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书写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历史虚无主义旨在抽掉中国文明的命脉与根基，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争夺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对于晚近的历史虚无主义要有更彻底、全面的认识与批判。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背后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否定中国革命。为此，需要把握一主轴，即再度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对于国内晚近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首先要放在中国文明史以及中、西文明比较的脉络下才能达到应有的纵深度，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的不同表现作出理一分殊式的具体批判才是有力的。
“虚无主义”源于西方，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性兴起而产生的现代性危机的产物。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就是最为直观而明显的表征，意味着作为西方终极信仰的基督教在西方内部受到了根本性怀疑。当信仰的根基动摇时，一切价值就都受到怀疑，这引发了价值虚无主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对此更是推波助澜。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痛感于此，试图在西方文明自身的资源内部寻找对于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的克服，认为需要把握西方文明内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基督教宗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是其文明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但历史书写在西方文明中较之宗教、哲学，位置则显然不那么重要。西方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之前，历史记载方面是极端落后的。相反，历史研究尤其历史主义的兴起，反而可能带来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消解，耶稣传记在19世纪的出版正是如此。
宗教与哲学在西方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标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文明是高度人文、理性的文明，居于中国文明核心位置的则是经学与史学。按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绵长不断的历史本身就提供着价值与秩序。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经典的《六经》，被认为是“六经皆史”。经之为经，意为常道，即不变之道、普遍之价值。中国的史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中央朝廷专门设有修史的机构与官员，即史馆与史官，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世界史上唯中国以及受中国影响的东亚文化圈所独有。正史的价值观念通过历史演义的历史诠释，作用于普通百姓，变成普通百姓的道德感，影响世道人心。
中国史学具有世界上独有的《通典》《资治通鉴》等通史，通史所具有的通贯意识意味着通贯古今上下之“通识”，其深层意义在于中国之维系与延续是历史文明的维系与延续。王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断裂而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书写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全世界其他文明所没有的现象。历史书写就中国而言，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虚无主义随之进入中国，先是表现在直接引入西方的价值虚无主义，继而则演进到将虚无主义指向我们自己的历史，由此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波波出现。这根本上是学界不少学者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而不能克服，同时这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政治战，即在接触中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乃至遏制的战略。早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控制权。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的争夺是长期的，香港半年多来出现的问题，根子就在于没有在文化上去殖民化。
历史书写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没有上升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就不能深刻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有抽掉中国文明的命脉与根基的大危险。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历史的纵深中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远因、近因，深刻认识到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争夺的长期性、反复性，才能对于晚近的历史虚无主义有更彻底、全面的认识与批判，也才能更好地找到应对之策。
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隐蔽地指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怀疑、颠覆
1988年热播的电视片《河殇》，鼓吹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并批评革命只有破坏力；1989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也就在1989年前后苏东剧变发生；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社会上开始流行“告别革命论”，本质上是呼应“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内外配合，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各种革命都错了，应该走改良的道路。这种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表面看似是学术问题，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隐蔽地指向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怀疑，更进一步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影视界的《河殇》与学界的“告别革命论”可谓此后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同时贯穿于历史虚无主义整体论述之始终。把握了此点，则可以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现象做系统性的、本质性的把握。典型的是对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美化：美化香港的英国殖民者，认为殖民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进步，殖民时间还不够；以所谓历史新史料来重新解释鸦片战争，认为英国是按贸易规则与清朝做鸦片贸易生意；美化美国用清朝的庚子赔款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近年来则有对于被中国共产党所推翻的国民党统治各方面的种种美化，即所谓“民国范”。
与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加以美化相对，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丑化，包括对于党史的重大事件大做翻案文章，对领导人和英雄烈士加以丑化。诸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是“游而不击”，甚至捏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来混淆视听；将延安整风运动诠释成权力斗争；夸大、捏造“大跃进”饿死人数，更以党历史上的这一错误为突破口，试图杠杆性地全面否定党的领导，而完全无视党对于错误的纠正；以“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革”等来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使之与改革开放时期相割裂，而无视前30年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事实；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以丑化、妖魔化，对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英雄烈士的英雄行为加以抹黑、消解甚至娱乐化，不相信他们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以口述史的方式对于土地改革加以否定；等等。
这些对于党史、新中国史作出历史虚无主义诠释的做法，或者是碎片化的，或者是采用揭秘式的，甚至不惜编造历史细节、选择性地使用历史细节，根据一些细节片段来做所谓历史翻案文章，而不是在历史长时段的整体脉络中全面、整体地把握历史，更不会有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反而因在立场、用心与价值观上与党和人民看法相左而扭曲了历史诠释的方向。除了在历史方法、立场预设上的方法论批判外，还要更深层次地从学理、义理、根本大义上对历史虚无主义加以深入批判。
综上，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背后最具本质性的动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由此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即英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加以美化，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即中国共产党则加以丑化，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之所在。有鉴于此，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亦要把握一主轴，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再度深刻认识。
