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与美国有没有关系？美国将如何因此而受益？下一步美国还会如何行动？......只要事情大了，人们就会思考这些问题。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图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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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又是最大受益者？对不起，你说的是哪一个美国？》，提出了将美国视为两个美国——华尔街美国（币缘美国）和华盛顿美国（地缘美国）——二合一的观点，并做了初步的解释说明。文章刊发之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兴趣，一些留言还提出了具体的疑问，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
将币缘美国单独分离出来并使用华尔街美国这个代称，既是一种现实描述，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个比方，虽然都知道月球是一个，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仍可以将它分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两面。从中国看美国，将币缘美国和地缘美国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体进行分析，显然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如何要精确一些。
讲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贸易战，尼克松采取了让美元贬值并征收进口附件税的反制对策。此时恰好摩根银行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尼克松为什么要如此打击日本的问题时，其时的摩根担保公司总裁埃尔莫尔·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认识总统，我从未见过他。”1这个回答让日本人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位华尔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国总统没有任何联系。这个故事就说明，对于一个深度卷入了美国事务的外国来说，最好把华尔街和华盛顿分别代表的美国区分开来。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为关于“两个美国”问题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点放在华尔街美国这个基于币缘关系的虚拟国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为基础，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必然是一个为币缘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务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被币缘贵族集团反复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的本性，最抽象地说，其实就是货币或金融的本性。这种本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华尔街美国的“超国家”或“虚拟国家”性质，决定了华尔街美国并不是美国华尔街，不是美国下辖的一个金融部门或美国拥有的货币权力中心。它是独立的，超然的，它与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资本、金融在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论述。王湘穗老师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论上多做铺陈，只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简要说明一下华尔街美国的几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国家
华尔街位于纽约，纽约位于美国。但纽约和华尔街的独特性、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竟然从建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纽约在1644年被英国人占领并改名为“新约克”之前是荷兰人创造的“新阿姆斯特丹”。当时这个新城的周围，居住着那些为获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从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人每到一地安顿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围绕在教堂周围建起简陋的城市，过上他们理想中虔诚的终生赎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逊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群荷兰人，却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国家到处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个个装模作样，乏味无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抱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的。他们根本没时间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没有建造起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简单却又很复杂的事——赚钱。
这并不奇怪，读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当时的世界正处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荷兰积累周期”，正是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引领着资本主义的前进。在新大陆落脚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经营出色，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
不仅是贸易，经历过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的荷兰人，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洗盘”（bear raid）、对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这群人带着全副武装的资本主义头脑来到新大陆，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纽约人与其他地方的中世纪乡巴佬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这就是华尔街和纽约的起源，也就是华尔街美国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那些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极端资本主义者们的聚集地，与周围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独特性竟然持续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中众生相与17世纪“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来的别无二致。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机家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断重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数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
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战国时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汉朝初期“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但在中国，商人集团的膨胀或早或晚总是会被官府压制下去，甚至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让大多数商人破产；如汉武帝时期，随着“算缗令”和“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为什么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华尔街早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纪90年代就已强大到了“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地步，而美国政府却任由它野蛮生长、不受约束呢？为什么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能够长期接受一个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币缘国家华尔街美国呢？为什么即使华盛顿美国日后强大到了有能力将华尔街美国压制下去，也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续让这个寄生物与自己同体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为一种权力，演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当华尔街开始成批产出富可敌国的币缘贵族时，美国的国家建设还远未完成——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预算规模也很小，实际拥有的金融权力还敌不过华尔街的私人银行。
不仅在美国，18世纪的欧洲也大都处在现代国家建国进程的初期。王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但却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的开支，只能依靠私人银行行使政府财政部门的职能，就像今天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联银行一样。这就使得私人银行拥有了运营在政治和经济之间重叠地带的特权。拜伦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银行家，“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超国家”本性。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早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坐拥巨大金融权力的华尔街，就相当于是一个提前成立的中央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贷款能力，它既可以撑起美国，也可以倾覆美国。此后350多年，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同步，华尔街也通过“货币托拉斯”和“工业托拉斯”的全球扩张逐步膨胀为华尔街美国，一个币缘超级大国。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讲过摩根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的独特角色。一家私人银行，能够轻松地摆脱掉当时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像一个千手观音一样，一边为协约国融资、一边重建美国军工行业、一边左右着欧洲的战争进程、一边为自己的小集团疯狂敛财，以至于公众中产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划了战争”的阴谋论猜测。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摩根财团的确充分利用了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好机会。史料显示，战争爆发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从伦敦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写道：“整个欧洲的信贷已经绝对停止。实物支付已经停顿，延期偿付已在法国，实际上已在所有国家生效……但唯一的关键在于，其中充满了特别的利益，当然，还有各种极大的可能性......”
