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

 

　　美国模式今天面临着多重困境和严峻挑战。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一切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中美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内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伟大意义。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弊端在不少国家早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职能，结果使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90年代，美国专家又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但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美国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说，他感到“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崩溃”，“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又实行了好几轮货币宽松，向世界转嫁危机，而美国银行还继续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虚拟经济，虽然美国股市和一些地区的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被触动，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

 

　　今天美国经济的“虚”，主要体现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乏力，投资疲软，就业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技术创新短平快为主，不具备拉动整个经济的能力，页岩气开采也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业未见起色。作为美国政客金主的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早已玩得上瘾，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小15%。他认为，GDP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切实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家庭2014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嘘。

 

　　与美国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虽然它并非十全十美，还需不断完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与美国20多年来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还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大型国企的掌控、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及执行能力，其强大生命力日益显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采用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来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创新国家的建设。

 

　　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不少挑战，如金融业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真正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等。中国要汲取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教训，确保充沛的资金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为国家战略产业更上一层楼服务。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此外，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与政府对峙的政治文化，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条件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难于形成社会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叹息：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观念。实际上，不但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权利之间也要有必要的互惠与合作。这样，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良性地运行。

 

　　中国坚持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对峙。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更为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使得我们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所有西方国家；我们的整体社会治安水平也比美国好许多。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同时社会总体秩序井然。

 

 

　　在政治领域，美国模式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突出的问题是一个“钱”字。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力量一直有某种限制。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为“钱主”。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美国，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使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受益者。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基本摸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拒绝西方模式，特别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它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也汲取了他人之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它使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它使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使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又使整个国家保持团结稳定。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任何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道路成功及伟大意义的有力证明。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前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战胜新的困难，直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