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背后的力量：自“从今天起编造‘新冠病毒美国造‘’信息，抓！”谈起

 

        内蒙古卫视昨晚报道，通辽一居民在“快手”上造谣说新型冠状病毒是美国对我国使用的基因武器，日前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

（2月8日晚  内蒙新闻联播  13：12秒起）

通辽警方是依据什么，认为新冠病毒是美国的基因武器构成谣言的，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这次新冠病毒的来源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这就为各种分析留下了空间。我也看过一些分析是不是这次疫情是不是基因战的文章，但这个问题很专业，所以一直只看不说。

这种说法之所以有相当大的群体的认同，除了一些专业层面的因素之外（我也不懂），我想还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美国是当今生物技术能力最强的国家，二是美国也是历史上多次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家，比如在越战时大规模使用橙剂，很容易被人视为有这方面前科。三是美国的不择手段，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上让很多国人得以充分领略。

在武汉警方因为李文亮事件陷入舆论漩涡的时候，我有点钦佩通辽警方的勇气。不过，通辽警方也不用担心，那些因为李文亮事件而追着武汉警方不放又有强势话语权的人，这次应该不会对通辽警方发难。

在李文亮事件上，质疑警方是否具备专业能力去判断有关医疗方面专业性问题的言论是否造谣的人，这次也大概率不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质问通辽警方。

他们会安静的围观，甚至，还会坚决拥护通辽警方打击谣言的行动。

 

已经有人在表态拥护了，而且态度异常坚决：“从今天起，编造‘新冠病毒美国造’谣言的，抓！”

 

那些人也不会借这个事情提几大诉求，更不会称这次被处罚的人为“吹哨人”了。

因为这个被处罚的人传播的信息，是对美国不利的。

网络上有很多谣言，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让人目不暇接，但如果你愿意上点心做点初步的分析工作，也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疫情期间在网络上传播力很强的谣言，多数都是最终指向中国体制的。

其实，这个规律也适用于疫情之前。

公然为这类谣言正名，认为这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政治倾向性也是比较一致的。

还有一类传播力特别强的谣言，是对美国有利的，比如美国的新药物对于治疗新冠病毒具有神奇疗效啊，就是典型的一例。

 

网络上带有政治倾向的谣言，就是上面这两类居多。传播力强悍的，也是以上面这两类政治倾向的谣言居多。

因为这两类谣言，是有强大的传播能力支持的，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被投送到网络的四面八方。

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一个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权重越来越大。

话语权可以制造事实，可以制造是非标准，可以颠覆一个政权，可以解体一个国家或联盟。

只要话语权足够强大，谣言也能成为真相，真相也能成为谣言。

从网络上谣言的倾向性及传播力，就大致能判断话语权的控制权分布情况。

从造谣和辟谣的能力，也可以大致判断话语权的分配情况。造谣的几万转发，辟谣的几百转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想明白了这些，你就会大致清楚，为什么在中国是对中国体制不利的，于美国形象有利的谣言传播能力最强。

现在遇到问题，有人怀疑跟美国有关的，这样的人和观点，很容易就被贴上“阴谋论”的标签。

但是针对中国政府和体制，各种阴谋推测就是合理的，阴谋论就仿佛取得了使用的合理性。

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对中国使用阴谋论就心安理得；看到谁对美国阴谋论一下，就与之不共戴天。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不可怕，可怕的是双重标准的存在，让公众觉得习以为常，双重标准取得了舆论上的合理性。

世界上使用双重标准最凶悍的，是美利坚。

中国使用双重标准最脸不红心不跳的，是美利坚的铁粉。

敢于如此而为，就是因为有话语权可以倚重，所以可以有恃无恐。

在中国的网络上，爱国都要被嘲笑，被围攻，被丑化，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这种现象大有改观，也不过是最近一年左右的事情，这还是因为几个大事件，尤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和香港事件对国人的教育，美国的形象光环褪去，才让一些话语权在手的人不敢如以往那么肆意而为。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在中国的话语权会呈现这样一种于中国不利的情况，那就要从资本的属性上开始分析了。

