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著武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般地说，重大历史纪念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总结与回顾历史；二是发掘历史的当代价值。2019年，五四运动迎来100周年纪念。百年来，我国举行过多次盛大的五四纪念活动。但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五四纪念及其意义阐释并不完全一样，而是各具特色。
70年前，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五四30周年纪念，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以及创建新中国的历史时空下进行的。由于这次纪念活动的展开及其意义阐释是创建新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其单独抽绎出分析当时人们是如何纪念五四的，或许对五四10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别有一番意蕴。
一、勿忘历史：
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的广泛开展
进入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有了根本性变化，创建新中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恰好这一年是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动员更多的学生与青年支援战争以及创建新中国；另一方面，学生与青年团体也可以积极广泛地开展各种活动，主动参与到支援战争以及创建新中国中去。在这种情况下，五四30周年纪念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青年与学生以及各民主力量紧密团结的纽带。
（一）青年、学生团体举行盛大纪念活动
1949年3月1—6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宣布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1949年4月15日，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关于纪念五四30周年的联合通知》。在这份通知中，解放区青联、学联就五四30周年纪念的内容与办法做出明确规定。在纪念内容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学习与宣传五四以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学习与宣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号召解放区青年积极生产，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加强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号召解放区的学生努力学习，树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并在课外参与适当的社会活动；号召全国青年支援与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号召广大青年与全国人民在一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阴谋准备与发动新战争的国际侵略阵营，拥护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加强东方各国民主青年运动的联系。在纪念办法方面，主要是举行纪念大会、座谈会、讲演会、展览会等活动。在这份通知中，青联、学联还要求各地青年团体及其所属各级组织予以执行。
青联、学联通知发出后，很快得到各解放城市积极响应。比如1949年4月18日，华东学生联合会就发出《为纪念五四通告华东全体同学》的通知，要求全华东同学在红五月第一周以纪念五四为中心开展各种活动，继承并发扬五四以来的光荣斗争传统。当然，通知还就华东学生举行30周年纪念活动的办法做出明确规定。再如，沈阳市青年团筹委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决定组织各工厂、学校、机关的青年研讨五四的历史意义及目前中国青年的任务，并举行歌咏、壁报比赛及音乐会，哈尔滨市青年团市委会、教育局、学联、职工总会等联合组织红五月运动筹委会，筹备举行球赛与径赛，并于五四举行露天晚会。
正是在青联和学联等团体组织的积极筹备之下，一场以学生和青年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纪念五四30周年活动在北京等大城市展开。以北平为例，五四前后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其重要者有：
5月3日晚，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到会工人、学生、教员达六千人。这是北平解放后，文艺界空前的一次盛会。会上，闻家驷、冯至、赵树理、卡之琳、李广田、艾青等人作了演讲。
5月4日晚，北平市1000余青年代表在国民大戏院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会。北平市长叶剑英在会上指出：
五四运动已有30年历史，在这30年中，经过艰苦奋斗，现在反动势力已将被彻底全部消灭，人民胜利已经确定了。五四时代有许多先烈如李大钊同志牺牲了，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了青年，现在全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学习先烈精神。我们的先驱者坚信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并不顾计本身的牺牲，把自己的鲜血头颅献给人民，坚持真理，为人民进行30年奋斗，纪念五四，我们应学习这种精神，消灭反动势力。现在世界反革命势力还没有完全打垮，世界人民还没完全解放，我们仍要以武装斗争的精神，把政权掌握后，踏踏实实的建设，支持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青年是掌握未来的，学习如何建国，是艰巨的工作，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结合，向他们学习一切生产知识，因为世界是劳动创造的，同时，还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人民实际需要的东西，学习科学技术，将知识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在实际斗争中，修正我们在学习中的缺点，经过考验的知识，才是有用的。我们必须把学习与工作、学习与斗争，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此外，北平华北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80余所大中学校及青年团体等单位也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其他解放城市也举行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比如，5月3日，杭州解放。第二天晚上，杭州的21个大中学校4000多学生就在浙江大学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五四青年节。如此等等。
（二）知识界举行盛大纪念活动
将知识界人士组织起来，五四30周年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契机。1949年5月5日，为了团结和组织科学界、学术界的民主人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科学界、学术界和大学教授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民主与旧民主的区别，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与会的学术界人士共有二百余人，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这次大会专门讨论了成立科学工作者团体的事情。
（三）报刊媒体刊发纪念文章
为配合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媒体也集中刊发系列纪念文章。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专门出版了一期纪念特刊，刊发了《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介绍》、《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纪念五四的公开信》、《五四以来中国主要的革命青年团体介绍》以及14篇个人的纪念文章。这14篇纪念文章分别是：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吴玉章《纪念五四30周年应有的认识》、茅盾《还须准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为五四30周年纪念作》、黄炎培《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运动》、周建人《“科学与民主”》、何干之《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杨振声《五四与新文学》、胡风《从源头到洪流——纪念五四30年》、宋云彬《从五四看知识分子》、叶圣陶《不断的进步》、何家槐《唯一的真理》、王亚平的《五四哺育了我》、臧克家《会师》、俞平伯《回顾与前瞻》。
