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次割地赔款可以换来国家长久安宁，如果这是他争取时间励精图治的策略，那么一次 “和戎”还情有可原；然而当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中国，由侵犯周边国家而至于边疆，又至于内陆，进而至于京城时，李鸿章还一味求和、割地赔款，就只能说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投降主张，是他明知故犯的卖国行径。
时下，为历史人物翻案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即便是以前公认的卖国贼，在这些翻案者的笔下，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即是显例。
网上曾流传一篇署名端木赐香的文章，标题即是“李鸿章卖个国容易么？”在文中，作者声称，“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在其笔下，李鸿章俨然已由“民族败类”变脸成“国家忠烈”，由“卖国贼”变脸成“爱国者”了，于是乎，李鸿章的“卖国”终究是“为国”，是事出有因，是情有可原，所谓“和戎”也只是为了“变法”，成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作者甚至在文末声称，
“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革命群众更是如此”。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端木赐香为代表的历史翻案者，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一个最常见的理由是：作为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是代清政府受过，代慈禧老太婆受过。李鸿章参与外交谈判，受制于清廷的软弱和列强的强硬，自己没有选择余地，不应当承担历史责任，要怪就怪清政府任人宰割的无能。事实是，李鸿章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并掌管晚清外交以来，中外重大条约交涉几乎都与他有关，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数众多，如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等。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犯，李鸿章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签了字。为什么列强屡屡指定他为谈判代表？因为他平时的表现一贯地符合列强的利益要求。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视死如归的将士，不乏毁家纾难的民众，不乏据理力争的谈判者。即使放在李鸿章类似的处境下，也有在沙俄威逼利诱之下，仍屡次严词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驻俄公使杨儒。李鸿章选择卖国，最终要保全的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慈禧太后一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列强眼中“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二个理由是：李鸿章“卖国为国”，“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才是根本之图。即便这是历史事实，也不能认为“和戎”是应该得到褒扬的。如果一次割地赔款可以换来国家长久安宁，如果这是他争取时间励精图治的策略，那么一次 “和戎”还情有可原；然而当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中国，由侵犯周边国家而至于边疆，又至于内陆，进而至于京城时，李鸿章还一味求和、割地赔款，就只能说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投降主张，是他明知故犯的卖国行径。在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时，李鸿章曾收受沙俄几百万卢布的贿赂，从而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以及沿线采矿权等卖给沙俄。正如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所说：
“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有它的价钱。”
也正因为他的贪婪，民间才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讥讽。
为李鸿章开脱的第三个理由是：李鸿章主观意志不愿意卖国，充其量只是误国。问题在于如果李鸿章主观上不卖国，那么在他一生对外的政治行动中，为何只要列强一跺脚，一威胁，一喊打仗，李鸿章就主张议和，就要割地赔款呢？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李鸿章命令负责台湾防务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同时主张开放台湾，对日赔款了事，在他的操纵下，中日签订不平等条约《北京专约》。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抵抗的主张在清政府占据优势时，李鸿章则充当“失败主义和投降论的宣传者”，“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恫吓清政府说中国“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要求早日收束。正如御史刘恩溥的奏折所说：
“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多年，耗费数千万两，曾杀过鬼子一名否!他一味献媚于洋人，固宠求荣”，（而反观）“刘永福奋力杀贼，中国统兵大员在他面前应当愧死，无地自容”。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在总结甲午中日战争时所写的那样，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李鸿章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他始终坚守一条方针：彻底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
还有一个为李鸿章开脱的理由是：李鸿章在其他方面有贡献，只提卖国太片面。有些学者抓住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某些成绩，从而认定李鸿章是“改革家”，却闭口不谈本质问题，不谈主要方面，偏要把边边角角的东西视为中心问题，希图一美遮百丑，混淆视听，金蝉脱壳，将他的污点撇得一干二净。在洋务运动中，我们不否认李鸿章起到过某些客观的积极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不能无限拔高，不能构成他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我们也不否认清政府的卖国责任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但至少他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对象所征服，虽然是常见的现象，但我们要始终牢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要看他对历史的主要影响、主要作用；和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中华民族的伤害相比较，李鸿章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那些为李鸿章开脱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无论是从其一生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客观后果，还是从其主观意愿来看，无论是作为清朝统治的代言人，还是作为私人利益的攫取者，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洗刷不净的。李鸿章头上的卖国贼骂名，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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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来源：察网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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