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大的历史时代进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民族是有承继性、共同性的，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中俄两国有着久远深厚的合作历史，友好合作是总趋向；中俄相互依存度很高，重视发展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不二的战略选择。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来，中俄两国人民在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国都要集中于国内的改革发展。为了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中俄两国都要努力创造外部和平环境。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对华关系是俄外交的优先方向。中俄两国是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大国，中俄战略合作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两国双边及其所在地区，在世界和平稳定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两国关系处于密切合作、健康发展的阶段，维护好、发展好、巩固好中俄关系是双方共同的历史责任。
中俄70年的交往历史是双边关系历史中的宝贵财富，中俄关系史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部分。70年来，中俄两大邻国共同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今天两国关系处于密切合作、健康发展的阶段，维护好、发展好、巩固好中俄关系是双方共同的历史责任。要把对俄罗斯的研究、对中俄关系的研究、对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战略策略的研究，放在国家重要战略地位上考量。
一、从大的历史时代观看，中俄两国都走过从相对落后向现代化过渡发展的道路，具有相同的新的社会形态烙印和基因，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从大的历史时代来看，中俄两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同行过，孕育过同样的新生的社会形态，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社会主义鲜血，具有同样的社会主义印记。时代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这里讲的是广义的时代概念，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使用的，特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从生到灭的整个历史进程就是一个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成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然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而得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科学概括，可称为广义的历史时代观。这同从国家发展角度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有区别的。近些年来，由于历史虚无主义作祟，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时代观忘记了，把中国已经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事实也抛弃了。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事实是不应忘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列强已经把世界殖民地瓜分完毕，把中国瓜分得四分五裂。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只是人类历史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一个特例。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论断失误，而是社会形态历史进程在中国的实际演变，这类演变在每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是具体的、多样的、偶然的。正当中国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新的社会形态因素——资本主义萌芽时，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剥削压迫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另一方面瓜分、剥削、掠夺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以达到它们掠夺世界财富的目的。旧中国是资本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一块肥肉，它们是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正是由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大的历史时代看，我们处于什么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在走下坡路，但资本主义制度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但在该时代始终充满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一诞生，在其内部已经开始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因素，产生了新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从而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第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诞生。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是就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时代意义作出的科学判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来说，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旧事物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是在作为旧事物的资本主义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新生事物一方面最终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其成长过程又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生长初期又是脆弱的，这就是新生事物初生的辩证法。曾经的苏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在旧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代表新的社会因素的一对双生子，一个先出生，一个后出生；一个中间夭折了，一个生命力旺盛，蓬勃发展起来了。笔者在这里使用了苏俄的提法，苏联显然是指社会主义苏联，而俄国并不指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而是指苏联之前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俄国，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直至1991年苏东剧变，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代表新社会因素的一个新生儿夭折了；但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并不意味着代表新的社会因素的新生儿再不会产生了，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再不会诞生了，不意味着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以再生长发展起来，也不意味着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终结了，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了，没有现实意义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民族曾经在同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上同行过。中国和苏俄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俄国作为哥哥先出生，中国作为弟弟后出生。一个是1917年出生，一个是1949年出生，相隔32年。同胞小孩出生的时间间隔似乎太长了，但对于人类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时间跨度来说，并不算长。从先后出生的一对社会主义新生儿来说，中国与苏俄是社会主义兄弟关系，兄对弟有支持、弟对兄也有帮助；兄对弟有指教、弟对兄也有学习。弟对兄不仅学习借鉴正面的经验，还学习借鉴失败的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正是从社会主义苏联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中国吸取经验发展起来了。