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典礼标志着秘鲁的一个重要转变，一位被利马精英们鄙视的农村领导人上台了。
佩德罗·卡斯蒂略宣誓就任秘鲁总统。
【原编者按】2021年8月7日“左翼网”刊发了保罗·德里诺对秘鲁联合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何塞·德·埃查夫的访谈，他们讨论了对卡斯蒂略政府以及秘鲁左翼的未来。
当地时间7月28日，周三，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宣誓就任秘鲁总统。
卡斯蒂略是代表自由秘鲁党（Peru Libre）的一名教师和工会领袖，他从未担任过公职。
卡斯蒂略击败了右翼政治家藤森庆子 (Keiko Fujimori)。在第二轮投票后，藤森庆子进行了6周的抗争，声称选举存在舞弊行为，但这一指控从未得到证实。就职典礼标志着秘鲁的一个重要转变，一位被利马精英们鄙视的农村领导人上台了。
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史教授保罗·德里诺（Paulo Drinot）就此次选举的意义和左派的未来前景，采访了何塞·德·埃查夫（José de Echave）。埃查夫与秘鲁联合党(Together for Peru)维罗妮卡·门多萨(Verónika Mendoza)参与竞选，并就此次选举的意义和左翼未来的前景发表了讲话。德里诺是埃查夫的侄子。
德里诺：你为什么决定和维罗妮卡·门多萨竞选副总统？
埃查夫：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我担任维罗妮卡·门多萨的顾问，从那以后，我们继续在不同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也关注采掘活动和环境议程，特别是在库斯科的上游省份(琼比维卡省和埃斯皮纳尔)。这一次，她邀请我加入她的总统竞选，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我作为候选人的第一次竞选经历。
在我看来，维罗妮卡·门多萨和一群青年领袖代表着秘鲁左翼的转变。这一过程将涉及政治惯例、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我认为支持这一进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德里诺：2016年，维罗妮卡·门多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18%的选票。她的候选资格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期待，她在第二轮选举中对前总统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的支持对击败藤森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21年，她得到的选票不到之前的一半，只有8%。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在2016年选举的结果和预期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呢？
埃查夫：这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重要的是疫情的传播。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况，参数也发生了变化。
2016年，维罗妮卡·门多萨代表了政治领域的新面孔。五年后，她更加出名了，创立自己的运动(Nuevo Perú新秘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经济和后勤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有一群忠诚的、全职的支持者，尤其是在连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所需资源的情况下，创建一个政党是不容易的。与此同时，与其他政治参与者(包括自由秘鲁党)的谈判对新秘鲁运动造成了影响，英迪拉·韦尔卡(Indira Huilca)、塔尼亚·帕利奥纳(Tania Pariona)、玛丽莎·格雷夫(Marisa Glave)和其他领导人都离开了。
这造成一定损耗。最后，维罗妮卡·门多萨活动的曝光率或知名度使她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被指控是terruca(实际上是恐怖分子，即支持光辉道路)，支持堕胎，支持LGBTQ群体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南安第斯山脉，那里的人们在一些问题上非常激进，但在另一些问题上非常保守。
德里诺：佩德罗·卡斯蒂略的胜利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对此有何看法？
埃查夫：卡斯蒂略和自由秘鲁党的胜利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
首先，“洗车行动”（the Car Wash）调查的影响:近五年的揭露显示了政治腐败的深度，这种腐败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的各个阶层，无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
第二，过去一年发生的一切，甚至不包括大流行：国会关闭，2020年1月完成议会任期的选举，新一届国会(除了少数例外)令人失望，马丁·比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离任，曼努埃尔·梅里诺（Manuel Merino）政府的政治危机在11月只持续了几天，社会动员受到了强烈的压制，两名青年被杀害。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种不满和疲惫的气氛，动摇了政治阶层。
第三，选举过程的特殊性，其中包括直到 2021 年 4 月第一轮投票前不久的候选人投票率都低于 10%。我们不能忘记，进入第二轮的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刚刚超过30%。2016 年，第二轮候选人获得60% 的选票，2011 年为 54%。
这为另一位候选人创造了一个空间，他可以像往常一样在秘鲁政坛之外利用这个空间。
