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辟！中国和西方的真实对比：一个接着干，一个对着干

 

           在3月18日东方卫视节目《这就是中国》第七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从“民有，民治，民享”等方面，对中美民主制度及其成果进行了系统比较。张教授说的非常精辟，现整理出演讲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演讲者 | 张维为 文 | 观察者网韩京霏整理 原文有删减

张维为：西方模式玩的是对抗政治，中国模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党的领导，在这之下形成了坚定的全民的共识，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真是可以好好比较一下中外民主模式了。

我们这个节目首次开播的时候，我谈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本身也呼唤中国话语的崛起。那么中国话语崛起的“坎”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西方话语，背后是西方整体的政治和文化的软实力。但这个坎一定要过，而且我觉得一定能够过。

比方说西方迄今为止，或多或少还垄断着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解释权。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就是究竟什么是民主。

应该说民主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话题的讨论难点首先就在于如何界定民主，实际上整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共识。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他往往不加思索就说，这不很简单吗？多党制加一人一票。

但这个叫做形式民主，它与实质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形式可能反映实质，也可能不反映实质，但形式不等于实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民主这个话题的一个逻辑的起点。

但如果你用中国人经常讲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讨论民主，西方人也很难理解。

所以面对这样的定义困境，我们有没有办法以中西方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讨论民主呢？

实际上是有办法的，我做过尝试。2016年的时候，我到牛津大学做过一个比较中西方民主的演讲，我觉得效果还过得去。

我本人包括我们中国研究院的特点，是喜欢把我们研究出的中国话语的最新成果跟强手过招，看看反馈如何，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意义的中西方的对话。

今天我想就基于我那次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再结合这些年一些新的发展，把我主要观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016年，张维为在牛津大学举行讲座（图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既然现在中西双方、中西学者之间，无法就民主的定义达成共识，那么我们能不能working definition，用一个暂时的定义先开始讨论问题。

比方说，借用美国已故总统林肯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林肯当时提到的“民”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华人。美国在1882年还通过排华法案，剥夺华人的基本人权。

当然，我觉得这不排斥也不妨碍我们现在暂时借用林肯的表述来讨论。然后来看看中美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如何，进行一个比较。

因为美国是最喜欢向全世界推销民主的，所以要讲这个问题，就要直接把美国作为一个参照来互相进行比较。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了，确实可以跟美国来比较一下。

我们先从“民享”说起，for the people，要翻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为人民做事情”。

我觉得我们中国模式即使再不完美，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过去40年中国有7亿4千万人脱贫，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40年前的1978年实际增加了23倍，年均增长8.5%。中国的中产阶层的规模从零到现在世界最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是4亿人。

那么同一时间段内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4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根据美国皮尤中心2018年发表的调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与1978年，也就是40年前水平相比的话，是大致持平的。

然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缩小了很多，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了52%。

另外还可以看家庭净资产。中国的家庭净资产增长是非常之迅速，而美国的家庭中位净资产则下降了不少。

我现在看到最新的统计，2016年美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97,300美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1:6.75来计算的话，大概等于656,000元人民币。我们四舍五入给美国增加一点财产，算它66万。

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年轻人也可以问问你们的家长，你们的家庭净资产跟美国的中位家庭相比是什么水平。我个人觉得，至少在中国的发达板块，美国中位水平应该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彻底地贫困”。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读美国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书《中国的惊雷》，1946年他是驻重庆的知名记者。如果能看英文原版更好，写得非常好。

你看他当时描述的中国，给人感觉就是今天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的伤亡，整个国家哀鸿遍野，经济彻底崩溃，人均寿命才40来岁。

所以我们过去新中国短短70年，整个国家面貌已经焕然一新。40年前怎么可能想象进行中美两国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今天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这样的比较。

 

1939年，白修德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来到重庆，1944年初返美，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1946年出版