同时，《进步日报》、《群众》等报纸媒体也对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作了报道，并发表纪念性文章。1949年7月，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委员会将报纸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出版。《专辑》除全部收集《人民日报》上14篇纪念文章外，还有其他23篇文章，分别是：
范文澜：《急起直追参加革命建设工作》
沈志远：《五四与马列主义的胜利》
夏康农：《由“文化古都”转变到文化新都》
陈学昭：《五四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蒲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田家英：《五四与今天》
张东荪：《五四与科学》
袁翰青：《新民主与新科学》
千家驹：《纪念五四要学会生产工作》
杜任之：《从掌握革命斗争知识到提高生产斗争知识》
胡愈之：《五四与文字改革》
陆志韦：《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学》
劳荣：《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
扬公：《五四——中国青年节》
费青：《今年五四话法律》
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
魏建功：《五四30年》
罗常培：《纪念五四的第30年》
刘清扬：《五四回忆》
欧阳予倩：《回忆与感想》
闻家驷：《五四感言》
潘菽：《五四30周年述感》
沈体兰：《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教训》
这些文章的作者，其身份大体分为几类：一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领导人及思想理论工作者，如陈伯达、吴玉章、范文澜、茅盾等；二是知识界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宋云彬、叶圣陶、臧克家、俞平伯等。有学者曾经指出：“这些知识界知名人士，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胡风、臧克家等，在此次‘五四’纪念活动中，大多将‘五四’的感怀转换成对新社会到来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现实意义上是对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的积极意义无疑在思想领域为塑造这一革命理论的威望起着其他社会力量无法替代的作用，而这正是有助于增强全社会对这个理论的认同感”。的确如此，这些人以亲历者的纷纷现身说法，能够更好地诠释五四的历史价值。
二、三大主旨：
五四30周年纪念的重点内容
五四30周年纪念到底要纪念什么？这是五四纪念本身不可能绕开的问题。按照青联、学联《关于纪念五四30周年的联合通知》的规定，所涉内容与方面比较多。五四30周年纪念的形式虽然可以多种多样，但贯穿其间的核心旨趣却只有两个：一是五四是什么？二是五四对现在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五四30周年纪念必须让青年学生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到五四的历史及其重大意义，继承并发扬五四精神，明确今后努力前进的方向。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青年学生团体积极推动五四30周年纪念的根本目的所在。时移世易，上面提到的37位撰写纪念文章的知名人士都已经作古，但他们留下的文字却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史料。笔者结合这些文章简要分析当时纪念的重要内容。
（一）揭示五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复杂性很明显。作为深受五四影响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自己对于五四的系统认知。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所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系列文章，高度评价了五四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意义，构建起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的完整认识与话语逻辑。后来，这些认识与话语成为革命者乃至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学习遵守的经典范式与话语来源。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在刊发纪念文章的同时，就专门摘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反对党八股》中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很显然，编者摘录这些论述的意思还是要强调五四在中国革命中的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仅如此，《人民日报》还专门五四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以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部分知名认识在谈到五四时也大力强调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如蒲靱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开始只传播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其结果就在‘五四’运动后二年（一九二一年）正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更显出了飞速发展而成为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中心力量；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在中国愈益站定了脚跟，在文化思想中成为主导的力量。”“中国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强有力的工人运动，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强调“科学”与“民主”思想的重要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两大口号。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以及学术界在推进“科学”与“民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系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强调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发展科学。为此，纪念五四就离不开对于五四最为核心的两大内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强调。
当时部分纪念文章专门谈到对“科学”与“民主”这两大口号的认识问题。如张东荪认为：“就科学而论，如以科学立国，则须首先建立一个生产计划，我希望军事粗定以后，新政府成立，除了军事部分复员的伟大工作以外，第一件事恐怕就要算是必须制订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了。”同时，他还强调：“为了生产计划，这就不能不使教育与之相适应了。” 周建人指出：“今日我们所了解的科学已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抽象概念，更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及为战争贩子效劳，这是不必多言的，而是为人民服务，并进而为人类的利益与幸福服务。所谓民主，也不是指少数人有政治权利与个人自由的‘民主’，却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是真正的民主。” 何干之强调，民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科学思想也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才是科学的人生观和革命的哲学。