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夭折了，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中国发展成功了，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正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2019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讲到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新生事物的发展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回答了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怎么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共产党人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办这一重大问题基础上的进一步破题，也是在苏俄共产党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延续，是在资本主义母体内部产生的新的社会因素生命的延续，但又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更高历史起点上的继续前进。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今天100余年过去了。尽管有过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从一个大的历史跨度、一个新生社会形态成长的历史进程来看，虽然中间有断裂、有挫折，不论苏俄也好、中国也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总的历史链条又是连续的，有生命力的，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表现出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中俄两国人民的社会基因之中了。自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有两股世界性思潮影响很大，推动了两种根本不同倾向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一种是“左翼”思潮，引导社会运动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延展。譬如，现在美国就出现了“左翼”，出现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总统竞选者，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都是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群众性运动。最近，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稳定的比利时也发生了大罢工，整个西欧都表现出“左”的思潮力量走上前台、工人及广大民众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兴起。W.E.哈拉尔（William E.Halal）的《新资本主义》一书就是“左翼”运动的理论反映。另一种是右翼思潮，引导社会运动向右甚至向着极右的方向发展。欧洲极右势力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包括鼓吹纳粹主义的右翼政党都登台表演了。“左”和右，无论是表现为思潮，还是表现为某种政治力量的现实运动，阵线非常清楚，“左”的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右的向更右的方向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体系内部两极分化越加严重，两种制度、两种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力量的博弈十分激烈，社会主义社会战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博弈过程。在大的历史时代进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民族是有承继性、共同性的，我们两国人民的血管里都流淌过并还在流淌着红色文化的血液。从大的历史跨度上看，我们与俄罗斯人民是不可分的，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先于我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然，继任的苏联领导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苏联发生了蜕变。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夭折，我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俄罗斯现在也在努力摆脱曾经推行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虽然中国与当今俄罗斯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是从社会发展上、从源头上、从思想上找出中国与俄罗斯曾经是密切相连的，存在相当的一致性，构成两国共同合作的社会基础。一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中俄两个民族具有很强的承继性和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理想信念。中国和苏俄先后接受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他也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面。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明确主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从苏俄老大哥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条件下，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国与苏俄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曾共同秉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想、信念与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学习并承继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罗斯先进分子所主张的并在实践中曾实现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出发、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苏俄的社会主义样板，我们曾经的先生就是苏俄，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是受到苏俄先进分子影响的。俄国率先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中国是从苏俄那里学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借鉴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中俄两国人民都曾有着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面，在培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社会主义的苏俄都曾给予中国人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现在俄罗斯与我们有着共同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很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俄两国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从历史上看，中俄两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很多方面还是有许多共同性的。俄罗斯文化，无论是19世纪俄罗斯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革命文化，还是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都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父兄长辈很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读到苏俄文学著作，受到深刻影响后到延安投身革命的。我们这一代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的经典段落很多人几乎可以背下来。我们这一代，包括上一代，都是唱着俄罗斯革命歌曲成长起来的。当然，中俄两个民族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虽然有一致性，但差别性也很强，因为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各自都有很强的民族特性。二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两个工人阶级政党方面的共同性。中国共产党尽管与苏联共产党有过不协调的论战历史，但与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共产党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传统友谊关系。中俄两党有着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当然，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逐步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也是苏联共产党发生蜕变的根本的思想政治原因。苏东剧变之后，中共与俄共建立并保持了牢固的两党关系。1997年6月，中共与俄共签署了《合作协定书》并多次续签至今，为巩固发展两党关系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发展中俄关系打下了政治基础。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强调指出：“我们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两党关系发展到如此的高度感到满意。”还指出，“俄罗斯共产党一贯支持中俄两国、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双边合作。两党关系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三是在国家的历史任务、核心利益、战略目标、共同敌人方面的共同性。