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课上溯源穷流贯通中西，课下接受学生挑错帮助推荐工作

 

    人物简介

钱钟书（1910-1998），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他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卓越，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6年8月，钱钟书受聘于暨南大学外文系，讲授《文学批评》、《欧美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任教期间，他的课堂颇受好评，学生评价他的讲课风格“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贯通中西，纵横对比”。他淡泊名利，超凡脱俗，不少人会以“狂狷”评价他，然而在暨南学子的眼中，他却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热心肠”。

悉心听取学生意见

改动《围城》细节

钱钟书先生于1946年8月受聘于暨南大学，1947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付梓发行，一时间校内评论如潮。

当时的暨大学生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读者。有同学请问此书的背景，钱钟书正色回答：“不好讲。”但接着又暗示说：“你可看看所谓训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

正当校内风靡时，一位名叫俞晶的同学向钱钟书指出，说经李梅亭带到内地的百宝箱里不会有“般尼西林”，因为那时这种药物还没有发明。于是，今天的《围城》里，这一情节中只有“原瓶封口的消治龙、药特林、金鸡纳霜、福美明达片，应有尽有”，没有再出现“般尼西林”。校友吴全韬评价钱钟书“从善如流，听得进下辈的意见，不见名人的架子。”

 

1947年出版的《围城》

听他讲英语本身就是享受

但想听懂他的课程“委实不容易”

1947年下半年，钱钟书常在宝山路的暨大文法学院东大楼下第四教室里讲课。

 

宝山路文法学院教学楼旧照

据1945级校友章学良回忆，当时为了隔音，课室的门是紧闭的。在明亮的玻璃窗下，有20位左右的外文系高年级同学坐在讲台下。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原部长吴学谦校友，当时也曾是听课同学中的一员。

讲台上的钱钟书“常穿一套深棕色的条花呢西装，面色润白，头发漆亮，前额宽阔，戴一副黑边眼镜，目光炯炯”，一派文质彬彬的学者派头。但开始讲课之后，他“一口清脆的牛津英语，两手常常倚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边讲边板书”，“声如洪钟，眉飞色舞，他在黑板上写字不多，但字大有力，铿锵有声，黑板震动”。讲累了，还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把双脚放在前排的空桌子上”。

当时的上海解放不久，短暂的欢欣之后，国内的时局又蒙上了阴影，爱国民主运动潮流此起彼伏。据吴学谦回忆，暨大校友们积极参与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群众运动。

在动荡的时局里，杨绛回忆，她与钱钟书始终保持广泛性阅读，所以“人心惶惶”时，他们并不惶惶然。学生眼中的钱钟书“脸上永远挂着笑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钱钟书 杨绛 一家三口合照 《我们仨》

钱钟书主讲《文学批评》与《欧美文学名著选》两门课程，后来又增加了一门《现代文学》。可他并非只讲西方文学，也并非只谈文学。当时的学生回忆道，“钱老师的教学就是学贯中西，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有比较性，有启发性，可以扩大眼界，破除坐井观天、执于一见的僵化思想。” “他既深刻地分析作品，尤善于发挥联想，每当他抓住一个话题时，便溯源穷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贯通中西，纵横对比，庄谐间出，如万斛泉，随地涌起。”

 

暨大的学生们常常能捕捉到钱老师痴迷于读书的身影。从未有人见过钱老师去教授休息室里喝茶聊天。“或者在课间，或者是为了等候学校接送教授回家的吉普车，他总是一个人独坐在东楼楼上大教室走廊北面的木窗台上，手中捧着厚厚的、重重的原版书，孜孜不倦，旁若无人，看得是那么入神。”

愿意见暨大“老学生”

但对“吹捧”提出直率批评

常有传闻钱钟书性情高傲，不少人会以“狂狷”、“冷漠孤高”、“脾气大”等词形容他。大学毕业时，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成名后，又常将记者和不辞万里专程来华拜访的海外来客拒之门外。

但在暨大校友们的回忆中，钱钟书在生活中与学生交流颇多，平易近人，“和今天传闻中高不可攀有脾气的老爷子不同，钱师是一个待人亲切、关怀学生的长者。”校友吴全韬这样回忆道。对学生的诚恳求教，钱老都会挤出时间作答。

 

1985年，当年校友、杭州大学教授任明耀要和人合译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便托人向先生询问此书价值。先生竟然不顾第二天就要到日本讲学，连夜复了一封长信，详述此书价值，足见其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

鲜为人知的是，任明耀跟钱老还有一段故事。1982年，几经争取，任终于到北京拜访了当年的钱老师。事后，他激动地写了一篇充满赞誉的访问记，详细记述了这次难得的会见。

写好以后寄呈钱先生审阅。没想到，钱先生很快将稿子寄回来了，并附来一信，对“访问记”作出了直率的批评。原信如下：

明耀学兄：

承过访，甚感，前日得来信，我倒后悔这次会晤了。我常说：“一捧便俗”，“一吹便俗”；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对撅老夫妇和许多人的人生观根本不同。

我们拒绝汇中外采访者(包括电视记者)的事例，也许你有所风闻。不肯轻见生客，你这次来事先约定，还转了李小姐那里的湾。蒙你过爱，要记录印象，但朋友私人谈话，公诸于世，便不是以朋友身份过访，而是以记者身份采访，犯了禁了。以后再难见面了。何况有些失实不妥的地方(我已用铅笔批出)，又违反了采访的真实原则。直率陈词，请你鉴谅。草稿奉还。即颂。

        近祉！　

　　钟书上 杨绛同候

九日夜

“访问记”开头称他是“蜚声中外的学者”，结果钱老在“蜚声中外”旁边打上杠杠，还批了一句“什么蜚声中外”。大师的淡泊名利、不喜吹捧，由此彰显。为了缅怀恩师，任明耀一直把这篇“访问记”放在抽屉里，不敢公开发表。

三度为暨大学生介绍工作

钱钟书在暨南大学期间，除了授课，还会耐心指导学生的论文。

吴全韬回忆，1947年，受上海学生运动影响，学生对课业和毕业并不十分关心。有一回，吴全韬在暨大校内偶遇钱钟书，钱钟书主动问他：“指导老师请过吗？”吴全韬邀请他，他应允，还要去了他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整版论文《论译诗》。读毕，便指导吴全韬以此为基础，完成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钱钟书叮嘱学生“写论文必须写自己独立见解”。

除指导论文外，钱钟书又主动为吴全韬联系工作机会，把他介绍给文学院院长当助教。但吴全韬听闻了系主任心中已有心仪人选，不愿抢朋友的饭碗，未有前往。

据杨绛回忆，1941年钱钟书曾经向好友，也是暨南大学外文系系主任的陈麟瑞求职，但听说是要顶替另一人的位置时，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因而拒绝。

大概是有些感同身受，钱钟书未有责怪，第二次为吴全韬介绍工作。这次，他联系了《民主》周刊时任的编辑储安平，“高高兴兴地拿来储先生的复函”。结果，吴全韬依然没有赴约，让对方白白等了两个小时。钱钟书当时十分生气，一问，才知道吴全韬原来是因为无法自理膳宿而未前往，于是，热心的钱钟书第三次为学生写了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