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翔 褚士奇：南方系首席记者韩福东为何公然篡改污蔑雷锋

 

 

 

     （本文作者采访雷锋的叔伯堂弟雷正球）

2013年5月20日，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博文《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韩记者从其政治偏见出发，涉嫌不顾起码的职业道德，刻意采用隐割、篡改和编造等手段，否定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是地主婆所砍的历史事实，污蔑雷锋的人格和形象。

众所周知，雷锋手上有三道刀疤，记录了他在旧社会的苦难人生。关于这三道刀疤的来历，最初有关报道曾说是地主谭老三砍的，经多方核实有关报道依据的材料在整理中有误：谭地主系对雷锋湖南口音唐地主的误读，刀疤则是地主徐二恶婆在雷锋上山砍柴时抢夺柴刀砍的，此后主流雷锋传记均按此叙述。本来，这说明雷锋事迹宣传是经过反复核实的，最终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然而，韩记者在《刀疤》开篇却声称：

“雷锋的手上曾有三道刀疤，那里隐藏了一个时代的秘密，未曾被揭示”。

接着，他抓住雷锋手上三道刀疤是谁砍的问题，先举出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地主谭老三所砍的叙述，后举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雷锋传》中地主徐二恶婆所砍的叙述，再引证1963年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下对雷锋家史的调查结果，并引所谓雷锋本人在“忆苦思甜”报告中对三道刀疤的讲述，试图证明雷锋在三道刀疤的来历上撒了谎。更为严重的是，韩记者在此文结尾干脆引述雷锋的叔伯堂弟雷正球的话说：

“雷锋与徐地主家的这段冲突纯属虚构。雷锋没有给地主家做过活，当然也不可能被地主谭老三或他婆娘砍伤,我们也根本没见过徐地主婆。她没砍过雷锋。伤痕是雷锋自己砍柴时砍的。”

由此，韩记者断言：

“在很大意义上，雷锋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刀疤，在他所有被编造的传奇经历中，其实并不起眼。仿佛被时代吹出的带有隐喻色彩的肥皂泡，它破裂的时候，我们发现，浓墨重彩、锦衣华服的雷锋，节操碎了一地”。

几年后，我们在网上偶然看到《刀疤》一文，随即对其中材料进行了查证，发现涉嫌“节操碎了一地”的恰恰是韩记者自己。他在此文关键之处，分别存在刻意隐割、篡改和编造等重大嫌疑。

首先，韩记者在列举雷锋手上三道刀疤来历的不同说法上涉嫌隐割有关

史情况。他在举出1963年《人民日报》报道中地主谭老三所砍的叙述后说：

“上文提到的人民日报报道，只是三道刀疤的简短读本。更为详尽的叙事，流传在各种有关雷锋的传记中。但关键细节是不断变化的。到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的《雷锋传》(作者注：陈广生著)，情节已经发生了如下转变……”

然而，我们所知历史事实是：陈广生早在1963年4月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雷锋的故事》一书中，就说明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是地主徐二恶婆在雷锋上山砍柴时抢夺柴刀砍的。同时出版此书的还有春风文艺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陈广生的这本《雷锋的故事》至少被多家出版社再版过十几次，并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认可。除个别外其它读本也大都是依据陈氏版本编写的，主流版本并没有什么“关键细节是不断变化的”情况。韩记者在《刀疤》一文中声称：他曾先后到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抚顺档案馆查阅关于雷锋的开放档案。可见他下足了功夫，不可能连这点出版读物的简单历史情况都不了解，为什么要刻意忽略或隐割，他这样做是为了刻意渲染什么呢？

其次，韩记者涉嫌公然篡改雷锋的原话内容，编造虚假引言。他在《刀疤》一文中断言：

“《人民日报》最初关于雷锋事迹的所有宣扬，基本上均出于雷锋自己在“忆苦思甜”时期的讲述”。

然后，他抛出一段所谓“雷锋生前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时的部分内容笔录”：

“1947年在地主家放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准备吃，又被地主家的一只猫推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但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拿了一把菜刀，在我手上砍了三刀，现在手上还有伤印。地主还骂：‘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毛姨母(一个贫农)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把我赶出……”

韩记者煞有其事地告诉读者，这就“是三道刀疤的肇始”。但是，对这段“雷锋生前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时的部分内容笔录”出自何处，韩记者却不作任何说明。经了解，我们并未听说有所谓“雷锋生前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是在《雷锋全集》中才找到了韩记者所引话语的原型，雷锋在部队内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中说：

“1947年在地主家看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正准备吃，被地主家的一只猫刮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菜。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还骂道：‘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多亏毛奶奶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地主把我赶出……”（《雷锋全集》人民武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至237页）

在雷锋的这段话中，并没有所谓“拿了一把菜刀，在我手上砍了三刀，现在手上还有伤印”这段内容。相反，雷锋早在1960年9月《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份材料中就说明：

