发展，但发展势头持续不久便被日本侵略战争中断。此阶段的中国不仅综合国力跌落至历史谷底，国家能力也跌落至历史谷底，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进入了长达近30 年的低端锁定阶段。
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经济呈现负增长，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下降。1913-1950 年，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世界人均GDP 增长率仅为0.9% 。此时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为-0.62%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人均收入从19 世纪早期的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降至世界平均水平的20.8%，位于当时126 个国家中的倒数第7 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950 年中国GDP 为2400 亿国际元（1990 年不变价，下同），仅占美国总量（为14560 亿国际元）比重的16.5%，以及世界总量（为53260 亿国际元）比重的4.5% ，降至历史最低点（见图1）。托马斯·罗斯基的研究也指出，以1914/1918年为基期，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总产出最高峰为1931/1936 年期间的140.0，但是到了1949 年已降至119.0 ，这一时期（指1914-1918 年至1949年）总产出平均增长率只有0.56%。即使在民国政府相对繁荣的“黄金时期”，1929-1936 年中国GDP 年均增长率突破了1%，达到1.46%，但同时期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0.87%，也尚未达到1% 的现代经济增长“门槛”。总而言之，这一阶段中国自晚清以来综合国力衰落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进一步加剧。
在国家能力方面，北洋政府是清朝末期旧军事势力的延续，它如同晚清政府一样，缺乏现代化意识，尚未充分认识到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或者说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它们根本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根据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说法，1916-1928 年期间，中国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政权的维持主要依靠各种国内外贷款。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于1929 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增加额度十分有限，即使在最高峰的1936 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总额占GDP 比重也只有5.4%。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政府总是面临相当大的预算赤字。所以，在1949 年以前，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与帝制中国的历朝历代一样，根本无法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和地方的资源，当然也无法推动中国经济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在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方面，当时的中国甚至不如印度，以铁路运营里程为例，截至1950 年，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为22238 公里，其中40% 集中在东北地区，同时期印度铁路运营总里程为54854 公里，是中国的2.46倍。同时，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和地方军阀势力掣肘，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整合内部分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本身就是“四大家族”之一，是当时最大的分利集团，缺少无统领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合法性。
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民国时期的中国恰恰不满足这一根本前提，它对外继承了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家缺乏完整主权，丧失了综合国力形成的基础；对内无法实现对疆域内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尚不足以成为现代国家，国家能力更是无从谈起。在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最灰暗的时期。当然，即使在最灰暗的时期，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复兴之路的探索和奋斗，而是展现出极强的民族韧性。一是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二是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开天辟地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三是1945 年取得了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改变了中国任凭列强宰割奴役、濒临亡国和一盘散沙的历史，振奋了民族精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标志和历史转折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彻底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此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终于遏制住了衰落的势头，开始起底回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在落后西方二百年的极低初始起点之下终于开始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1952-1978 年，中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1.3%，国有资本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至12.5%，GDP 总量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 和4.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 和2.6% 。除此之外，1953 年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20 世纪60-70 年代，中国又相继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由于新中国的初始条件太低，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又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挫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1973 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相对繁荣的时期，因此，中国综合国力虽然有所提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加速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比较来看，提高的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与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不相匹配，综合国力的提升空间依然非常巨大。按照购买力平价（1990 年国际元）计算，1958年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5.9% 的高峰，1962 年大跃进之后下降至4.0%，1978 年才回升至4.9%，虽然位居欧洲（27.8%）、美国（21.6%）、苏联（9.0%）、日本（7.6%）之后，但也只比1950 年的4.5% 高出了0.4 个百分点。商品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则处于近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点，1973 年仅为0.65%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1978 年在188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GDP（汇率法）居世界第11 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29 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38 位；人均国民总收入居世界后列，为第175 位。
相比于综合国力的有限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能力的转变更为惊人、影响更为深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根据地建设经验，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那些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仅得到了延续，还进一步发扬。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中国基本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自主性大大提高，国家意志得以有效贯彻和执行。依靠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国家汲取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年即1950 年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已经接近16%，1953 年便超过了30%。此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除个别年份之外，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份额一直在30-35% 之间波动②。通过群众路线和社会价值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近三十年，中国以最少的警力规模和财政支出，实现了最好的社会治安。1956 年中国每万人年均发案率仅为2.9%，1964 年也只有3.1%，处于世界犯罪率的最低水平③。国家能力除了体现在财政汲取和价值濡化方面之外，还体现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在“硬件”公共产品供给方面，1949-1978 年中国铁路、公路、空运、邮电、电力、城市建设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都获得空前的发展，截至1978 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16 万公里，发电量达到228万千瓦时，灌溉面积达到4500 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比重的45%，超过同期美国（13%）等发达国家和印度（35%）等发展中人口大国。在“软件”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中国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力量，短时间内改变了社会面貌，创造了人间奇迹，一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从1949 年之前的35 岁提高到1980 年的66.8 岁，甚至高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5.6 岁）；二是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由1952 年的49.2% 上升为1978 年的95.9%，成人文盲率由1949 年的80% 迅速下降到1978 年的25% ；三是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扁平化社会，1979 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为0.26，处于世界极低水平。
自1840 年开始艰难探索，一百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才真正开始露出曙光。这丝曙光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立马可以跃上一个台阶，使得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变为现实，而是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既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奠基时期，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时期。总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序幕，但还尚未进入高潮，国家能力已经具备，综合国力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中国人民经过近30 年的努力，已经为民族复兴高潮的加速来临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也为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富起来”“强起来”以及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创造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彻底被激发和释放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驶入快车道。通过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分步走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实现GDP 总量或者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为具体目标，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综合国力的提升一步一个台阶，目前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没有迷信西方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而是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辩证地看待西方经验，因时制宜深化改革，积极构建有效政府和国家能力，进入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良性互动相互增强的正反馈发展阶段，推动着世界经济重心迅速向东转移以及中西方的历史性大合流。