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尽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这一思想，随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介绍，而广为人知。但迄今为止真正得到实践的，却是在伟大的新中国，在提出和施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特别是获得解放的农村劳动妇女更是支撑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业“大革命”的大半边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更加深情地回望毛主席和一切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们的缘由所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指出: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小年已至，除夕将近，庚子鼠年的祝福声中，重温鲁迅先生的《祝福》，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其要者，祥林嫂的反抗的极致，是质疑灵魂的有无，这被冯雪峰先生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疑惑”，回到历史现场，这种论断应该说是深刻的。
脱离了具体历史情境，以后来人的视角去苛求“古人”，非要长期受到封建压迫的底层赤贫劳动妇女，片刻之间就“顿悟”成“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壮士，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更超越了基本理论。也正因此，有关电影里的“砍门槛”的桥段，着实是为了适应一些“观众朋友”出一口恶气或者“聊快人意”的冗余的夸张。其效果，在今天看来，近乎“抗日神剧”。其正面意义，就是给长期受到压抑而无处“长舒一口气”的人们，一个“邪不压正”的镜头支撑，让人们心底里的正义之光和公道信念能够继续保存，而不是完全堕入黑暗的深渊里。但其消极后果却是，就此制造和扩大了内心自我和外部真我的分裂，一切的暗自发狠和对着镜子练习“反抗绝望”（借用汪晖先生语），都不过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自欺欺人，在现实中依然是一个逆来顺受和趋炎附势的“小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关于“竭力摸索人们的灵魂”的一面就更加凸显出来。鲁迅先生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走出了一些教科书，但却更深更广更“轻易”地走进了千家万户、千万人的心灵深处。
曾几何时，愀然变色的苏联，给人民群众奉上了三顶“至高无上”的帽子，一是“英雄的工人阶级”、二是“光荣的集体农民”，三是“天才的知识分子”，只可惜，“祝福”的气氛里已经弥漫着江河日下、风来山倒的菌素。
在经历了从开天辟地到翻天覆地，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二十多年近三十年，所取得的认识论、价值观和科学理性上的重大成果之一，恰恰在于唯心论的克服。但事实证明，改造主观世界的难度要远大于客观世界的革新除旧。
有些知识青年的“不相信梦是假的，不相信死无报应”说白了，不是跟祥林嫂的认识水平“不分伯仲”吗？如果非要在知道的相信和不知道的相信之间划一条界线，以区分出一种高贵的迷信和愚昧的迷信，那么，这依然是在那个祥林嫂之问上打转转——“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可以被视作是辛亥革命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的反映，难道不也可以作为在驰而不息地奋斗之中“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的题中之义吗？在这个意义上，再回看那句热闹了许久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难道不正是鲁迅笔下“祥林嫂”们的穷其一生直到最后一息也不可能、没办法喊出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之路吗？
这一点，在20世纪“行将就木”的那一年，王富仁先生一篇“谈谈《祝福》”的文章所表达的意思若合符契，王先生经过对祥林嫂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鲁迅的“怒其不争”，便是“怒其无自我意识，怒其无个性的自觉，怒其无个性主义的反抗精神”。指出这一点不能说有什么问题，面对黑云压城的封建道统，面对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如果底层劳动妇女，“忽然之间”就有了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觉悟，那么，是不是她们的命运就会大大地不一样，黎明之前的黑暗就会缩短些时间呢？
答案可能是，不容乐观。
偶尔浏览一期TED演讲，那里提到了一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现象，包括英国那位著名的女首相在内，一大批资产阶级精英及其叭儿，居然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穷人的“个性”因素，营养不良时，为何吃糟辣椒拌饭，“何不食肉糜”。但事实上，所有的穷苦人“不是因为愚蠢做出了愚蠢的决定，而是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那种环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愚蠢的决定” 。
换言之，把那些今天吆三喝四的内外精英统统“打回原形”，让他们身无分文、买不起回家的车票、出不起同学婚礼的份子钱、受不了家中亲戚的“三堂会审”而在异乡过年，看他们会怎么“哔哔哔哔”。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不管是刀客还剑客，“侠客”反抗、英雄出山，所能有限改变的往往不过巴掌大的地方，更多时候，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更何况从一出生，就被封建伦理道德、纲常伦教喂养灌输、禁锢锻打，被生存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底层赤贫劳动妇女？
个人解放只能从社会解放中来，工人阶级和一切受压迫者“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几百年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不是什么佶屈聱牙的教条。
从农奴到人民歌唱家的才旦卓玛，从地主家的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再到登上“人民币”的梁军，同样是童养媳出身，“走出婆家闹革命”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尽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这一思想，随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介绍，而广为人知。但迄今为止真正得到实践的，却是在伟大的新中国，在提出和施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特别是获得解放的农村劳动妇女更是支撑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业“大革命”的大半边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更加深情地回望毛主席和一切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们的缘由所在。
（来源：“察网时评”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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