“剩下孤孤单单七岁的我，给人家放牛、喂猪，上山砍柴，我的手又被地主砍伤……”

我们就此问过雷锋的战友薛三元和庞春学，他们都回忆雷锋在连队作忆苦报告时，说手上的三道刀疤是被地主徐二恶婆在上山砍柴时抢夺柴刀砍的。请问，韩记者对以上情况该作何交待，为什么不说明他所引的“笔录”出自何处呢？

再次，韩记者还活灵活现地编造采访雷锋叔伯堂弟雷正球的内容。为了核实《刀疤》一文所言，我们也前去雷锋湖南老家采访了雷正球。据雷正球说，徐地主婆确有其人，其女儿和女婿至今尚在。雷正球还特别声明：他从未讲过徐二恶婆“没砍过雷锋。伤痕是雷锋自己砍柴时砍的”之类的话，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确实是被徐二恶婆在抢夺柴刀中所伤的。这事真令我们很震惊：被访人明明没说“没砍过雷锋”，可韩记者竟敢红口白牙地编造“证言”，这还有没有一个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雷正球是在1945年5月出生的，比雷锋小四岁半，对雷锋的很多事并不直接知晓，根本谈不上韩记者所说“在雷锋工作前他们在一个屋子里睡了十几年”。为此，我们在采访中还问过雷锋父亲的朋友雷孟宣，他也告诉我们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确实是被徐二恶婆所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按照《刀疤》一文自己所引证的官方调查组的调查结果，雷锋也是“在地主山里砍柴，被地主用刀砍过”。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韩记者似乎还要扮演一个“外科医生”。他不仅采取以上种种“节操碎了一地”的手段，还干脆赤膊上阵，对雷锋手上的刀疤问题直接断言说：“即便确实是被“徐二恶婆”用刀背砍过，应该也不会流血形成伤疤”。韩记者也真是让人醉了，即便是一个外科医生，又凭什么断言刀背砍的就“不会流血形成伤疤”呢？

最近，我们为此走访了当年《人民日报》那篇报道的作者佟希文老人，他向我们讲述了所谓雷锋手上三道刀疤的“时代的秘密”。1960年10月，佟希文和李健羽从沈阳军区《前进报》主编嵇炳前那里接受了采访雷锋的任务，他俩先去沈阳师范学院听了雷锋忆苦思甜报告，后连同赵志华和雷锋一同去所在部队采访了一天。在雷锋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全场听众都被深深打动，会场上不时地听到抽泣声，他俩也沉浸在悲愤和感动中，以至于忘记了记笔记。后来，在任务急、时间紧的情况下，李健羽和赵志华便根据从部队要来的有关材料，对采访进行了补充。其中，有关谭老三砍伤雷锋手一说，雷锋在沈阳师范学院的忆苦思甜报告中并未讲过，是李健羽和赵志华加进报道文稿中的。1960年11月26日，该报道以《毛主席的好战士》为题在《前进报》头版刊登，并成为以后一系列报道的原始根据。后来，有人反映有关谭老三砍伤雷锋手等说法与雷锋本人报告内容不符，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李伯秋少将曾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指示对有关内容在深入调查与核实的基础上进行更正。佟希文老人曾在中国军网的八一电视节目等访谈中，分别回忆介绍过以上情况。

然而，为什么韩记者要如此刻意地抹黑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呢？这与其政治偏向和立场紧密相关。在他的博客中，可以看到《地主“周扒皮”的死与生（上）：致命的土改》、《美兵强奸北大女生，为何被判无罪》、《李香兰曾是日本扶植的文化汉奸么》等博文，其中的政治偏向一览无余。而在《刀疤》一文肇始，韩记者就用一副轻蔑的口气说雷锋：

“时常将刀疤示众。作为自身苦难童年的一个例证，它与痛哭失声的悲怆音调，合作打动了演讲台下流水席般更换的听众。那一阶段，在全国各地流行集会运动，名曰‘忆苦思甜’”。

他接着贬低说：

“虽然是死于一场交通作业事故，但宣传机器有能力将其演绎成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人民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悲情故事”。

他在引述1963年《人民日报》关于雷锋手上刀疤的报道后又刻意提示：

“‘阶级仇恨’已经呼之欲出，扑面而来”。

可问题是，为什么雷锋手上的刀疤能引起听众共鸣呢，因为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事实，许多家庭都有一本苦难史，例如雷锋战友薛三元也是一个苦难的孤儿，给雷锋照相的张峻的家里也有阶级仇。由此笔者突发奇想：如果这刀疤是在韩记者家人手上，他还会这样无情抹黑吗？

