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起，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主要反对‘左’”有近40年的历史。中国需要继续反下去吗？有种认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当然是对的。那么，它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提法适用于所有时期，而没有甄别和针对当下问题。如果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左”是主要危险，时代在发展，那时的主要危险可能在今天已经发生变化。由于几十年来在实际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往往只反“左”不反右，现在被许多人公认或被报纸宣传的说法可能已经比当年造成政治动乱的右还要右了，这还不值得警惕吗？所以笼统地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远远不够的。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有的人依然主张不争论（如姓社姓资），但如果做的事情姓资，而且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性，它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必定是右，那么，不争论就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开道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反右，而不是反“左”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理的重大应用。然而，中国反左的意识形态是很强大的。真诚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被人说成“左”，甚至是“极左”；真诚探讨资本主义危机的学者被人说成“左”，甚至是“极左”；真诚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学者被人说成“左”，甚至是“极左”。而这些说人“左”的人中不乏学者。似乎如今的反“左”与毛泽东时代的反“左”有着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反“左”和反“极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一个工具了。似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说革命，就只有发展生产力了。在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左”或“极左”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许多人都曾反对这些“左”或“极左”的东西，也应该反对。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了，从学术的角度看，在过去40年里被一些人称为“左”或“极左”的东西，可能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具有根本差异的人。相对这些人，毛泽东主席本身就被这些人视为“左”，甚至是“极左”。因为这些人自己“右”，而且视“右”为使命，为自己利益所系。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的人。这些人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吗？否！他们可以借助毛泽东主席反对“左”或“极左”，把一切违背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或理论都称为“极左”，借此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所以当他们称别人为“左”或“极左”的时候，实际上是宣称自己是“右”或者是“极右”。今天中国有声音“反对告密”，可是，很少见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人说出这样的事实：一个平常当面称赞你的人、得到你信任的人，可能背后在说你是“左”，甚至是“极左”！ 从1978年到2012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些领域（包括政策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了，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一些教材中失踪，在一些论坛上失声了。这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常现象吗？那些在这个时期称别人为“左”或“极左”的人，对此应该负何种责任？请那些高举反“左”大旗的人还是不要“乔老爷乱点鸳鸯谱”吧，也不要草木皆兵吧！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斥之为“左”吧?！不能为了推销自己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改革”，就要把已经被长期实践检验证明的许多属于真理的东西说成是“左”吧?！“左”还是不“左”，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否在经历若干年后还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认可！
做学问做多了，就愈加理解毛泽东。一个在青年、中年、晚年作出了那么大的成就的人，怎么可能在晚年犯那么大的错误，被人说成一无是处了呢？最近看到文章说，党的正式文件中实际上并没有那些见之于媒体的大量文章中所说的毛泽东晚年犯了巨大错误这样的明确的表述，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中避免种种以偏概全的以讹传讹呢？毛泽东主席为革命牺牲的家人和亲属多达十几人，连儿子都被他送上前线、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境界呢？一个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付出了这么多代价的人，居然被一些人时时记着晚年犯了重大错误！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吗？我们党内要论功过，谁能够与毛主席相比？怎么能评价别人都是功，评价毛主席就是过呢？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口家人和亲属的徐海东大将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与徐海东大将、黄克诚大将等有类似的经历的人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而这样的说法反映出的立场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毛主席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人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强调。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而那些否定人定胜天的人，实际上是为了在现今形势下否定中国可以在与美国的对立斗争中（注：差异也是矛盾）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这些人往往把那些强调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人说成是“左”或者是“极左”。而实际上，这些人只不过是极端消极的、丧失斗争精神的失败主义者，甚至是投降主义者。像这样的人，在中国高校是不乏其人的。高校本来是知识的聚集场所。但现实中，被错误主导的高校可能正是阻碍真正知识进步的场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这正是中国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关键之一，就是不要把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说成是“左”或“极左”，不要把在西方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标尺，不要认为中国人没有美国就造不出新产品，不要认为突破美国的垄断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在当下的中国，是推进政治经济学学术和教育的一个关键，也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探讨这些问题，绝不仅是重翻历史，而是为了服务现实，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丁玲说过：“过去说我右的人，今天都在台上说我‘左’。”我看，丁玲的本色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丁玲所说的过去用右来指责她、后来又用“左”来指责她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些现在还说今天的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的人或者是“极左”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试想，如果1978-2012年的中国一直坚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科学指导，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应该成为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还是成为更加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毕竟这是34年时间。而从1927年开始到1949年，毛主席（包括在好几年并不处于公认的领导岗位的条件下）只用22年就带领中国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也只有27年，新中国就从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上，迅速恢复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建立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以及民用科技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展。那么改革开放34年后，我们发展起来了，矛盾为什么会更多了？如果发展了，矛盾就会越来越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这样的发展是干什么呢？发展不就是为了解决既有矛盾，防止新的矛盾吗？这其中的原因，是否也存在着由于把过多的精力用于反“左”，而客观上在许多领域任由右的东西泛滥所造成的适得其反的结果呢？这是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和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左”与右的对立的观点看，全党全国应该再一次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左”了！中国再也不能把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当作“左”了，再也不能把一些片面吹嘘市场经济万能、主张新自由主义一套的人作为理论权威了，再也不能借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来否定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而把比较优势或西方经济学中的什么理论看作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而接受了！进而再也不能把质疑西方经济理论的人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代化阐释的人说成是“左”甚至是“极左”了。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教育了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或许只是为了个人政治前途，但也不能排除美国将阻碍中国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的事实。只有基于这个最坏的可能，中国才能求得最大利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出总结：“单边主义逼着中国走自力更生之路，这不是坏事”。本文明辨“左”与右的意义，也在于此。（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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