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唱衰“共同富裕”是资本大鳄苦心经营的政治宣传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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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唱衰“共同富裕”是资本大鳄苦心经营的政治宣传
2021-10-2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对“共同富裕”一词的论述，引起中国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大讨论。当然，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目标，它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包括确保改善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政治稳定，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共同富裕政策在中国国内受到广泛欢迎。不过，讨论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上。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从发展经济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政策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共同富裕是分析1978年后中国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极为有力和独创的方式——更广义地说，这是一种关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议题。而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美国人士诸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以及附和他们观点的某些中国人，均被中国和美国发展事实打脸。他们的观点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与经济学理论相违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套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框架也是如此。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评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因为乔治·索罗斯等人在中国境外批评共同富裕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中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消除社会不平等”。这种观点是美国对华“新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附和；其次，尽管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目标，但它当然必须符合经济逻辑——损害经济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第三，一个较次要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问题是，所谓“共同富裕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的说法，不过是试图阻止外国投资流入中国。尽管这些的企图注定会落空，但驳斥这样的说法也很有必要。（2） 1978年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所催生的不平等问题有望被共同富裕政策解决；（3）论述共同富裕政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反对这一政策的观点中所蕴含的理论和事实错误——将特别以美国的情况来进行比较；（4）索罗斯和其他一些美国人为何要运用错误的观点抨击共同富裕政策，以劝阻外国企业不要在华投资的动机。
对共同富裕政策最尖锐的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尤其是以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为首。索罗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抨击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的决定。他特别指出，共同富裕政策会对外国在华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的‘共同富裕’计划，旨在通过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来减少不平等。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好兆头……现在向中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可能会让贝莱德的客户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会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看重索罗斯论点的人首先应记得，虽然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顺风顺水，但他在共产党领导或曾经领导的国家的投资记录堪称灾难。比如，在俄罗斯亲西方势力的建议下，索罗斯参与了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的私有化竞标，结果损失惨重。笔者对此知之甚深，是因为当时笔者被投标者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聘请来评估这项私有化竞标——我得出结论，基于纯粹的经济/商业评估来看，这项投资得不偿失，甚至可能损失惨重。但索罗斯混淆了政治和经济，继续参与了亲美势力的竞标，结果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索罗斯后来称，这是他做出的最糟糕的投资决定。美国攻击共同富裕政策的声音，得到中国内部少数边缘人物如张维迎的附和。张维迎认为，若中国失去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恐将走向“共同贫穷”。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索罗斯和张维迎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攻击完全违背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理论——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要从经济角度认识共同富裕政策的正确性和惊人的独创性，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精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政治权力将由工人阶级掌握，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这显然构成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对收入和不平等有着明显的影响。由于不仅存在国有财产，而且也存在私有资本，因此，资产阶级从私有资本中获得地收益也将同时存在。马克思基于此得出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国有部门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将仍然存在。这直接催生了需要推动共同富裕才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析与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时期的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财产性收入转向劳动性收入，显然是提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晚期作品之一《哥达纲领批判》，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随后陈述了其著名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目标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马克思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阶段，应按劳分配，而非简单的按需分配。正如他指出：“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写的是“等价交换”。因此，这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马克思指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正如下文所示，这反过来又与我我们所讨论的共同富裕问题直接相关。“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遗憾的是，按需分配只有在社会主义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才可能实现，而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即众所周知的“按劳分配”，是中国分配制度的指导原则。但应当指出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不能明确处理那种来源与之完全不同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源自私有资产的那些收入——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中，所流露出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政治经济特征的叙述，那么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就更加清楚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在其后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39页。）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基于劳动分工/社会化的最高发展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社会主义过渡所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30页《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所分述的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的基本框架内，马克思当然设想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最先进生产力的总体历史发展。但他并没在理论上构想，只有在所有生产全面社会化之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俄罗斯、中国、越南、古巴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但城市生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所有的农业，并非基于社会化生产。也就是说，经济的一部分基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另一部分基于中小型生产。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发生在所有经济部门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之前。“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见斯大林1951年11月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章节：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51/economic-problems/ch01.htm）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还是从事实角度来看，当最先进的经济部门由社会化生产构成，但城市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以及几乎所有的农村经济，都不是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时，工人阶级将掌握国家权力。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可以看出，这对共同富裕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形成影响，并且显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简要总结这些基本的经济观点，以及弄清楚它们与共同富裕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析：●“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一步一步”显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框架内，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国有财产外，资本财产也会存在，所以资本财产收入也会存在。