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来，中俄两国人民在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们两国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俄国在十月革命前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相对薄弱的环节，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相对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成功后，面临着在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已被西方颠覆的俄罗斯更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俄罗斯民族始终面临着发展自己、建设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面临着图变、图富、图强的振兴中华的历史目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国都要集中于国内的改革发展，对中国来说，要振兴中华；对俄罗斯来说，要振兴俄罗斯。我们两国为了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都要努力创造外部和平环境。中俄两国都无意于对外发动战争、侵略别人。我们两国都坚定地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基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侵略、掠夺方面，我们与俄罗斯是有共同利益和战略目标的。两国的战略目标、核心利益、历史担当以及面对的主要对手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中俄是密切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行过同一条道路，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承，也有着牢固的合作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具有共同的历史任务、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离开这一点看中俄关系，也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离开了大的战略视野和历史眼光。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大同中的不同、合作中的分歧。
二、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史看，中俄两国有着久远深厚的合作历史，友好合作是总趋向
研究中俄关系史，必须研究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辩证地来研究。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俄罗斯，既要看到俄罗斯的长处，又要看到俄罗斯的短处，既要看到苏俄给我们提供的革命经验，同时也要看到苏俄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教训。先看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是从古斯拉夫人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古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奥德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和布洛河流域以及白俄罗斯南部一带。随着历史的发展，古斯拉夫人逐渐向周围扩展，西抵易北河，东至顿河、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北达波罗的海，南至喀尔巴阡山。公元1世纪前后，古斯拉夫人分成两支：一支向东，被称为东斯拉夫人，生活在第聂伯河中上游，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西德维尔纳河一带，即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支向西，被称为西斯拉夫人，生活在维斯瓦河、奥德河和易北河一带，即现在的中东欧诸国。公元六七世纪，民族大迁徙，斯拉夫人进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形成南斯拉夫人，即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等，也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半岛诸国。在公元9世纪左右，北方来的维京人与东斯拉夫人融合，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斯拉夫化的基辅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是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其版图东起喀尔巴阡山，西至顿河，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到黑海北岸，也被称为东北罗斯。东北罗斯在公元10世纪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公元14～15世纪，东北罗斯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反抗蒙古人统治的中流砥柱。这就是现代俄罗斯把基辅视为俄罗斯的祖宗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原因。可以说，现代俄罗斯是从俄罗斯民族的老家，也就是斯拉夫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的公国——基辅罗斯开始起步的。公元15世纪，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完成了对东北罗斯的统治。公元1485年，伊凡三世正式称自己为“全罗斯”大公，后又反复征战，吞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伊凡三世统一了东北罗斯，自称“沙皇”。公元1521年，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最终完成了统一俄罗斯的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君主制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我们称之为俄国，成为欧洲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又不断扩张领土。使俄国真正发展起来的，是主持建设彼得堡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彼得大帝执政期间，通过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对外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彼得大帝1721年改称皇帝，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沙皇帝国。彼得大帝时期正是中国的康乾时期。康熙与彼得大帝是同时代的人。中俄是当时世界上两个东方大国，俄国虽然自称是欧洲国家，但实际上大部分国土在东方和亚洲。康乾盛世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1/3，是世界老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国力开始上升，中国却开始下降。从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发展起来、中国却衰败下来的经验教训来看，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共识的，这就是彼得大帝时期，中国是封闭的，俄国是开放的，它向西方诸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一大历史阶段为中俄相对友好交往阶段，从1618年左右至1639年左右，大约20年左右。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中俄两国的正式交往始于400年前明朝万历年间，这是中俄正式发生关系，也是中俄关系史第一大历史阶段的起点。1618年9月，由佩特林带队的俄罗斯哥萨克使团到访中国抵达北京，史称佩特林使团，这个使团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外交使团作用。在这20年左右历史当中，中俄两国保持着相对平稳友好的关系。从17世纪中叶俄国开始侵犯我国东北边疆地区为转折点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俄关系进入了有侵略、有对抗、有合作的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从1639年左右至1949年，大约300余年的历史。应该说，在300余年的中俄交往史中，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两国国内局势变化，两国关系经历了多次曲折转变。300余年来，中俄关系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中俄关系的第二、三、四历史阶段。从1639年左右到1840年左右，中俄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二大历史阶段，是俄国开始侵犯中国的历史阶段，大约200年左右。中俄关系第二大历史阶段是随着俄罗斯成为强大的封建专制沙皇帝国开始侵犯中国边疆地区，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止而走过来的。300余年前，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而俄罗斯却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沙皇帝国。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期，沙俄就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向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渗入、蚕食。到17世纪，俄罗斯成为富有侵略性的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沙皇帝国，这正是中俄交恶的始因。