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救治新冠肺炎的多是公立医院，说明了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的疫情牵动全国上下。2月9日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双双出现下降。这说明，全国人民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自我隔离，确实收到了成效。尽管面对疫情依然不可掉以轻心，但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

认真观察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不同地域差异极大。根据湖北卫健委2月19日发布的数据，全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1682例，全省累计死亡1921例，病死率3.11%。截至2月18日24时，全国其他省份确诊病例为74229-61682=12547例，累计死亡2004-1921=83例，病死率仅为0.6%，甚至低于某些流感病毒毒株造成的死亡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浙江有1172个确诊病例，而死亡病例竟然为0。

不同地域间巨大的死亡率差异应当如何解释呢？就算新冠病毒能变异，也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脱胎换骨”。这里面不得不提到各地医疗资源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极大影响了确诊病例的预后。

相比之下，浙江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截至2019年2月，浙江省共有约60所三级甲等医院【1】。不仅应付上千病例不在话下，还能抽出精兵强将组建医疗队支援湖北。每一个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人，身边平均都有好几位医护人员监控着，有什么症状立刻就能控制住，高端医疗设备可着劲儿用。正是这种医疗资源的大量投入，才创造了死亡病例为0的奇迹。

而湖北省只有33所三级甲等医院，却要应付累计61682个确诊病例，此外还有上万疑似病例需要隔离处置和进一步确诊。毫无疑问，湖北的公立医院系统已经在严重超负荷运转，客观上难以保证每个病人都及时地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在前几日，湖北尚且存在诊断测试的瓶颈，积压的许多疑似病例因为无法立即确诊，只能暂时拖着；直到湖北获得了大量外部支援，诊断测试通量的问题才算刚刚解决。

海量病人短期内涌入各大医院，可是用于治疗重症病人的病房有限——迫不得已临时建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有经验的大夫同样有限，以致湖北公立医院系统已经动员了所有的医生，普内科甚至眼科、牙科的医生都被派去抗击疫情。即便如此，摊人头下来，也是一个医护人员围着好几个病人转，病房和医疗设备等硬件还不见得跟得上。

湖北公立医院系统不仅出现了资源不足，还面临着严重失血：抗击疫情对医务人员来说也是危险的事情。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大型公立医院也先后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尤以武汉为甚。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一些医务人员不幸去世，还有更多医务人员正在治疗中。这几百人的减员，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湖北公立医院系统雪上加霜。假如没有外部支援，那真的是要撑不下去了。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例，那么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

幸好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各方医疗团队成建制地开往湖北抗击疫情。先是人民军队的医疗团队接管了火神山医院，然后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这四大中国顶级医院派出的医疗团队齐聚武汉、共克时艰。2月11日，国家发布了19省对口支援湖北的方案，1.1万余名医护人员随即从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奔赴湖北。希望湖北能够尽快度过这个难关。什么时候病死率降至与其他省份接近的水平，就说明湖北公立医院系统接近正常运转了。

值得关注的是，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例如，从武汉红十字会那里领取了1.8万个KN95口罩的武汉仁爱医院，只有二级综合医院的资质，从1月23日起就不再接收发热病人【2】。

而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私营医院占比64%。

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关键时候真的没用。事实证明，私营医院只能在某些方面作为公立医院系统的补充，而并不能承担与公立医院系统相同的作用。

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的医疗支援队伍，也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这时候中国最赚钱的莆田系医院跑哪儿去啦？没见他们派人参加医疗支援队伍。想必参与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私营医院既指挥不动，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经营的公立医院系统才是可靠的力量。

回过头来看看，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意见》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它第一条规定：“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正是这场疫情，让人民群众看到，《意见》中的方针是多么不靠谱。首先，《意见》假设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当下拥有的资源已经完全满足、甚至超过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所以才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然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退潮的时候才会看到海滩上谁没穿裤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充分说明当地现有的公立医院系统不足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湖北省放在全国范围内还算经济和基础设施稍好的地方，2018年的人均GDP可以排到各省市中第10（不计台湾）【3】。更令人忧心的是，公立医疗资源少于湖北的省份还有很多，例如山西、吉林、广西等等。假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开始爆发于这些省份，估计他们更加招架不过来。

也就是说，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并不存在资源过剩，恰恰相反，公立医院系统整体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平时仅能做到勉强维持，遇到疫情时甚至会出现救治能力的严重缺口。

既然如此，“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岂不是莫大的讽刺？疫情严重的时候，“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反正收治病人的不是他们，奔赴湖北的不是他们，甚至进社区喷消毒水的也不是他们。《意见》所鼓吹的医疗改革思路，恰恰是法家所批判的“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平时攥着仨核桃俩枣扣扣搜搜，不愿为公立医院系统夯实基础；等到遭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又只能依靠公立医院系统来救场。面对2020年开年的疫情，当初的决策者是否应该感到羞愧？

笔者并非“事后诸葛亮”，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意见》中“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意见》刚出台时，我就撰文进行批评。而今新冠肺炎疫情证实了笔者先前的判断。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为14亿人口服务的医疗体制改革既不该有、也经不起方向性的错误。

国内有些打着学者、知识分子旗号的人，整日鼓吹用市场化来解决中国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也包括用市场化来解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他们只不过是读了几本外国书、从利益集团那里拿了些好处罢了。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抛弃了实践理性，对信口雌黄不以为耻。《韩非子·五蠹》中有这么一段名言：“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实，把这段话中的“先王之道”置换成“西方经济学”，便是对这些人惟妙惟肖的描绘。正是他们鼓弄唇舌混淆视听，试图将医疗体制改革引向一条“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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