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康：父辈打天下绝不是为了让这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

 

 

 陈人康：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四子，1952年出生于南京。先后就读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

文/钟瑜婷

重新讲述历史，陈人康必须向往昔寻找支撑，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今年6月，陈人康计划去台湾深度游，“看看国民党的史料，听听对方怎么说”。

出于根深蒂固的“军队”情结，陈人康时常会穿军装。采访那天，身穿绿色军服让他在人群中很显眼。

这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四子陈人康早已远离权力中心。跟许多泯然于平民的红二代一样，他不愿只活在回忆里。2009年起，他在 “红军后代授课团”里任教，这个平台已然成了他延续父辈理想的主要载体。对于父辈打下来的江山，陈人康有一个担忧是：“党脱离了群众”。

“怕就怕有些党员背离自己的信仰，背离人民。人民不跟你走了，这是大问题。”对外界的骂声，他提高音调，“共产党怕骂吗？共产党就是在被骂被屠杀当中站起来的，共产党是骂不倒的。秀才造反不足以畏惧。”

 “我爹都不信孔子我来讲孔子？”

在陈人康的印象里，父亲不是一个慈父，更像威严的上级。从军后，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然后才叫爸爸。陈士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长年在军队里指挥作战的风格被带入家中，陈人康记得父亲很少拉家常，说话多数是命令口吻，没得商量。

这样的父亲，在饭桌上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常事。“九岁时，我跟着你爷爷一起从武汉坐日本人的船前往湖北荆门老家，谁料行李丢了，你爷爷去询问船上的日本人，结果被狠狠训斥了，我上去帮腔，结果被日本人扇了一大耳光。”父亲给陈人康讲这个故事，希望儿子明白，丧权辱国是他投身革命推翻旧制度的根本动力。

对毛泽东，陈人康相信父亲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从井冈山革命开始，陈士榘习惯了相信，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做的决定都是对的。这种崇拜体现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件军服，陈士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交换！”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取‘领袖’之意）。”在父亲最后的弥留之际，家人曾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毛泽东。”

陈人康和父亲争论过“文革”。几番争执后，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要承担部分责任。

父亲对毛主席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深受影响的他也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听说叶向真在推崇孔子，陈人康的反应是：“你知道国外的领导人都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又有几个人会说孔子？我爹都不信孔子我来讲孔子？”

 

左图：幼儿时期的陈人康与父亲陈士榘的合影。右图：平时，退伍后的陈人康还经常穿军装，喜欢军事物品。他说：“全家人都在部队呆过，我对部队有感情。”

讲儿女情长？太尴尬了！  

少年时的陈人康认识到，在讲阶级斗争的火热年代，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而是国家之子。在这样的红色家庭中，亲情伦理几乎被剔除在外。在典型的革命家庭，儿女情长是“四旧”的内容，要被革命去除。陈人康曾跟父亲说，家里也应该讲讲儿女情长。“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啊！”说完父亲哈哈大笑，笑得陈人康尴尬不已。就此，他更加理解了，“解放全人类，要流血牺牲的，没什么放不下的”。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说一句话，更别提去秦城监狱探视。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在那个非左即右的年代，陈人康理解父亲的作为。即使到了今天，趁人康也说,“母亲自己说话不谨慎，自己犯的错误要自己承担。这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党委书记怎么去看一个反革命分子？”

1966年，眼见母亲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陈人康，对“文革”产生了怀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等标语。因为大字报，陈人康被民警抓住送到工程兵保卫处，保卫处正想把他放了，陈士榘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陈士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关了40多天的陈人康被释放回家，父亲欣喜地说：“小人康，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

对这段往事，陈人康对父亲毫无怨言。“你想毛泽东都认可了，我当时也觉得是对的。”

“文革”中终究不倒的陈士榘在“文革”后遭受审查，最终证明他与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但党内地位却受到了影响。这事让陈人康思考：“如果父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也许算是因祸得福。”

当年，不到17岁的陈人康“靠着父亲的一点面子”，没有被下放到农村，当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解放军。1972年他上了南开大学，1975年毕业，回到解放军第二炮兵做宣传干事。1984年从部队转业，到对外经贸大学工作，过起了再寻常不过的老百姓日子。

不要去诉革命的苦。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因为看不惯“官话套话连篇”的宣传，他喜欢讲故事，“不说父辈光辉伟大的那些套话，用细节还原当年，让他们了解前辈是怎么吃苦耐劳的。”与陈人康一同加入授课团的70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

说起贪污腐败分子，陈人康慷慨激昂。“真是深恶痛绝，比你们还要深恶痛绝。我们父亲打天下绝不是为了让这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共产，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有一次，陈人康去某省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用警车开道他去参观名胜景区，一路警笛轰鸣，享受特殊待遇的陈人康心里不是滋味，“这太脱离群众了。”

而红色教育在陈人康身上刻下的另一个印记是“艰苦朴素，别指望老的”。他清晰记得父亲“曾痛斥摆宴席的作风，他自己就一碗清水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所以，陈人康说他不能理解那些腐化的“后代”。

当然，对年轻人，陈人康还是充满希望。他给80后大学生村官讲课，那些年轻人找他照相签名，他很欣慰，“他们都是追星的年纪，还来找我签名，起码还是认同我们的信仰。”让他意外欣喜的是，一些曾对历史感到陌生、排斥的红三代，“竟然也有了红色情结”，甚至抱成一团。有一对在课堂上相爱的年轻人，穿着红军军服办了场婚礼，陈人康的女儿穿着红军军服做了伴娘。陈人康曾鼓动自己的女儿和其男朋友一起来到井冈山课堂了解先辈的故事，他很欣慰他们听进去了。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很多年轻学员听了父辈的事迹掉眼泪。

课余间，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干部的后代总想为父辈鸣冤，这让陈人康很头疼，他觉得“不要去诉革命的苦”。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重新讲述历史，陈人康必须向往昔寻找支撑，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但他发现，当下许多史料仍然受禁无法查阅。今年1月，陈人康去台湾深度游，“主要看看国民党的史料，听听对方怎么说”。

本文刊发于2014年2月15日《新周刊》第413期《模糊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