沙俄侵略者从1639年开始向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进犯，中俄关系开始了对抗，俄罗斯压迫、欺负、侵略、掠夺中国，这是两国对抗的主要内容。17世纪中叶，清军1644年入关，中国封建政权更迭，清封建统治者忙于国内，无暇顾及东北边疆，沙俄势力乘机侵进到太平洋沿岸，开始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扩张，入侵中国的东北边疆，侵占中国领土。在彼得大帝执政期间，清入主中原后，康熙皇帝曾于1685年和1686年发动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几乎全歼向黑龙江流域进犯的沙俄侵略军。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为中俄东段边界，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领土，黑龙江、乌苏里江都是中国的内河。《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侵略者时有对我黑龙江流域的侵犯，但总体上两国保持了近百年相对和平正常的状态。以中国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转折点，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三大历史阶段，大约80年，开始了中俄近代关系史，是中俄近代关系史前期，也是沙俄大肆侵略中国阶段。中俄近代关系史可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前期为中俄关系第三大历史阶段，后期为第四大历史阶段。第三大历史阶段，从俄罗斯作为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沙皇帝国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中国，至十月革命止。1840年中国跌入低谷，从“康乾盛世”走向“落日的辉煌”，堕落为任人侵凌的弱国。沙俄却发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强国。18世纪末，资本主义在沙俄有了很大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沙俄进入后发的但又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阶段。从19世纪中叶开始，沙俄重新开始了远东扩张，越过了《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线，向中国东北边境大举进犯。沙俄帝国主义的后发性，既有残留大量封建农奴制的落后性，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薄弱环节，又有后发帝国主义强国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沙俄封建帝国兼具侵略性与落后性两重性。争取出海口的战略，是沙俄从封建帝国一直到成为帝国主义强国所秉持的国家战略，决定了其军事战略的侵略性、扩张性，表现为沙俄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迅速侵略扩张。向西侵略扩张，寻找出海口，在黑海发动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向北侵略扩张，在波罗的海与欧洲列强反复争夺出海口；向南、向东侵略扩张，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在太平洋与日本争夺出海口，爆发日俄战争，争夺中国殖民地。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1858年沙俄政府采取武力恐吓手段，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把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俄国领土，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吉林省的所有海岸出海口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确定了以往清朝政府不承认的《瑷珲条约》的法律效力，把《瑷珲条约》中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大部分土地占为己有，攫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1864年和1881年，沙俄又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伊犁条约》，侵占了中国西北近50万平方公里土地。根据这三个条约，沙俄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共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夺取占领我国东北、西北大片土地。1900年沙俄侵略者利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机会，大肆向中国东北三省出兵侵略，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把世世代代居住在黑龙江以东的中国居民赶尽杀绝。黑龙江从此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河。沙俄参与了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与其他列强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是庚子赔款获利最多的国家。修远东铁路占领大连，在旅顺口建立海军基地，大量掠夺中国的财富。当然，自从2004年中俄两国签订边界条约，宣布两国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为中俄友好关系大局，我们今天不宜公开再提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的虚无。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起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17年至1949年，中俄关系进入了第四大历史阶段，大约30余年，也就是中俄近代关系史后期，是苏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阶段。20世纪初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俄关系的支持帮助中国革命历史阶段。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创建社会主义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总体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建设是予以支持和帮助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主张东方民族独立，取消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苏联的鼓动和支持下，原本中国的漠北蒙古在20世纪20年代初独立，成为今天的蒙古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当局与苏联又围绕中东铁路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与当时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关系复杂。历史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苏俄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中国先进分子从苏俄那里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从此，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开始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建设不仅遵循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也借鉴和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笔者2018年访问俄罗斯期间，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中共六大会址。中共六大是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遭遇严重的白色恐怖。在这种形势下，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规划革命未来的党代表大会只能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决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以及任务的阐述在当时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这虽然是中俄两党、两国关系中一段重要的插曲，但也深深体现了俄罗斯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在支持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联同志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划江而治的意见，也表现出了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强决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俄关系史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苏联蜕变、俄罗斯联邦成立止大约40余年，是中俄关系史现代阶段。在第五大历史阶段中，中国与苏联总体合作间有交恶。第五大历史阶段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全面对抗、十年缓和改善。这里讲的“四个十年”是大致的时间跨度，不那么精确。中苏两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40年的交往中既有兄弟般的甜蜜岁月，也有对抗甚至局部冲突的苦涩回忆。中苏建交40年，前10年友好合作，再30年波澜起伏、交恶对抗，然后缓和改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是近代以来中俄关系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即十年友好结盟时期。