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但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众所周知，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谕吉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
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做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
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 “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做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此人对中国儒学洞察透彻，一击中的。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人性与精神的压抑，正是使人不能独立，不能发展，不能创造的命门。
福泽谕吉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谕吉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喻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喻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
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谕吉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谕吉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谕吉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谕吉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谕吉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谕吉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谕吉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所以无论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绝对难辞其咎。他在《脱亚论》中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民众精神导师的地位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谕吉”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本文来源：法律园地 外交内参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