资本是一个全球现象，从骨子里是没有国家概念的，资本需要的是利润最大化，为此需要全球自由流动，可以随时流向利润更高的领域和地域。资本从内在是反感一切阻碍资本流动的因素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也在此列，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影响资本全球化自由流动的障碍。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化身，多数人是要立志于做世界公民的。因为当他们有能力可以随时移民到其他国家时，也有需要为了追逐更大利润随时改变自己的国籍。这个时候，国家于他们而言，不再和生存的基本条件必然挂钩，自然是哪里资本更自由，哪里对资本更有利，哪里能够创高更高的利润，哪里就是资本的理想家园，可以随时切换。

小资本在整体上比大资本更爱国，更有民族特性，一则是因为小资本相对于大资本，对全球化流动的要求还没有那么迫切，二则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实力还不足以可以随时迁移到其他国家。

本人无意于因此贬低资本家的道德水准，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跟资本家的道德无关，这是资本的本性决定，资本家的家国情怀经常是克制不了资本的本性，是斗不过资本内在冲动的。例外当然也有，爱国的资本家也有，那就是资本家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压制了资本的内在冲动的结果。

毛主席的统战政策，依靠劳动阶级，团结中小的民族资本，斗争买办官僚大资本，并取得巨大成功，那是有理论和科学依据作为基础的。

经常看见有人发问，资本大鳄都不爱国，凭什么要让老百姓爱国？

对了，就应该是这样。人家可以有能力随时移民去他想去的国家，而你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所以国家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你来说就很重要。

国家陷入战乱了，对你的影响比对他的影响大得多，他可以一走了之，而你不能。

蒋介石政府那么腐败，面对外来侵略，普通老百姓支持抗战。你以为是老百姓愚昧？错，老百姓的爱国觉悟，是历史上的无数血泪教训教育出来的。

南京被侵华日军攻陷，死伤最多的是什么人？普通老百姓。

与其仇视自己的国家，还不如多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了解如何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跟着大资本去反对自己的祖国，充当大资本的炮灰，那才是最愚蠢的，是纯正的斯达哥尔摩综合征。

国家不但不会被大资本视为必需，而且还会被视为障碍。国家陷入战乱，人家还可以发一笔国难财。

因此，在媒体市场化的国家，出现话语权的那种分布现象，深层次原因就源于资本的这种本性以及资本对舆论资源的控制力。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权力，因为他们可以控制很多资源。如果资本对资源的控制力超过政府时，那就会成为资本控制的国家，就会如特朗普说的那样，“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美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所以，美利坚就是各国资本内心的理想国。

资本大鳄的理想，就是让自己所在的国家变成美国那个样子，当美国受到攻击时，要用各种方式保卫“美国”。

当出现对美国不利的言论时，资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就会对这种言论恨得咬牙切齿；当出现对美国不利的分析时，就斥之为“阴谋论”。

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各国大资本共同维护的信念，是资本力量的政治自觉。

挑战美国正确，就会被大资本视为挑战自己。

所以，在资本控制舆论资源比较多的国家，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两类谣言。

一些特别热衷于对中国政府和宪法体制使用阴谋论的人，也特别反对对美国“阴谋论”。

一些特别喜欢制造和传播对中国政府和宪法体制不利谣言的人，也特别反对任何对美国不利的信息。

不只是反对，而且是痛恨。

李文亮这个事件，成为全民关注的现象级舆论现象，其中就有很多谣言的传播在推波助澜，要把李文亮神化成他们需要的那种偶像，这些谣言的传播背后就反映了一些内外大资本强势话语权之“伟力”。

通辽警方处理的是对美国不利的信息传播者，所以，这种强大的话语权，不但不会给通辽警方施加压力，甚至还会点赞。

本人对李文亮医生充满敬意，但这种敬意是因为李文亮医生本身的责任心，是他感染新冠病毒，也表态等自己病好了就报名上抗击病毒一线的这种觉悟，这才是李文亮医生最大的人格魅力所在，而不是来自于被拔高和神化的那些称呼和标签。

本人也反对一些形式的谣言，真实的力量才是最强大。

本人也不一概并且不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反对资本。资本跟市场一样，都有局限性。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即便不认同马列的观点，也不能低于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对此的认识水准吧。本人在此引用一段文字：

1924年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正式提出“节制资本”，并与“平均地权”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纲领。“节制资本”的基本内容就是对私人资本则采取既保护、鼓励又加以限制的政策，防止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有善果，也有恶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27页)，实行节制资本，就可以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做到既振兴实业，开发富源，又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流弊。

本人拒绝被标签化，也不会为了跟风，为了取悦读者，就放弃自己的原则。

就先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