无论是从正面的支持、帮助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反面的教训来看，苏联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28年艰苦卓绝斗争和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结果，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是对新中国最重要的支持。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问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两国同盟关系，揭开了中俄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以年利率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这笔资金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苏联还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经济建设领域，苏联帮助中国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实施大量援助，共涉及156个项目，中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在苏联支持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和工业人才。在科学技术领域，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例如，1954年4月，中苏签订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又向中国援助了100多套设备，构筑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以俄为师，但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搞照抄照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顺利发展。中国并没有在任何时候都照搬苏联经验，比如，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规划国家结构形式时，也没有照抄苏联搞联邦制，而是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时，毛泽东指出：“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4] 直至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从1959年至1968年，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即十年恶化时期。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对兄弟党搞老子党，对兄弟国家搞家长制，全盘否定斯大林，走修正主义路线，中苏关系开始逐步恶化。1958年苏联打算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组建联合舰队，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5] 1958年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友好条约，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中苏两党展开全面论战，中苏友好关系破裂。从1969年至1979年，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三个时期，即全面对抗时期。中俄两国、两党关系全面恶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国际大局势、大背景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体条件下发生的。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对中国长期采取压制政策。中苏7000多公里边界，加上蒙古国作为军事缓冲地带，苏联在1万多公里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包围态势，甚至打算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边界局部冲突；同年8月，在新疆爆发铁列克提冲突。中苏关系跌至谷底，战争一触即发。从1980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俄关系进入了第五大历史阶段的第四个时期，即十年缓和时期。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塔什干讲话”。第二天邓小平指示外交部正面回应，向苏联传递信息，提出双方应坐下来心平气静地讨论问题。从此，中俄进行了关系正常化的12次协商。经过7年努力，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并与邓小平会谈。以邓小平发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著名论断为标志，中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间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从1992年俄罗斯联邦成立至今，中俄关系进入了第六大历史阶段，即30年全面合作阶段。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国与俄罗斯的交往日渐频繁，1992年12月17日，叶利钦总统访华，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互视为友好国家，以睦邻相处为标志，推动双边关系快速向前发展。1994年发展成为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中俄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该条约成为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基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5～7日对俄罗斯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决定把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总结70年基础上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阶段，开辟了中俄关系的新局面。从此，中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水平。从历史上看，中俄之间总体上合作大于对抗。中俄相互尊重各自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彼此核心利益的关切，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中成功地实现战略对接，如“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等等。中俄两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筑中俄关系新篇章，为世界做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现在中俄关系处于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最好水平，处于新的发展历史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3天即1949年10月3日中俄建交，至今已有70年，这段不平凡的70年历程对于中俄双方都是宝贵财富。正是在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双边关系历史基础上，我们找到了两个伟大民族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之道。中俄两国人民保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最核心的要义，就是相互给予对方坚定有力的支持，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支持对方选择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只要坚持这个原则和要义，即使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会维持住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正如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糟的时刻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鲁·伊·西杰利斯基所说的那样，恰恰因为是这样，我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才能“彻底反弹”，未来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未来属于中国，因为他们有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治国经验为依托。
三、中俄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依存度很高，重视发展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不二的战略选择