在义理上以及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再度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毛泽东在1928年精辟地分析，由于中国国家太大，列强无法将中国变成其完全的殖民地，只能瓜分中国，并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即军阀、买办，这二者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中国广大民众，也成为其内外敌人。亨廷顿在40年后的1968年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他通过比较史研究得出结论：没有一个社会能孤立完成一场革命，所有革命不仅要反对国内统治阶级，同时也要反对国外统治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中国革命发生的条件，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殖民地由于殖民者势力太大，不能发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各军阀之间存在“三不管”的地带，工农割据武装有存在的空间。我们既要对“革命”有重新的深刻认识，同时也要对“战争”有深刻的认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是靠欧洲各国互相之间的战争，对内是靠征税。中国则不同，受到已成为民族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在对于广大民众的组织动员中，深刻地打造了现代的政党与国家组织。亨廷顿认为“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革命的政治本质是迅速把政治觉悟扩大到新的社会集团并迅速动员他们参政。
抵抗列强的侵略、进行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止是军事的，同时强调在政治上动员全体民众，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并在最大的范围内结成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亨廷顿的研究指出，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殖民地独立，建立了一党制的国家，但大多不能持久，唯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一直稳固并保存着活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对外的民族独立战争与对内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双重战争中打出来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是从历史中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对象——国民党政权具有帝国主义买办性质，所以国共两党的对决是结构性的，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一体性。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服务的，与广大民众深度结合、血肉相连，这也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意涵所在。中国共产党还坚持扩大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中国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但也是新的、现代的，是具有现代的“主义”性质的，超越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获得了独立、解放，不再依附于任何西方霸权。但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不甘心依附于它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对新中国发起了全面的封锁。后来苏联又背信弃义与新中国交恶。中国面对世界两大霸权的封锁毫不畏惧，反而充分激发出独立自主的大国潜力，一方面研制出“两弹一星”保卫自己不受美国的核威胁，另一方面从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工业国家。因为受到封锁而无法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中国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反而积累了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将根据地时的自力更生精神发扬光大，在前30年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现代教育、科研体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是在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承接代工订单，成为世界工厂，进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革命遗产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有为了新中国而不屈不饶斗争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外部敌人的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在成立之初才不惧与美国一战，也正是因为有前30年不惧外部世界霸权封锁的自力更生精神，改革开放40年才会有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连续的历史累积，让今天的中国敢于与美国打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各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各国内部做平衡，否则就会出现民粹主义。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却能克服内部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没有出现民粹主义，这一切离不开中国革命的遗产。今天的中国是革命后的中国，中国革命对外“反帝”，对内“反封建”。全球化在今天暴露出的问题，更能让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对于今天的意义，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段开宗明义所说中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深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中国革命同时反对内外敌人，即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革命”的成果不止是反对内外敌人、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后依然有革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转化为内在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哲学家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的体现，尤其体现在领导中国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上。这一“革命精神”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共产党员的自我修身，与中国文明传统“自强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层的连续，这样才能克服腐败、官僚主义等各种危险。因此，现代的“中国革命”既与中国文明传统中“汤武革命”有深层关系，也与儒家士大夫的“自强不息”“日新其德”的德性传统有深层联系。
正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让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认识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在贸易战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基础。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如此，上面提到的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的美化以及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丑化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皆可轻而易举地逐一攻破。
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隐蔽地指向作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础的文化自信
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乃是隐蔽地指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怀疑、颠覆，那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隐蔽地指向作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础的文化自信。前者的危害较之后者，相对更为直接而易见，但后者的危害则影响制度基础、影响文化认同、影响世道人心，是长远而不自觉的。和平演变的始作甬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8年就提出：“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
兴起于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通过满文材料，以清朝所谓的满族性来否定清朝的中华文明性，背后隐藏着险恶的用心；国内则有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来反向地、不自觉地与此论调配合，从而割裂、消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更消解当代中国与历史的连续性，也为民族分裂张目。还有在电视节目中颠覆“三国”中诸葛亮等传统形象、影视剧中宫斗戏热衷于勾心斗角、网络游戏消解传统的人物形象等，这些或者是怀疑、消解、颠覆传统价值，或者是在娱乐化中破坏世道人心，因而其对于中华文明的危害不易察觉，但却会一点点侵蚀、动摇当代中国制度中最深厚的文化基础。
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批判，并强调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的重要性；在正面的立大本大源的方面，则是“文化自信”的提出。
在重视历史书写的具体的做法上，国家还成立了教材委员会，规定大中小学历史教材由国家组织专家学者统一编写；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要求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对于一些诬蔑烈士的行为，要求给予法律严惩。所有这些有体有用、行之有效的做法，都使得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有相对弱化的趋势，由以前在严肃的学术层面直接批判，转向在非学术的社交媒体上的娱乐与怀疑。但我们对此也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背后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涉及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的争夺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外合流不是短期能克服的，这一工作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另一方面，近年社交媒体、自媒体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将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合流，使得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所以我们既要对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有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一过程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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