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

 

         【编者按】：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

以下根据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标题系编者所加。

非常高兴能来参与这次读书会，并和大家分享对于绍光老师在民主理论领域的这部重要作品的体会。这一作品最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是“破”，可以非常好的破除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式民主（“选主”）的迷思。

而另一方面，这种对于公众长期被灌输的“民主=选主”理论的祛魅，又指向对于真正的更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民主探索的可能。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已经有了一些人，基于对西方式的民主的不满、怀疑和否定，又在事实上接受了民主即等同于西方式民主/选举式民主的预设，从而走向对于现代民主价值的否定（例如，试图基于特定的中国传统将民主的本义解释为“民之主也”、进而认为唯有君主才是合格的“民主”）。

可以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上升和整个世界体系的变化，我们确实已经站在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已经可以看到一种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成为可能。正是面对这种可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绍光老师这部书，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即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在过去主要是由西方思想家、西方学者所主导的理论与实践。亦步亦趋式的“与西方接轨”和完全否定西方话语的有效性乃至否定西方历史的真实性的“反其道而行之”，都是精神世界尚不够强大与成熟的表现。如果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真的意味着某种古老文明的复兴，那就应该要为世界提供一种吸纳以往各种文明研究成果，超越一时一地的狭隘认知，对于世界各种文明的特质、成就、命运及彼此关联做出更合理、更整全、更高明解释的新体系。

就绍光老师的这部新著所涉及的内容，我想提三点看法：

首先，是对于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评价。此书批判了将人民放在首位而将选举代表置于其后的“古典民主观”，提出应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在颠覆了人民相对于其代表的优先地位后，“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商务版415页）。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将民主从“人民当家做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做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将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取消了民主最核心之灵魂——人民主权。如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抽离了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后沦为纠缠于微观经济主体选择可能性的庸俗经济学一样，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被消解，化作了消费社会意义上的大众，通过竞争性选举这种政治狂欢、政治娱乐的形式，民主蜕化为一种大众快餐式消费品。

此说问世后，为二战后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在整体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某种可验证甚而量化的政治指标，因而自4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被奉为西方民主观之主流，成为二战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

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战略战术安排，一方面要揭示批判，另一方面则应借鉴学习这种基于理论模型设定标准、并使之被广泛接受、大规模应用的能力。同时也应认识到，作为政治狂欢和政治娱乐的选举式民主，对于疏解广大人群的心理与情绪，确实有重大的作用，这是中国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中，相对欠缺的一块。

第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当下中国社会中这样有一类群体，他们在政治领域呼吁要实现竞争性选举式民主，将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于选举式民主不足，但在经济领域中，又恰恰认为应该充分遵循资本利益和资本逻辑，完全不需要讲民主，而要提倡独狼式的“企业家精神”。最近有关996的工作时间的谈论，事实上正是经济领域中资本逻辑与社会劳动、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的体现。

那种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把民主权利排除在外的理论，基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划分，依照这种二元对立的范式，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的政治权利，只能在公共领域的国家层面行使，而不能施用于经济这一私人领域，其核心则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最具权力的集体组织形式——现代企业法人视作是私人的，从而将个人的资格与权利扩大到法人这一非人（nonperson）的实体上。

然而现代企业法人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它对资本的非人占有所导致的资本所有权的非人化，即社会化。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兴起、发展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早已超出了私人领域的范畴，而成为了最普遍最具活性的公共事务，是公共领域中极重要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这种建立在虚幻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划分之上，极牵强地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拒绝民主权利的理论与现实，恰恰证明，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是人民主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第三，思维方法的问题。当大多数人最初听到以抽签的方式实现民主权力与政治权力时，或者都会觉得荒唐或不可思议。但所有对于作为某种民主制度安排的抽签的质疑，多基于一种静态的、固化的思维（推而言之，“形而上学式”的思维），即只是将现实视作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客观对象，而没有认识到现实也是可通过实践改造、自身不断孕育着新的可能性的能动主体。

以抽选作为对代表选举制的补充，不但能够有效地扩大民主的覆盖人群，化解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突出的“代表性困境”（即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再能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成为管理者和决策者，需要由先锋队组织加以引导在民主主体间进行普遍而富于成效的教育，这种教育正是平等与觉悟的有机统一。通过这种教育，人民学习以有富于担当的主人翁的态度去观察对待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件，认识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彼此矛盾乃至冲突的存在形式，探索如何超越狭隘的利益之争。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素养的熏育，特可与中国的文教传统相结合。在中国的传统中，教育本身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最核心、最根本的政治，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以学为名、以学贯穿始终，却构成中国传统中最高明深刻的政治文献，其核心就在学习，或说，在学和教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