所以难怪《经济学人》在2014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它引用了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2013年的时候，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满意，当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1%，英国是25%。然后它认为，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所谓“民主化”的浪潮现在停滞了。为什么停滞了？两个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给西方制度带来了重创，他们不那么自信了；第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

 

《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3月1日期封面

第二点我们讲讲“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点叫“来自于人民”。

中国社会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传统。据我看到的资料，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90%来自普通家庭。然后我们看美国，美国国会议员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现在的总统特朗普本人是个超级富翁。

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干脆说，今天的美国，“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

中国政府的“民有”的程度显然高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高于像美国这样资本力量影响过大的国家，也高于像英国这样的具有贵族传统的国家。

在2014年的时候，美国学术杂志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号刊登了一个成果，是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学者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从1991年到2002年间，美国政府的1800多项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几乎为零。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by the people，“民治”或者说“人民治理”。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的问题，究竟怎么让人民可以真正治理这个国家。

西方一直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很简单，每四年选举一次国家最高领导人，选举国会议员，即代议制民主等于人民治理。

但在西方内部，有多少人还相信这个说法？我只能说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现在西方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Elect and Regret”，选完就遗憾。

以美国国会为例，盖洛普的民调显示，过去五年的支持率总是低于20%。说白了无非就是制定了一个法律，规定只要你选上了，那么不管你今后支持率多少，做得多么烂，法律上你还是可以代表国民的。

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讨论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新架构。当时在讨论中，一位美国的资深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治理架构还是需要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

我说，同意，但是如何界定民主才是关键，这一定要是一个国际社会通过讨论谈判达成共识的民主，而不是、绝对不能是美式民主。

这位学者可能都没想到人家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民主还能有其他形式吗？

我说，你讲这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你真的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好，Please stay with it，你自己留着用，千万不要拉其他国家一起下水，中国是肯定不奉陪的。

 

张维为教授（右二）在达沃斯现场，右一为美国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者Michael Mazarr

那么过去几十年，中国是怎么做的？我们是探索自己的民治、民主。

西方模式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很多国家搞乱了，人民四分五裂。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现在正在进行内战，阿富汗天天都有爆炸等等等等，结果给人民带来很多的苦难，没有幸福生活可言。

中国比较注意融合自己历史传统的元素，社会主义的元素，也包括西方模式中的一些有益元素，所以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创新。

这种探索内容非常之广。中国自己治国理政的许多理念是充满智慧的，而且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比方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非常重要。我们也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些观念都是我们数千年的一种共识，是我们文化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这与中国的文化坦率说是格格不入的。

其实除了这些标准外，我想我们中国还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标准，我也套成英文，比如with the people，“与人民在一起”。

我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总体上与全国人民是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人民军队，我们的警察叫人民警察，我们的铁路叫人民铁路，我们的教师叫人民教师，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所以“人民”这两个字在中国是神圣的。

我们最高领导人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什么是不能改的？“人民”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绝对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上，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法宝。

因为我们坚持这一点，所以在过去全球化的几十年中，中国绝大多数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

我还想到一个to the people，“到人民中去”，或者“到群众中去”。

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决策过程是很经典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是苏联模式下产生的，但后来逐步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中国汲取苏联的教训，现在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新型民主集中制。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需要定期的制度化的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协商，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等，最后达成共识，作出决策，形成计划。

所以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的话，中国模式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迅速崛起的稳固基础。

而西方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它就无法延续了。比方说，奥巴马说他唯一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医改计划。但总统换了特朗普，马上就全部推翻了。

所以中国模式特点是一届“接着”一届干，直至成功，西方经常是一届“对着”一届干。坦率地说，（西方）这个模式跟中国竞争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巴马：我改变了美国；

朗普：我又把美国改回来了，哈哈！

我的结论很简单，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式，一切在于比较。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在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中，我认为我们的模式相对胜出，而且前景看好。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还有不足和很多挑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革，想办法做得更好。但我老是讲，就是以现在这个水平，我们也可以跟美国模式竞争，我们一点都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