卡斯蒂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1990年的藤森现象。卡斯蒂略在竞选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他可以与其他人直接接触(尽管有疫情和第二次浪潮)，而不会受到批评或攻击。
有一群左翼选民支持在某些问题上更激进的言论，但在其他问题上公开持保守态度，比如性别、LGBTQ权利、堕胎合法化等等。五年前，他们支持卡哈玛卡州的前州长格雷戈里奥·桑托斯(Gregorio Santos)，使其他获得了5%的选票，有效地阻止了维罗妮卡·门多萨进入第二轮。这个基地是卡斯蒂略的要塞。
德里诺：政治学家阿尔贝托·维加拉（Alberto Vergara）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在秘鲁建立一个“文明的左翼组织”。右翼对卡斯蒂略胜利的反应表明，秘鲁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文明的右翼组织。秘鲁有可能实现文明权利吗？
埃查夫：今天秘鲁的右翼存在严重的代表性问题。在2011年和2016年的选举中，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和人民力量（Fuerza Popular）显然是他们的首选。在这些选举过程中，经济利益集团的钱进入藤森的金库并非没有原因。
今年的问题是，这些经济利益集团，比如罗梅罗集团，会把钱捐给谁？虽然有各种选择，但没有一个能像藤森在之前的选举中那样提供保证。
藤森庆子已经被司法程序、她的监狱经历以及她在前一届国会中的声誉问题弄得精疲力竭。这意味着右翼在这些选举中比左翼更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其他声音，包括一些最近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像拉斐尔·洛佩斯·阿利亚加(Rafael López Aliaga)这样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独裁的民粹主义者丹尼尔·乌雷斯蒂(Daniel Urresti)等等。最终，藤森庆子第三次进入第二轮，其他利益集团不得不与她结盟，显示出他们最黑暗的倾向：种族主义、暴力、对来自农村地区的秘鲁人的蔑视、威权主义等等。
一切都表明，右翼很难重建新的政治形象。过去几十年，藤本主义（Fujimorism）对右翼的影响可能与光辉道路对左翼的影响相同。要看到一个文明的权利，特别是一个有选举潜力的权利，还需要时间。
在未来几年，像洛佩斯·阿利亚加这样的角色很有可能会为代表右翼而战。右翼的其他代表也将变得激进，以便能够按照他的条件竞争。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迹象。
在这几个月里，商界也出现了分歧。秘鲁全国私营企业机构联合会分裂，与非传统出口商和包括国家工业协会在内的其他部门组成了一个新的商业组织。全国私营企业机构联合会的问题不仅是由于它的政治和对藤本主义的认同，而且还因为它没有有效地处理涉及若干成员的腐败案件。
德里诺：你对卡斯蒂略政府有什么期望？你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埃查夫：我认为，首要任务应继续关注公共卫生，完成疫苗接种，为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做好准备。
随后，开展经济复苏工作，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超过250万人失业。我认为卡斯蒂略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农业和中小型企业等关键部门。第二次土地改革的提议是非常重要的，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南方，引起了很大的期待。
在稳定矿物价格方面，采矿工作必须与保护邻近社区和自然的权利相平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卡斯蒂略也在面临有关采矿冲突的复杂局势。
最后，新政府应实施全面的税收改革，以恢复公共财政和维持社会支出，特别是卫生和教育支出。我们必须记住，秘鲁是拉丁美洲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德里诺：您对维罗妮卡·门多萨的“秘鲁联合党”和卡斯蒂略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与门多萨的进步主义相比，卡斯蒂略明显的社会保守主义受到了批评。这些分歧应该解决吗?如何解决?
埃查夫：我希望双方保持合作关系。“秘鲁联合党”和“新秘鲁”之间的联盟在第二轮竞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制定“两百周年纪念计划”以及佩德罗·卡斯蒂略获胜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它们平息了与经济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希望我们能够组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稳固内阁，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必须在国会建立相应的基础，这需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是的，两党之间存在分歧，这意味着有很多工作需要共同完成。
德里诺：秘鲁左派的未来是什么？
埃查夫：我们必须朝着未来努力，我们必须建设未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在开始时提到了一个想法：新一代左翼政治有很好的条件在再生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必须包括政治和组织实践，并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开放，以便形成新的共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这一过程能够取得成果。
与此同时，左派必须认识到其他社会行动者及其组织参考点，并与之沟通。这将使我们能够分散到不同的地区，避免复制已不再具有代表性的相同的劳工组织模式和农民组织模式。
（编译：闫莉萍，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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