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多数西方国家国内经济的衰退、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传统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几次移民潮的到来，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不断被解构与重塑，由此所诱发的一系列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等，已成为撕裂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这种撕裂背后的政治根源是什么？在审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时，这又给我们哪些思考与警示？
一、被抛弃的工人阶级
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进程之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面对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对执政精英而言，如何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得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福利制度逐渐兴起与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页）福利制度的设立，是工人阶级基本生活公民权利的承认，近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稳定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来源的同时，也维系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认同。但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形态，资本进一步摆脱了地理空间限制以及政治权力的束缚，并不断稀释着原有制度框架内达成的契约。经济全球化及其附带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赋予了资本更强的流动能力和扩张能力，也带来了其与责任、道德、共识等价值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剥离。
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不断强化生产系统的效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并且试图把对它自身的各种社会约束和社会抗争降到最低，因此，精英们努力把资本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成本更低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群体却因为地理限制和国家间的壁垒难以自由流动，难以去到那些就业机会更多的国家，从而不断经历着产业空心化的悲歌。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国家的底层劳工与本国经济、知识精英间的心理和实际联系都不断弱化，而国家既要面对外部其他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及制度竞争，也要面对本国工人群体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但维系增长和对外竞争的需要，无疑加强了西方国家对跨国资本所创造的利润的依赖，并形成了政治权力与资本以及精英的合谋。由此，精英群体及其组织在政治诉求表达和社会决策体系上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和优先权，而留给底层工人阶级的是贫穷、被边缘化、社会流动机会的丧失和日渐薄弱的谈判能力。
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美国工人阶级衰落的原因众多，除了技术变革外，公共政策也有着重大影响。但共和党的政治精英们数十年来一系列的亲市场化举措，使得工人不但面对残酷的技术和全球竞争逻辑，而且自新政时期以来的多种保障和社会福利也面临削减，这对工人阶级的收入带来了极大的下行压力。”
与衰落的底层工人阶级相伴的，还有家庭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以及阶级固化和社会流动停滞的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艾伦在《美国公民文化的解体》一文中研究发现，“婚姻曾经是美国家庭和社区得以组织的普遍准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越来越多的男性工人阶级出现失业、吸毒和酗酒等行为，美国正在出现一个和主流价值体系相背离的新的底层阶级。而当亲属、邻里、同事、教会这些完善人的社会需求最灵活的资源面临消失的时候，工人阶级团体也就处在失序之中了。”
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会参与人数的下降等一系列政治社会体系的变革，西方工人阶级已经消亡或者被同化、被替代，已经丧失了革命性等观点盛极一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变革本身并无法彻底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矛盾。在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与普罗大众已经渐行渐远了，而被抛弃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则诉诸多种社会运动，以自发的、非组织化的方式联合起来，挑战着既有的社会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从希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大罢工，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种抗议活动在西方国家不断上演。
不断上演的种种社会抗争运动表明，西方国家资本的扩张、衍进和巨大社会裂痕中，始终有着底层工人阶级的反叛，并不断强化着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醒。这种社会结构的紧张以及社会凝聚纽带的解体，正严重冲击着西方国家既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伦理。
3月29日，英国议会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关键部分，这进一步增加了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图为在英国伦敦，支持“脱欧”的民众在议会大厦外集会。
二、族群冲突的加剧
在一国的框架之内，当人口、宗教和族群等结构性因素相对单一和稳定，不同族群和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排斥、既有政治体系的张力或许不那么凸显。但当经济全球化将现代民族国家卷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内，资本以及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属性的移民跨国界流动汹涌而来的时候，一国内部既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就不能照着过往的逻辑运行了。在不同族群及其多元的文化特征、政治态度、社会价值下，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组织和个体的社会结盟方式和社会冲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因其族群、语言、宗教构成的多元一直被视为“族群关系的实验场”。20世纪30年代，保障少数族裔和女性在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中权利的平权运动，曾经促进了各族群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合。但以“大熔炉”著称的美国，族群融合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当下，一直因是否会引发“逆向歧视”问题而饱受争议的平权运动，正因为大规模外来移民的到来进一步激化，种族、宗教、性别等问题都成了敏感话题。