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保罗·肯尼迪曾经预言：“物质上的困难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但是经济的发展正在使这种情况不断改善。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变。”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余年，中国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的发展势头不仅得到保持，而且以超乎想象的高速度前进，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1979-2018 年中国GDP 年均增速高达9.4%，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6.5 个百分点。按照购买力平价（2011 国际元）计算，中国已于2014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8 年经济总量已经扩大至美国的1.24 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8.6%（见图2）。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力资本、工业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人力资本方面，2018 年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 年，比1982 年（5.3 年）提高了4.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2017 年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比1950 年（0.225）提高了0.527 个单位。在工业实力方面，目前中国工业门类已涵盖联合国的全部产业分类，20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 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7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7.0%，比美国（16.5%）高出10.5 个百分点。在科技实力方面，2018 年末，中国有效专利达838 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60 万件，专利合作协定（PCT）达到52511 件，超过美国（52224 件）和日本（48274件），居世界首位，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也分别连续6 年和8 年居世界首位。在国际影响力方面，201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1.8%，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世界124 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多于美国的56 个国家和地区。自2013 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目前已经得到16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的综合国力从量变到质变，居世界前列，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坚实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始终怀着居安思危、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表达了深化改革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坚定国家意志，并以实际行动促进了财政汲取、收入再分配、公共产品供给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比如，在财政汲取能力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实行大包干的财政分权体制，财政收入占GNP 比重曾于1992 年一度降至14.7% 的低点，通过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趋势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自2010 年之后全国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一直保持在20% 以上，2018 年为20.4%，比1995 年的10.2% 翻了一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也从1993 年的22.0% 迅速提高到1994 年的55.7%，此后一直保持在50%左右，2018 年为46.6%。在收入再分配能力方面，以减贫为例，改革开放40 年中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 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精准扶贫政策和扶贫攻坚战的推进，2018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 ，绝对贫困基本消灭，率先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创造了全球减贫事业的“中国奇迹”。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方面，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截至2018 年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 万公里以上，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全国公路总里程484.65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万吨级泊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转移到正确的轨道。在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几度探索历经波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中国终于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便胜利在望、胜利在握。
六、结 语
到目前为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二百年。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以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为双重维度，可以大致勾勒出四个阶段：清朝末期综合国力大国家能力弱的衰落阶段；民国时期综合国力小国家能力弱的低谷阶段；新中国建设时期综合国力小国家能力强的奠基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综合国力大国家能力强的崛起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中华民族先后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它也见证了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西方转移之后又不断向东方转移的历史轮回，中西方世界从大分流走向大合流、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从大趋异走向大趋同的时代转变。总结中华民族走过的复兴之路，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能力提升最关键的变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低谷走向复苏继而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坚持党的领导是继续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国家能力弱小的状态，激发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无穷潜力和创造力，完成了民族复兴救国、兴国以及即将完成强国的重要步骤，而在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最关键变量和最根本保证。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在即，已经进入百米赛跑的冲刺阶段，更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第二，国家能力变化是综合国力变化的基础，综合国力提升是国家能力强大的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重视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家能力建设。由于历史的强大惯性，综合国力与国家能力未必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综合国力大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能力强，国家能力强也并不意味着综合国力大，综合国力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国家能力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二百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高峰时，国家看似繁荣强盛其实已经危机重重，在1949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陷入低谷时，则是典型的“一穷二白”之国，但从国家能力视角来看却是充满了新生现代国家的一派生机。历史的无数实践证明，国家能力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可低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的征程中必须对国家能力建设予以充分重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符合国家发展生命周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起点，2020 年之后将进入强盛期。根据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一个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国家之间竞争，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响应的历史过程，它将经历综合国力的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强盛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而决定周期变动的关键因素是国家能否创新。1750-1820 年的清朝中国处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强盛期，综合国力处于农业文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由于国家缺乏现代化要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的充足动力和国家能力，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响应、落后挨打阶段。经过1820-1840 年短暂的停滞期后，中国的国家发展进入了长达一百余年的衰落期，1840-1911 年中华农业文明迅速走向解体，1912-1949 年则处于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的双重低端锁定阶段。直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技术、制度、观念的全面创新之后，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才从低端锁定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开启了新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也即是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并迅速进入准备成长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速创新，进入了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迅速成长期。经过四十余年的奋斗，2020 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强盛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持续的接力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和民族复兴伟业即将完成但又尚未完成之际，中国人民尚需继续努力，完成几件大事：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在本世纪中叶，也即是建国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在整个21 世纪下半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实力、政治活力、文化魅力进一步增强，国民人类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更加和谐，建成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享有广泛国际认同、拥有国际示范作用的人类“大同世界”。自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此后2000 余年中国分分合合，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兴盛和衰落，但都展现出极强的民族韧性和再生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也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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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宜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生；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微信公号，原文载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 第6期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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