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司法实践中错案屡屡发生的背后，原来潜藏着这个“偏见”！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司法公正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立场，是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宗旨，反对司法不公，特别是防止出现错案。

然而，司法实践中错案屡屡发生，折射出司法在公正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鲜为人知的制度偏见。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

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

刑事程序在起始环节，就容易埋下偏见的种子。我们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同身份的被害人，办案机关的司法优先级、初期处置模式和程序标准，都可能呈现出内在的差异。当一视同仁的司法承诺，在实践中变成因人而异的差别对待，公正就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一旦我们给某人贴上身份标签，就会努力寻找证据确证这种身份，并选择无视或者轻视与之相反的证据。

 

有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可能并非基于偏见寻找线索，而是仅仅关注那些选择性收集的证据，并坚信最初的先入为主之见，同时摒弃与已有假设不符的事实和证据。

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有人认为，无辜者不应该认罪，虚假供述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人主张，随着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策略得到有效遏制，规范的讯问方法得以推广，虚假供述已经没有存在空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在有罪推定观念驱使下，那些容易受到强迫影响的犯罪嫌疑人，一旦遭遇令人精疲力竭的疲劳讯问，就很容易出现被迫认罪的司法悲剧。

讯问程序中隐性的强迫，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

 

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

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

 

换言之，检察官越是关注诉讼输赢而非实现正义，就越容易实施不法行为。

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实际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种潜在的偏见影响，例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最终的裁决结果。

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猜测性等等。

 

这些影响法官决策的偏见非常微妙或者极其隐蔽，很难被人察觉。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

此外，那些旨在克服司法偏见的职业准则等因素，反过来也可能会固化法官客观公正的迷信。但毋庸讳言，法官和警察、检察官、律师一样，也有职业思维定势，也习惯于依靠直觉作出判断，也会受到知识、偏见和信念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怀疑并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却能导致非正义。

反思现有的刑事程序，有些程序规则非但未能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反而可能损害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营造出一种安全和公正的假象。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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