●当经济的某些部分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而经济的其他部分则以相对非社会化的生产为主导时，会发生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按劳分配，而不能按需分配。
当然，这些特征构成了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所采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表明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分析。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并与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经济结构必然会催生不平等问题——无论是1978年以前，还是1978年以后。这个问题与1978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速有所重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崩溃，经济也遭受失败。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同经济结构，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理念的有效性和独创性，有助于纠正以前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所产生的错误答案。我们首先分析1978年以前发展阶段。众所周知，虽然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照搬1929年后苏联体制，但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特别是，与1978年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1978年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最终实现了国家所有制，不仅拥有最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部门，而且拥有极为广泛的城市经济部门。同样，在农业上实行的政策是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而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个人化）。这与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类似，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经济都被纳入了国有部门，农业被集体化。也就是说，在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中，经济国有化并非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一步一步”进行的，而是一步到位。
1929年后苏联制度有一定的的合理性，这其中涉及具体的地缘政治因素，出于军事原因，这一制度是必要的。苏联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打击威胁——纳粹德国在1941年发动了军事打击。因此，有人认为，一切都必须让路于尽快创建军事重工业的必要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尽快实现经济国有化——确保优先将压倒性的资源投入军事工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点——列宁有一句名言“政治必须优先于经济”。1929年后苏联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导致了以军事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帮助苏联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样的地缘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1929年后苏联经济制度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精确地说，1929年后整个苏联经济快速地基本上100%国有化。在经济层面来看，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极左行为。也就是说，苏联当时打算一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甚至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而非一步到位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那么在成功击败德国法西斯后，苏联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苏联的答案是延用1929年所采用的基本上100%国有化模式，而非1978年后中国所采用的，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制度。这必然将对苏联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这一决早就了相对“自我封闭”的苏维埃经济，而非试图让苏维埃经济融入界贸易体系。这一政策也背离马克思所作的“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分析——全球化恰恰是生产社会化的最高发展形式之一。从二战后的长期经济影响来看，艻联采用的这套政策组合拳显然是大错特错。为便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苏联政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图1为大家呈现被视为二战后重建时期的结束的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中国、苏联、美国GDP比较。在此期间，苏联GDP增长220%，高于美国（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7%）。可以看出，同期中国经济增速（224%）略高于苏联。1949-1978年中国所取得的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堪称奇迹。尽管按照国际标准，其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稍逊色于社会成就，但中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二战后苏联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经济增速甚至低于美国（见图2）。总之，1929年后苏联延用的基本上100%国有化和自我封闭模式，最终导致其经济遭受重挫。归根结底，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失败导致苏联解体。总结这种100%国有化和自给自足的苏联经济模式，它只对德作战的短期（12年）内取得了成功，但这种只适用军事主导的模式不足以应对二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反美经济斗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替代政策时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图1清楚地反映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苏联GDP比较。1978年后，中国并未照搬100%国有化和自我封闭型的苏联模式，转而采用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模式，这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超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到1990年，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国GDP较1950年增长767%，美国则为299%，苏联为290%，世界平均水平为409%。简而言之，1978年采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后，中国取得了世界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1978年后的新经济政策和结构，不仅使中国免于犯苏联的经济错误，而且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任何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些事实具有明确的意义。因此，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至关重要。推翻这一体制，以及回归1978年前的经济结构，更不要说照搬苏联体制，都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正如下文所示，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催生了不平等问题，共同富裕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论述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不平等等具体问题之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诸多重大历史事实就至关重要——这些事实在过去50年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由于中国取得显著成就，西方一些圈子正试图否认中国在1978年所作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这种行径实乃大错特错。如下文分析所示，从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保持了连续性。但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放弃1929年后苏联维持的经济模式，转而实行更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经济制度。事实上，邓小平和陈云在1978年后提出的关键经济理论，推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这些政策帮助中国取得世界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而且这种堪称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是经济实践中的创新，并在经济理论上回归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就1949年后中国的两个发展时期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之《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权力和领导作用始终保持着连续性；
但是，1978年后所采用的新经济政策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理念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现在从宏观经济过程转向评估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评估经济基本面——特别是不同阶层消费的收入来源及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更为明显，但也可以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催生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不同。工人阶级的收入来自工资；到目前为止，占小资产阶级最大比重的农民收入来自销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两个阶层占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这里称为普通人口。但这两个阶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劳动中获得收入——工人阶级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工资，小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劳动产品获得收入。因此，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两者都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与此相反的是，资产阶级的收入来自财产。用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资产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得收入。如上文对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分析，其必然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特别是1929年后基本上100%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1978年前大部分时期（1949年后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初期）的中国模式，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不是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也确实存在，但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里，收入不平等远小于财富不平等。