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挖掉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革命，没有土地革命的彻底，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出现，否则还会是旧王朝的延续，没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制造劣根性的儒法思想不会根除，已经失去了旧物质存在的儒法旧思想伴但又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部分变种地相互勾搭在一起复活起来了，国民劣根性又不得不重启批判了。
国民劣根性的文化现象，如果上溯起来，算是悠久得很久远了。直接说吧，国民劣根性还是有文化基因的，鲁迅等五四先贤们批判劣根性的靶子确实存在，根子就在中国独特的儒家和法家的融合。
春秋时期出现诸子百家之前，夏商两代无确切史料可考，是周代确立了一整套规范社会的礼制，尽管在这套礼制里也有越礼行为，比如争王夺位，但破坏礼制还没有另外一种思想上的支撑，所以破坏礼制就为社会所不容。东迁之后，王权衰落，衰落之中诸子思想兴起，破坏礼制的行为也有了理论上的支持，首先是来自兵家的，所以宋襄公泓水之战的“仁义”就被已经信仰了“兵者诡道也”的人嘲笑了。春秋诸侯间的征伐，“诡道”极大地摧毁了“周礼”，孔子只得哀叹生不逢时，礼崩乐坏了。
兵家制造的“礼崩乐坏”中，又有了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名家，法家。诸家之论都为着一个目的，从乱世中让君王怎样走向治国之道。儒家说要复礼，但覆水难收，孔子周游列国，沦落到讨饭的地步。道家说要无为，但难敌权欲，墨家说要兼爱非攻，但愿当苦行僧的太少，名家，正虚名仅是空泛之言，最后只有秦国对法家推崇，法家一跃而成为秦国的立国理论。
秦始皇扫清六合，废除分封建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立国思想还是法家，法家人物李斯为相，秦始皇带头从皇家废除分封，兄弟子侄一个都没有封，如得封赏须先取得战功，这是秦始皇当时的又一伟大之处。法家讲平等思想，从徙木立信开始，谁有本事谁出头，谁功劳大谁封赏高，靠这套思想，在对外战争中刺激了秦军的战斗力，让一大批能战善战的人有了建功的机会，也吸引了六国能人流向秦国，不论身份地位背景的法家，终于成就了秦国的霸业，关东六国一说到秦国便是虎狼之国，秦军是虎狼之师。但法家的寡恩苛法，使一个强大的秦朝十五年就倒塌了，废止了苛严寡恩后起的汉朝却延续了四百年基业。秦汉相比，在治国思想上是截然有异的，到汉武帝时期，被刘邦鄙视的儒家成了独尊，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成了朝廷教化臣民的工具，然秦始皇帝业霸道的思想，却也是汉朝皇帝们都不舍丢弃的重宝，有它在手，就能让臣子贡献才能，有它在手，也给黔首们冒头的希望，有它在手，大一统的江山就能维护，说到目的，就是帝家江山、帝王霸业、帝皇之至尊就能巩固。
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手腕，汉宣帝道出了诀窍：“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霸道者法家，王道者儒家。不论儒家还是法家，尊的都是王，护的是王的最高权势。儒家要维护以王为最高等级而其下各等级要各守其命的等级制，倡导王要多行“仁爱”来维护它，下层的人不能打乱它，被治下的臣民再用给灌输的“仁爱”向他人去行什么“仁”和“爱”，有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爱，而对其他人只能是“泛仁泛爱”了，虽然“泛爱”很难做到，很多时候是空谈，但这种空谈却也形成了一种人人对等的社会思想，使得等级也并不永固不变，比如魏晋南北朝讲门阀但也讲举孝廉，在这一点上是与法家的目标相合。所以法家呢，法家是“英雄不问出处”，它直接破坏儒家的安分于等级的思想，但“英雄不问出处”的前提必须是忠君尽事，必须维护君主权势，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讲的人人平等。现代的法，起源于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他们的定法的出发点是为民权，如法国民法典，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出发点都是为王权而不是为民权，法家一切法，无一不是君王对臣民的约束，防止犯上作乱，法家教给君王该如何居于一尊，该如何独掌一切权力，如何用权术驾驭臣僚，如何用律法维护一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看似人人平等的假象，宁可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不要“刑不上大夫”，但主要还是鼓励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去为君王卖命献身。在最终忠君的目标上，儒法是高度一致的，尽管手段上一个讲柔一个讲刚，表面上有分歧，但本质上却暗合，所以从汉开始，儒法实现了合流，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善于实行内法外儒（儒表法里以体现王权的内严外柔，这种阴阳手段完全比不了道家的“内圣外王”的高尚）的统治策略，用儒教化万民顺从，用法驾驭臣民卖命，法家建功不择手段的丑陋，完全用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仁爱来美饰了，固是兼而用之。
口头上讲儒家，作法上行法家的兼道之策，长而久之，就对国民性有了塑造，在历史长期的塑造中形成的中国文化里最大缺陷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们之间散布的仁爱是假，拿到手的实在权益是真，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心态即源于此，表现在熟识的圈子里，讲仁爱孝悌有小效，人见人热络得很，而超出圈子，陌生人间就只剩下功利了，所以中国人，人见人是不见笑的，背后藏刀也说不定，看，历史上我们产生的刑罚也最残酷，极端酷刑几乎都在中国，战场上的杀伐更加惨烈惊心，算计构陷都是平常。沁洇久之，就形成了社会人心的冷漠，意狠心毒，手段残忍，养成了自己人对自己人狠的习性，汉奸也就因应而生了。汉奸现象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相比其他较多的一个问题，为私利，只要忠君能换来好处，也是不惜换君去忠的。李斯有一篇《谏逐客书》，从这个角度上秦国重用的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几个人，也可以说是六国的汉奸并不为过，而同时代的屈原，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我们纪念屈原，而不是那些人。
汉奸一直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心腹内患，从明末到近现代以来给我们民族制造的灾难太多太多，差点亡国灭种。幸赖出了个毛泽东，挽救了我们民族和国家，重塑了民族精神，使国家整体上从黑暗转向了光明。但汉奸思想并未绝迹，改造包括汉奸思想在内的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劣根思想还顽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
要挖掉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革命，没有土地革命的彻底，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出现，否则还会是旧王朝的延续，没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制造劣根性的儒法思想不会根除，已经失去了旧物质存在的儒法旧思想伴但又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部分变种地相互勾搭在一起复活起来了，国民劣根性又不得不重启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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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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