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份表达中立立场的声明中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还公开谴责给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的行为，称之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但这些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声音根本约束不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商业行为。结果恰恰相反，戴维森预见到的“特别的利益”和“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一步步反过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立场。1915年的1月，当时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在白宫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保证，总统说他不会干预任何“促进贸易”的行动。
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有观察员读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华尔街美国彻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大型跨国公司集团’之后，就不存在对立和分离了”。另有观察员读者引用了张文木老师关于“华尔街的美国”与“美国人民的美国”或“作为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类似二分法，认为存在着寄生国家当前的宿主国家发生分离并寻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这些观点，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会给予回应。）
如前文所述，这个巨大的利益体和权力体，总体上是无形的。表面上可见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商业跨国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业协会，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却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场和行动计划需要通过综合各种公开的和隐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视。
例如，美国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的CEO，也是这个协会的美国协会SIFMA的主席，他还领导了一个代表美国金融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商业集团，叫做“介入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对媒体发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华尔街美国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国NPR电台的采访中他说道：美国金融公司的赢利每年只有20亿美元来自中国，还不到巴西的1/3，只是欧洲的1.5%. 他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允许美国金融行业公平和有效地进入中国市场，他希望这是一个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服务、财富管理服务的巨大机会。
如果将Kenneth Bentsen的讲话与华盛顿美国对华鹰派近年来通过政界、军界、情报界人士表达的对抗性政策立场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这正是华尔街美国“超政治”本性的体现。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说华尔街美国起源于纽约，那么可以说，针对华尔街美国的道德批判伴随着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从未停止。
在早期阶段，一个很著名的批判来自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坚持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认为它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
杰斐逊主义的信奉者众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针对华尔街和纽约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们讨论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时，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波动周期，和政府的监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类行为动机中的贪婪本性，也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鞭挞。
但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代表了对纽约和华尔街的积极评价和期望，他比较推崇市场，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构成了与杰斐逊相对的另一种理念。
事实证明了汉密尔顿理念的部分正确性，根据其理念制定出的计划在18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效果，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的债券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因为这些新债券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有人以评判者的身份对外宣称：“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这就是华尔街美国的悖论。从道德上看，它是负面的，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堕落，一旦表现为不顾一切和不择手段，毫无疑问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但如果着眼于经济繁荣和发展，人性的堕落却又有了积极的一面，没有对于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
围绕着华尔街美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个悖论也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美国作家约翰·戈登所说：“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但无论外人如何评价华尔街，认为它邪恶和危险或者认为它伟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实华尔街内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没变。19-20世纪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对一个金融家是如此，对一个金融集团或一个金融王国——如华尔街美国，也同样如此。
普通的国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其国家行为给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外界的意见和评价都需要认真对待，作为修正改进自身行为的依据，不可能几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但华尔街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就是这么做了。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观察员读者对于“超道德”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道德已经被华尔街美国通过控制媒体、学校、研究机构等而完成了重新定义。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归纳上述，可以说，华尔街美国是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超国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让它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为所欲为。这些本性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是美国的本性，只有把华尔街美国与华盛顿美国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之间既分离又组合、既对立又配合的特殊关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被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国而发生的或者与美国相关联的离奇事情。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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