因此，与存在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相比，基本上100%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模式——长期发展效率相对较低，但其经济结构使其社会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1978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压力。这导致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极左分子形成一个错误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享有的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样的观念不必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曾强烈驳斥这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将生产力更快于以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享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非增速更慢、生活品质更低，但更平等。与此相反的是，1978年后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创造了一种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经济结构，这帮助中国成为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这种结构是由工人阶级掌控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既有重要的国有经济部门，又有非国有部门相结合组成。因此，1978年后所采用的这样的政策，必然意味着纠正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极左错误。但这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然而，随着1978年后实质上的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阶级重新出现，财产收入问题必然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相反，随着资本收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便衍生了一个问题：资本收入用途会否同样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美国一些人物，特别是索罗斯对共同富裕的攻击相重叠，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问题一并分析。综合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考虑，再与美国近期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索罗斯的双重谬误显而易见。但一切要从事实出发！索罗斯和类似的观点显然认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处。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近期发生的情况，清楚地驳斥了这一点。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1974年，美国50%的底层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9.8%，2019年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国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0.4% 升至18.8%。至于财富方面，同期美国50%的底层人口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从2.1% 降至1.5%，美国1%的最富有者这一比重则从 23.7% 升至34.9%。但就同期经济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3.1% 降至1.7%。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变慢不无关系，反之亦然——这与索罗斯的观点正好相反。美国经济的这些现状在理论上很容易解释，这些问题也显示出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马克思固然在《资本论》第二卷已经再用最简洁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但这些数据同样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指出，根据花在消费上的收入用途，消费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费，这维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用技术性术语来说，它允许工人阶级自我反哺，即不仅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抚养孩子等。购买能力来自普通民众的工资和其他收入。这一必要的收入和消费将决定历史进程——随着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繁荣。它可能被粗略地认为相当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平均或普通收入。但其定义特征是，这种消费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农民的个人工作、城市自营职业者等。与此相反的是，根据定义，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产阶级阶级的消费”。有必要指出的是，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购买“奢侈品”（跑车、皮衣等），还是用财产收入购买的一种消费项目，而非生产性投资。在共同富裕下所表现出来的次要特征，如炫耀性消费、过度的“名人文化”等都源于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基础。但是，财产收入两种不同的用途，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但奢侈品消费既非生产投入，也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财产收入部分，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入用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履行任何社会所必须的投资功能。然而，一旦资产阶级沉溺于奢侈品的消费而不再投资于生产，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财产收入用于投资将惠及任何经济体系，用于奢侈品消费则不利经济增长。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将为零，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可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将存在，尽管它不能掌握国家权力。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它除了进行合乎逻辑的投资外，还会进行一些奢侈的消费活动。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前，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这种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经济原则甚至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那么丹麦为82%，芬兰为81%，瑞典为79%。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去市场调节经济体诸如美国或英国。但“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恰恰建立在将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别上。这种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分配的最大压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给民众的一般消费（通过税收等），要么投资于经济发展。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完全遵循了马克思设想的分配理论——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而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这一框架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令经济增长放缓而非更快的原因。美国财产收入占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私人企业的净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这一不断增长的财产收入并未用于投资——同期私人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21.8%降至17.8%。也就是说，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财产收入用于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则有所上升。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中，私人而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机制迫使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增加的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可以用于奢侈品消费。根据美国具体事例作的实证调查表明，美国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现象愈演愈烈，源于美国企业股息支付有所增加的根本机制——要想将这种机制改为其他机制，只能是设想罢了。美国企业股息支付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1.9%升至2020年的5.2%。从抽象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的此类股息支付本可以用于对其他公司的生产性投资，但私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事实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在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美国企业分配给美国股东的股息显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财产收入占美国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和不平等加剧，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速。由于这段时期的美国经济放缓与里根之后的“去管制化”政策有关，因此，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观点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自由市场机制和放松管制与美国不平等加剧和经济放缓有关。显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关。奢侈品消费并非生产性投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或两者兼而有之）购买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对社会有益的资源，也可以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最后，这些问题还与外国投资中国的问题重叠。因此，索罗斯和其他人抱团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但外国企业无视索罗斯的建议采取的实际行动，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句格言，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事实是，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虽然美国政治媒体和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少数美国经济人物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尽管这并非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但它增强中国社会凝聚力和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实力，也将使中国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这与美国的冷战战略背道而驰。