近年来，网上出现了一股疯狂否定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诋毁人民领袖和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歪风。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是篡改编造也好或赤膊上阵也好，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证明“雷锋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这是不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呢？可惜，历史真实是不以他的政治偏向和立场为转移的，而更为基本的一条底线是：作为一个首席记者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都不应该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故意胡编乱造、欺骗大众。大家说对吗？

附录：

雷锋手上的三道刀疤

——马粪堆上的编年史之1948

韩福东 2013年5月20日14:48

雷锋的手上曾有三道刀疤，那里隐藏了一个时代的秘密，未曾被揭示。

在雷锋还只是解放军范围内的模范时，他时常将刀疤示众。作为自身苦难童年的一个例证，它与痛哭失声的悲怆音调，合作打动了演讲台下流水席般更换的听众。那一阶段，在全国各地流行集会运动，名曰“忆苦思甜”。

刀疤为更广泛的民众所熟知，还是在雷锋逝去之后。虽然是死于一场交通作业事故，但宣传机器有能力将其演绎成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人民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悲情故事。

能够成为一个新中国模范人物，通常意味着自他出生的那一刻起，行止与生平遭际都有着不凡的警世深意。在《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雷锋的刀疤：

“雷锋还不满七岁。他在失掉一切亲人之后，地主又强迫这个孤苦伶仃的儿童给放猪。住的是猪栏、吃的是霉米。冬天，衣不遮寒，他挤在猪仔窝里，偎着母猪肚皮取暖。一天，地主的狗偷吃了他的饭，雷锋打了这条狗一下，不料惹出大祸，地主谭老三挥起一把剁猪草的刀，朝雷锋左手连砍三刀，把他赶了出来。”

“阶级仇恨”已经呼之欲出，扑面而来。

50年之后，我去了雷锋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以及和他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部队所在地——辽宁抚顺。一南一北，各建有一所雷锋纪念馆，里面有他生平图文并茂的看板展示，内容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有了多次更改。我在这里不再能看到雷锋的刀疤了。

那曾是多么深刻在历史记忆中的三道刀疤啊。

上文提到的人民日报报道，只是三道刀疤的简短读本。更为详尽的叙事，流传在各种有关雷锋的传记中。但关键细节是不断变化的。到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的《雷锋传》(作者注：陈广生著)，情节已经发生了如下转变：

“这是‘立夏’的前的一天，雷锋磨快了菜刀，约了几个伙伴一块砍柴去……有个邻居小孩说，‘蛇形山是徐二恶婆家的，到那去砍柴，叫那婆娘看见可不得了。’雷锋听了，眼珠一转，想了想说：‘怕什么！遍山柴草是风吹绿的、雨浇大的，关她徐家屁事？’……徐二恶婆气得暴跳如雷，扑过去一把掀翻了雷锋肩上的柴担，顺势夺下他手里的柴刀，劈头就砍。雷锋一闪身抽出了柴担里的扦担，一边抵抗一边后退。徐二恶婆张牙舞爪地赶上去，抓住雷锋手中扦担，挥起柴刀在雷锋手背上连砍了几刀，雷锋的手背顿时鲜血直流。雷锋忍着剧痛，向徐二恶婆一头顶去，把那恶婆顶翻在地，仰天乱叫。雷锋乘机夺回柴刀而去。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这段颇具武侠风的剧情描写，既凸显了“徐二恶婆”的穷凶极恶，也兼顾了雷锋作为模范从小就具备的智勇，并不为他丢分。

可问题是，雷锋手背上的刀疤，不是地主谭老三拿剁猪草的刀砍的么？怎么在这里变成了徐二恶婆的柴刀？

陈广生是部队作家，是所有雷锋传记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个，曾去雷锋老家做过调查。他在《雷锋传》中这样描述雷锋被砍后的事件进展：

“雷锋跑回家，六叔奶奶见他手上血糊糊的，忙问出了什么事，雷锋把上蛇形山砍柴的经过说了。六叔奶奶一边骂徐二恶婆，一边忙着拿黄草纸烧成灰，洒在雷锋的伤口上，不许他再到蛇形山去砍柴。”

这一段描写并无吸引人之处，只是为读者就被砍事件作一后续交代。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是六叔奶奶的出现。雷锋在父母双亡后，就住在他的六叔奶奶家里。

雷锋逝后，其生平故事，曾引起党内领导人的怀疑。1963年，在中宣部和总政宣传部的指示下，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长沙县委、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站、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长沙晚报等部门同志组成的调查组，在雷锋家乡长沙县坪山公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形成报告，其中关于雷锋被刀砍的部分是这样描述的：

“雷锋没有在地主谭老三家放过猪，所以因打地主的狗被谭老三砍三刀的事也没有。但群众说，他在地主山里砍柴，被地主用刀砍过，自己砍柴时，因曾砍伤过手，但手上的伤痕是哪一次砍的，大家都不能肯定。”