比较欧洲我们会发现，在产业结构转移、经济下滑和就业机会匮乏的大背景下，对诸多资源的争夺正激化着不同族群间的不满。可以说，移民和恐怖主义目前已经成为欧洲政治议程上最为引人瞩目的话题。根据欧盟2016年秋季标准欧洲晴雨表调查，欧洲人继续将移民和恐怖主义视为欧盟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45％的欧洲人认为移民仍然是欧盟面临的头号问题，32%的欧洲人认为恐怖主义是第二个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后裔们面临着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融入、身份认同上的更多困境。与这种社会融入困境和不平等相伴生的就是城市的撕裂和空间的隔离。在比利时莫伦贝克、法国北郊都聚集着激情、数量庞大，又没有就业机会和政治参与途径的穆斯林移民。同时，历史和现实世界中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种种冲突也激发了他们对虚幻未来的想象，诸多独狼式的袭击正剧烈震荡着欧洲社会。
不断加剧的族群冲突表明，当代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为此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群体间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共识是政治和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随着亚族群和亚文化的涌现，在社会融入和社会认同的现实危机面前，当代西方国家需要探寻一种新的能够弥合社会矛盾的利益整合机制、政治表达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
三、政党政治的危机
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文化结构面前，传统的西方政党体系并未作出有效的变革和回应。同时，权力结构的过度分散，党派之间基于利益之争的互相倾轧和攻击，也导致了社会危机应对中动员能力的滞后，社会治理中政府的低效与无能。在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等重大社会危机面前，西方政府正显得束手无策，不断上演的“关门主义”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西方政党制度的这些结构性矛盾，正侵蚀着西方民主制度赖以运转的合法性基础，动摇着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信心。政治冷漠和不投票似乎成为了选民的一种理性选择。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在选民投票率上已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根据跨欧洲政策协会2018年发布的研究结果，2017年只有76％的选民参加了德国联邦选举，这是历史上第三低的数字。同时该研究显示，这种低迷的选民投票率也是整个欧洲的现象，这种令人震惊的趋势正使选举结果越来越不具代表性。
在西方的现行选举机制下，伴随着私下的利益交易，经济和政治精英借助金钱的力量，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的共谋，并通过操控媒体和舆论，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这一系统的运行逻辑和自我衍进逻辑并不是可以有效地选贤任能的统治精英产生机制，而是形成了数量众多并不断脱离于社会，脱离于监督和制衡，脱离于底层人民，只想着如何攫取权力的“权力攀登者”。
已经运行多年并被西方领导者和部分学者引以为傲的西方政治制度，既没有形成群体间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也没有带来阶级对立的退却。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对美国2048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发现，约有2/3的公众认为贫富之间存在“非常强烈”或“强烈”的冲突，阶级冲突问题已经在国家意识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曾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有着不俗表现的民主党候选人，“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在新著《我们的革命》中认为，寡头政治、政治献金、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危机的症候群，因此需要一场新的基层运动来变革美国政治。
将目光转向欧洲我们也会发现，欧盟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几十年来，欧洲的社会经济差距一直在上升，而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差距正不断加剧。同时，关于他们的孩子能否获得比他们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许多欧洲人在某些情况下比美国人更为悲观。因此该报告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会妨碍社会凝聚力，导致许多人丧失机会，甚至可能导致更糟糕的健康结果，并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社会信任，加剧政治和社会不稳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建制派政党失意右翼政党崛起。但是缺乏变革、为争取更多选民而向“中间路线”不断靠拢、不断走向趋同的欧洲传统政党，使得民众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伴随着荷兰极右翼自由党的强势表现、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的巨大影响以及德国选择党的崛起，这些反精英，反建制，以改变国家现状和关怀底层被边缘者为动员逻辑的民粹主义政党，正深刻重构着西方的政党格局和主流价值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移民、环保等世界性议题上难以取得的共识，不但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也成为西方各国社会共识的分水岭。而伴随着英国脱欧的发生以及欧盟在内部事务的协调一致上面临的诸多困境，可以说，外部移民的到来，正不断解构着欧盟的超国家认同。2019 年 1 月，由21 个国家的 30 位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会摧毁它》的公开信在法国《解放报》发表。学者们呼吁：在民粹主义的声浪之下，欧洲正深陷70 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必须为捍卫欧盟这一理念而行动，重新发现我们“失去的身份”。
当代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上述图景，无疑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国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机会，在西方国家运行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政治经济制度也正引起世界性的反思。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资本主义体系真正需要的是一次重拾合法性和制度信心的大手术和大变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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