在何看来，“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分野，就在于一切历史事实都证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及机械主义的破产，各种形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也都证明只有为马列主义所武装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能够使中国人民彻底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身为科学家的袁翰青指出：“今天，由于大半个中国得到了解放，而全国很快就要解放，我们已迈过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阶段。这就民主政治的本质来说，毫无疑问地已跨过了‘五四’时代的要求。” 袁翰青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应该有“新科学”，亦即有计划、有组织、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最后，袁翰青强调 “中国有了新民主”、“中国需要新科学”。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在学术界纪念五四30周年座谈会上也指出：“‘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尤其在民主与科学上。” 他认为，五四以前，改良派和革命派走的是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五四以后，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为此，他着重分析新民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强调“今天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了，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人民服务。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
（三）明确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
五四30周年纪念即将举行之际，北平虽然洋溢在战争胜利的社会氛围之下，中国共产党、各界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等也都在为创建新中国而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这时中国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农民的严峻现实却不能不正视。为此，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利用五四30周年纪念的契机，让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中国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同时，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道路的学习了解，更好地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自觉地留下来为新中国国家建设服务。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大量团结和组织知识分子的政策文件。其中，党深刻地指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前进方向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在“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上，当时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如周恩来表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是没有问题”。田家英指出：“‘五四’以后，在中国，曾经存在着对于知识分子的两种方针，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一贯的是团结、改造并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这与国民党……方针，是绝端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完全符合于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于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知识分子只有在这条方针之下，决心为人民服务，才有自己的伟大前途，才能成为新中国的有用人材。” 至于知识分子该如何做，陈伯达强调：“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30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 陈学昭说：“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产，但是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轻视劳动的观点，并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才能为革命事业，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强大，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只要知识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队伍的后边，而是自动自觉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过程一定可以缩短，痛苦也可以减少，时间也不至于浪费。”
当然，五四30周年纪念内容，远远不止于这些。但毫无疑问，以上三大主题乃是这次纪念活动最为重要的内容。
三、发现“当代性”
——五四30周年纪念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 回望70年前，中共领导开展的五四30周年纪念之时，解放战争进入到最为紧张的关键阶段，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北平以及其他解放地区之所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其意是通过五四纪念来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为完成革命和建国的任务而斗争。正如《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所指出：“‘五四’运动到现在30周年了，我们怎样认识这个运动的性质，估价其历史意义和影响，今后如何承继并发扬‘五四’运动中的光荣传统，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最后的与彻底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30周年纪念的根本目的是要从纪念中继承和弘扬五四的精神和传统，寻找到能够推动当下革命和建国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彰显五四的革命和爱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情况下每逢五四10周年的历史节点都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反复提及五四的话题。总体来说，不同时期人们对于五四的认知会有所不同，蕴含其中的情感也颇为复杂。
美国学者舒衡哲指出：五四运动之后，通过回忆公开向全国昭示五四历史的趋势日益增长。随着几十年过去，知识分子坚持把五四的“寓言”作为工具，以保持批判精神的生气并惩罚那些准备把批判精神留给过去的人。……这样，五四寓言化便成为知识分子不断地同封建价值、独裁政权，有时甚至和民众的集体迷信进行斗争以争取自主性的工具。
2019年，中国大地迎来五四100周年纪念。100年来，重新构建新时代五四的认知逻辑又提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日程。在笔者看来，五四的诠释离不开爱国、革命、科学与民主、青年、学生、社会主义等关键要素。一方面，由于受到现实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乃至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五四内容的诠释会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贯穿于其中的精神传统并不会改变，经过时代变迁又会重新焕发出时代光芒与精神价值。归结到底，纪念五四的本质在于发现五四的当代性。只有发现五四的当代性，五四纪念本身才有意义。随着新时代到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诠释还会进一步丰富。可以这样说，如何纪念五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自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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