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泛民”取得了过半议席。这是香港理性精神进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这是一次暴力氛围下的特殊时期的选举，其结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体上可以作为测试香港所谓“主流民意”的民调依据。但我的忧虑在于，这样的“主流民意”与中央确定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理性管治方略相距甚远。我相信多数香港人并不愿意香港持续暴乱下去，但他们确实希望改革命运，可是又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想好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愤怒与政治不审慎，很可能是导致香港进一步撕裂和沉沦的助力。这种结果，也让外界很容易以为香港“主流民意”是支持暴力、支持对抗、恐惧融入内地。在这个民主价值“泛化”的时代，任何对民主有意义的讨论或批评都会遭致不悦，对香港区选结果的分析同样如此。内地有媒体社评委婉道出了对香港区选结果及其后续政治演化的忧虑，也包含着某种微茫但热烈的期待。但我更担心的是，香港陷入此种精神迷茫周期过长，以“民主”方式自我封闭和边缘化。
其一，“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完整法理学与法律信仰未能在香港有效确立，香港在“普通法”下保持着完整的“殖民”制度建制及与西方的一致性；其二，从“占中运动”开始的公民抗命到今年的“修例风波”，违法达义已深入人心，青年本土派决定性崛起，香港政治版图极化与激进化显著发展，香港法治与政府管治未能有效应对；其三，“两制”意义焦点长期错位及不对称发展，国家期待的“法治发展”型路线最终难以有效说服香港人追随，而本土派的“民主福利型”路线精准把脉了香港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节点与诉求；其四，外国势力对香港长期的“隐性殖民”与超限利用，制造了香港与“一国”对抗的政治幻想。
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选举过程中曾遇刺受伤，图为遇刺后何君尧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在既往中美和解、两制相安的岁月静好期，香港安享全球化制度红利，也享受着俯视内地的道德优越感；在中美交恶、全球化秩序质变的当代，香港何去何从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辩题，但香港本身的教育、文化及精英素质难以支撑这一场“精神突围”考验。区选的结果与其说是建制派的失败，不如说是多数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败。他们对“一国两制”、基本法、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与战略理解是残缺和碎片化的，他们在信息自由的世界里却陷入反国家的信息漩涡，他们在全球化的巅峰平台上却看不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他们在民族复兴的“黄金时代”却选择观望、抗拒乃至于逃离。然而，无论香港区选及未来若干场选举走势如何，“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确立的香港自治地位与中国主权地位不可能改变。反对派当然可以继续裹挟“民意”、勾结外国势力图谋任何政治目标，但直接遭受损害乃至于重大牺牲的不是香港建制派，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香港自身。
在走向封闭和高度恋旧的集体心智下，香港对内地精英人才乃至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恐怕会持续走低，香港高等教育和金融中心的顶级地位恐怕会遭遇巨大挑战，香港在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的机遇窗口恐怕不会等候太久。反对派赢了“民意”，输了“未来”，这可能是此次区选结果的危机征兆之一，也是最具有悲剧性意味的现象。
回归22年，在中国决定性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及21世纪全球化秩序塑造性力量的条件下，香港本土精神的“反国家迷失”对国家发展的实质性影响不会太大，且正在被国家战略的风险调整所折抵，但香港在21世纪的发展机遇及香港国际地位的国家支撑条件，却可能遭受香港“政治化陷阱”的狙击和消解。
对法治的肆意蹂躏和选举暴力的精准设计真的是民主的胜利吗？对西方无节制、无保留的信任与追随真的是香港的精神命门吗？对青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的极限动员与暴力洗礼真的是对香港下一代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吗？
通过渲染恐惧和暴力制造“民意”容易，历史上不乏先例，但负责任地教育和引导民众形成稳定的、反思性的社会公共理性及与民众共同思考本土利益的最佳实现方式，则是精英无法推卸的责任伦理。这一次，香港的管治精英与社会文化精英“自私”、“无能”而又“民粹化”地放弃了这一理性责任。这一切，都值得香港社会在选举激情释放之后冷静思考，投完票的每一个居民也不应当缺席这一场事关香港前途与命运的时代大讨论。香港面向国家的精神自救与转型，是远比某一次具体选举中的“民意”取向与选举结果更为关键的全社会课题。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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