正是因为中国已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索罗斯才频繁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撰文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但是，如上文所述，经济分析表明，共同富裕和降低奢侈品消费占经济比重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正是因为索罗斯从根本经济观点出发是错误的，他的主张被美国经济的事实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所驳倒。共同富裕引起大讨论的全球宏观经济背景是——中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国却深陷疫情泥潭，这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为避免2020年疫情数据失真，将以中美这两年期间的GDP数据进行比较：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4%，美国经济增长2.0%。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美国高9.4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8.2%，美国经济则将增长29.0%——中国经济增速将是美国的两倍多。鉴于中国自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速度远快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视为美国最顶尖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7月份得出结论：“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随着中国继续引领全球从新冠疫情的不利经济影响中复苏……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正在加倍……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近五分之二，但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增长了10%以上，达到2120亿美元。因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四分之一，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几乎是2019年份额的两倍。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加速，第一季度达到980亿美元，几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流入的三倍。因此，中国今年的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几乎肯定会达到历史新高……对中国的投资组合流入也在激增。今年迄今为止，股票投资者已经买入了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今年迄今为止，外国对中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甚至更大，达到750亿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以截至2021年7月的最新数据为例，外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36%。正如彭博新闻社其2020年9月发表的题为《华尔街也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共同基金行业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40多家跨国企业企业已经成立了合资企业……贝莱德上个月获准在中国设立全资共同基金企业。先锋集团与蚂蚁集团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并表示正在申请共同基金许可证。瑞银集团表示，其正考虑在华扩张。”因此，今年，美国顶级企业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宣布为一支新基金筹集10亿美元，用于对华投资——该基金决定提前开始运营，“以便更快开始投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也一直敦促加大对华投资。外国对华投资激增，显然与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企图相矛盾。这解释了乔治·索罗斯为何罔顾事实攻击这波投资流的原因。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政策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这就是索罗斯劝阻外国对华投资的企图落空的原因。他只是在发动政治宣传，相反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的经济论据来印证他的观点。以宣传而非经济现实为基础的企业当然会遭受重大损失，就像索罗斯之前投资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损失惨重一样。上述分析印证了共同富裕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它的独创性。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经济结构问题和不平等密不可分，但它们也衍生出了两种错误的解决方案，共同富裕则能解决这种问题，且能提供一种合乎逻辑的替代方案。（1）极左分子认为，为了避免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应该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的1929年后苏联模式——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观点。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肯定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其中原因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出于已经概述的主要经济原因，这也会导致苏联式遭受经济失败。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分担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如果回归苏联模式，那么则将意味着“平等分担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经济增长放缓，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反过来会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通过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极左经济解决方案，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不会被接受。（2）有必要指出的是，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将会损害经济。极右分子认为，尽管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中国“资产阶级”不受管制的“疯狂”发展应该被接受，就如美国模式一样。如果真如此，那么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公然炫耀财富，过度张扬名人效应，将金钱视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等——这样的结果不仅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而且出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因，也在经济上效率低下。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财产收入将从投资转向过度浪费性的奢侈品消费。因此，这种极右解决方案也是不可取的。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会政治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讲，是合理利用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不会被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入用于有益的经济生产将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其部分财产收入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但这种奢侈品消费应该最小化——这也意味着在大众舆论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将被视为不受社会欢迎，也不会受到赞赏。基于上文分析，这既符合社会需要，也能提高经济效益。这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理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本文将重点放在共同富裕经济层面，以及驳斥攻击共同富裕政策的错误观点，并非因为笔者认为经济层面才是最重要的。相反，作为中国“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共同富裕所涉及的远远不止经济问题。同样，像索罗斯这样的观点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是这样的言论经不起推敲。索罗斯的观点令人厌恶有如下几个原因。索罗斯公开反对“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显然，他认为财富应该集中在富人身上。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令人反感；其次，如下文分析所示，这在经济上是低效的；第三，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荡——美国近期内政动荡不稳就是明证。此外，很明显，本文所谈及的政策问题并非中国政府目前处理经济结构方面处理所面临的唯一的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要看到针对引发负面影响的私人垄断、处理导致社会分裂的私人教育机构、大数据使用监管不力等采取的有效行动。但是，就经济规模而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将用于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消费，而非用于有益的经济投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许多其他负面特征也都可以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被定义为“奢侈品消费”的形式，或者是奢侈品消费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为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回顾上文给出的美国案例。1974-2020年，美国企业未用于投资的股息支付占GDP比重为 3.3%——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约为7500亿美元。如果将其重新分配给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作必要消费，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将增加逾5700美元——这将大大提升美国普通家庭生活品质。或者，将这种奢侈品消费重新分配到固定投资，此举将会使美国总固定投资增加15%，净固定投资增加68%，这将大幅提高经济增速，进而提升美国人民生活品质；或者，可以同时增加民众消费和增加投资。总之，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减将资本收入用于奢侈品的消费，而将其用于投资，都是亟待解决的经济议题——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同样，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媒体将其与斯堪的纳维亚收入和财富分配使用模式进行比较并非不合理——但在中国，这当然是基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而且既符合经济发展事实，也符合经济理论。共同富裕恰恰为分析197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中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从所处理的实际问题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既具有惊人的创新性，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利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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