2019年9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时指出，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因素。普京强调，对华关系是俄外交的优先方向。在我国对外关系战略中，处理好与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关系固然重要，但绝不能轻视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今天的中俄关系具有绝对不亚于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对于这个判断，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俄陆海相连，必须处理好邻居关系。处理好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关键。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俄两国边界从太平洋沿岸的远东越过中蒙边疆至中亚全长达7300多公里。中俄共有一个海域——太平洋，是海上近邻。与黑龙江隔江而望，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俄也有陆陆相连，是陆上邻居。中俄两国是息息相关的近邻，成为永久的好邻居十分有必要。第二，从中俄美在国际格局竞争中的地位来看，中俄两国都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休戚与共。美国已完成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把俄罗斯视为对手的战略选择，放松对俄罗斯的打压。美国十分担心俄罗斯东山再起，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加大打击压制俄罗斯的力度。美国假手欧盟和北约持续对俄罗斯施压。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控制波兰、乌克兰、外高加索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把俄罗斯压制在白俄罗斯以东、第聂伯河以东、外高加索以北。北约经过三轮东扩，控制了波罗的海三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直接与俄罗斯接壤，俄罗斯国家安全出现显著恶化。在乌克兰语里，“乌克兰”的意思是边缘地带、边远的地方，即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但乌克兰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是俄罗斯与欧洲大陆的战略缓冲地带，第聂伯河是现在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的分界线。普京很强硬，支持东乌克兰，拿下克里米亚，在黑海出海口建立战略支点。在中东支持叙利亚、支持伊朗，找到缓冲地带。在拉美支持古巴。最近，俄罗斯向美国的后院伸手，支持委内瑞拉，这是普京重要的一手战略举措。美国国防政策已把中俄共同定性为其“战略竞争对手”，中俄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强大压力，中俄合作的这一基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因美国大力向中俄两国同时施压而不断增强。第三，从斗争策略上看，必须保持并发展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是横跨欧亚世界的第一领土大国、第一自然资源大国、第九人口大国，也是文化大国、科技大国、教育大国、军事强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2006年俄罗斯经济总量达到苏联时期的最高水平，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097万亿美元，人均1.48万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发展中俄战略关系，具有长期的、不可替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中俄是美国保持世界霸权的两个最大障碍国。美国一直想把俄罗斯纳入“大西方”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也是特朗普期望的，但美国这一目的很难实现。如果实现，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尊重俄罗斯，是与之平等相处的唯一大国。俄罗斯也正视中国发展，不把中国视为敌对国家，视为可以共同发展的唯一大国。西方对俄罗斯严苛制裁，俄对中国的资金、技术需要也在加大。中国与俄罗斯相互依赖、抱团取暖，必将加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战略对抗的砝码。第四，从战略发展上看，中国需要俄罗斯，俄罗斯也需要中国，互为犄角。俄罗斯有着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石油、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二，俄罗斯能源对中国具有战略性作用。油气是重要战略资源，2018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7%，俄罗斯将成为我国最重要、最可靠的战略性油源国。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800亿立方米，进口依存度超过44%，2019年需求增至3100亿立方米。2019年12月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了中俄东段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这条管道2020年将向中国输气量约50亿立方米。随着中段和南段陆续建成投产将提升至每年向中国输气量达380亿立方米。要进一步推动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和萨哈林天然气合作谈判，强化液化气领域合作，这对保证我国天然气供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俄罗斯油气输入我国，是对我国能源的战略替补。当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俄罗斯发展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市场、劳动力与人才，双方取长补短，不可或缺。第五，从战略牵制上看，俄罗斯是支重要力量，对中国形成强大的战略支持。军事上一个最重要的战略选择是不要两面作战、四面出击，两面作战会背腹受敌，四面出击会分散力量、削弱自身。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制约欧洲、制约日本，这是不二的战略选择。对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围剿来说，俄罗斯是最大的牵制力量，是对我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例如，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因素是我们的关键考量，是制约我们放手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解决台湾问题，遏制美国，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但能把美国牵制住的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是我国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助力。没有俄罗斯的牵制，台湾问题解决起来会有很大困难。当年，邓小平组织中越边界反击战时，主要考虑了两个方向的动向，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如果这两家不出手，中越边界反击战就好打。邓小平率先出访美国、稳住美国方向。同时，在中越边界反击战发展的每一阶段，邓小平盯住的并不全是中越战场，而是始终关注苏联在军事方面有什么动作，如何稳住苏联。第六，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来看，中俄战略协作不仅对中俄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客观要求中俄必须走到一块。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独霸世界的地位，对有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对美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都要打压。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务必要打压的两个大国。美国不断通过北约东扩，向独联体国家渗透，持续压迫俄罗斯生存空间。对中国也不断加大打击围剿的力度，在亚太不断增加军事力量，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利用台湾对中国施压，大打贸易战、意识形态战。中俄联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不仅有利于维护中俄两国利益，还起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作用。中俄两国是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大国，中俄战略合作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两国双边及其所在地区，在世界和平稳定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世界大格局仍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大力推行单边主义，但多边主义已成为世界格局的主流趋势。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纠结关系中，中美俄是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促使中俄必须走到一块。反对美国单边霸权，中俄两国联手，对世界和平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中俄合作基础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有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共谋发展、合作治理世界的共同愿望。我们必须与俄罗斯保持并巩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必须紧紧抓住而不能放松的战略抉择。尽管中俄之间由于历史文化、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复杂的因素，还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中俄关系也并不完全是阳光，中俄关系发展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大方向，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加强对俄罗斯、中俄关系、对俄战略策略的研究，要高度重视俄罗斯、重视中俄关系、重视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时消除不利因素，团结俄罗斯、尊重俄罗斯、合作俄罗斯。[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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