“说明：（1）雷锋在母亲死后，住在其六叔奶奶家，有一次去地主徐松林(绰号徐满料子)的山里砍柴，被地主的母亲二姨娘看见，来夺砍柴刀，并砍了雷锋的手(都说是用刀背砍的)。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2）据雷锋的堂叔雷明义回忆，雷锋有一次砍柴不小心，砍了自己的手指头，伤得很重，流了很多血。”

即便确实是被“徐二恶婆”用刀背砍过，应该也不会流血形成伤疤。而且雷锋的堂叔记忆中，雷锋伤得很重的那一次，是自己砍柴所伤。在这次调查之后，关于雷锋刀疤的来历，就有了悄悄的转变，地主谭老三消失了，各种传记作品中开始声情并茂的描述“徐二恶婆”如何制造了血淋淋现场。

但到了1967年，解放军向雷锋同志学习小组、雷锋纪念馆“换新天”“立新功”、首都学雷锋联络站和辽宁省“八三一”总司令部一道，重新进驻雷锋家乡进行调查。要为雷锋“翻案”。雷锋“被地主砍三刀的经过”被列入重点调查问题中。

这里只引述原安庆乡乡长、地下党员彭德茂的讲述吧。那是1967年10月2日，在坪山公社雷锋纪念馆内，面对联合调查组全体人员，彭德茂说：

“四八年上半年，雷锋到山里去砍柴，碰见地主徐松林(大学生，学打官司的)，捉住雷锋打了两个耳光，雷锋骂他的娘，地主就用刀背砍雷锋的手，雷锋还是骂，地主又用刀砍了雷锋的右手腕，还说要打死他。雷锋不敢回来，在牛角山躲了四五天，直到我和明义(雷锋堂叔雷明义)去才把他找回来。手已发了炎，后由地下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捐了些钱，替他治伤，并向地主讲情，才没有再打他。”

这个讲述中，砍人者又由“徐二恶婆”变成了徐松林。彭德茂又增加了很多细节，包括雷锋躲到牛角山上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隆重登场——在雷锋家族血泪史的整体叙事中，地下党组织一度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

这个彭德茂也是朵奇葩，可以单独撰文讲述。他大字不识一个，但编故事的能力强大，颇能代表解放初在各地政坛崛起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这里暂不详述。

几天后，他又对调查组提及此事：“雷锋手被砍三刀，开始是地主用刀背砍雷锋手背，雷锋骂他的娘，以后又用刀口砍了肘子，刀丢到塘里。雷锋在塘里躲了四五天，雷明义、我把他找回来的。”说雷锋在“塘里”躲了四五天，可能是调查组的记录笔误。在这里，雷锋被砍的位置，又从“右手腕”变为“肘子”部位——和手上的刀疤似乎已无关系。

彭德茂的讲述，其实并没有被雷锋的传记作者们所接受。所以，到1983年陈广生在《雷锋传》中仍沿袭雷锋大战“徐二恶婆”的说法。

为什么1967年，将雷锋手上刀疤等事迹的再调查称作为雷锋“翻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日报》最初关于雷锋事迹的所有宣扬，基本上均本于雷锋自己在“忆苦思甜”时期的讲述。

“1947年在地主家放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准备吃，又被地主家的一只猫推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但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拿了一把菜刀，在我手上砍了三刀，现在手上还有伤印。地主还骂：‘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毛姨母(一个贫农)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把我赶出……”

上文是雷锋生前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时的部分内容笔录，也是三道刀疤的肇始。

我在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抚顺档案馆，查阅关于雷锋的开放档案。我与雷锋的亲属、同学、邻居和朋友对话。我发现，之前所有对雷锋的质疑，都是那么肤浅。在很大意义上，雷锋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刀疤，在他所有被编造的传奇经历中，其实并不起眼。仿佛被时代吹出的带有隐喻色彩的肥皂泡，它破裂的时候，我们发现，浓墨重彩、锦衣华服的雷锋，节操碎了一地。

我与雷锋的堂弟雷正球聊天，他家距离雷锋纪念馆只有500米的路程，他见证了纪念馆内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修正的解说词。官方叙事中的雷锋，于他而言仍然是一个陌生人，虽然在雷锋工作前他们在一个屋子里睡了十几年。雷正球说，雷锋与徐地主家的这段冲突纯属虚构。雷锋没有给地主家做过活，当然也不可能被地主谭老三或他婆娘砍伤：“我们也根本没见过徐地主婆。她没砍过雷锋。伤痕是雷锋自己砍柴时砍的。”

屋子里，还有雷正球的朋友和家人。在讲述雷锋“血泪史”时，我们常常笑作一团，屋子里充满快活的空气。在正史的堂奥中正襟危坐的雷锋，此刻被解构成一个深入时代骨骼里的刀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