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谈中国考古百年：我们已把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轮廓勾勒出来

 

 

【访谈】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这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做了什么，下一步又将怎么做？就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接受了长江日报《读+》采访。

 

 

王巍（右）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 韩治斌 摄

 

我们依据中国的材料，提出了中国的“文明标准”

 

读+：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王巍：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难度非常大，而且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标准和看法；过去大家这方面想得不多，都是在处理一个个具体的课题；但是在中国考古下一个百年，这是每个中国考古工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要面对的方向。

 

我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一个抓手，那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举例来说，如何布置学科。本届考古学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先后建立了23个考古专业委员会，包括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环境考古、古代城市考古、宗教考古、边疆考古、年代学考古、新兴技术考古、水下考古、数字考古等等，这样就把全国各相关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力量集结到一起。

 

再比如话语体系。过去国际上的“文明标准”是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三要素具备才叫文明。可是我们发现，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也被承认是文明；这说明“三要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出来的，所以我们依据中国的材料，提出了中国的“文明标准”。包括：生产力发展，手工业专业化，有社会分工，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了“王”，出现大的考古遗址，有都城，有高等级的建筑比如宫殿，有大型墓葬，墓葬当中有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现象，等等。具备了这些，就可以认为进入文明。我们这套标准，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良渚、陶寺、石卯遗址，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适用的。

 

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考古机构陆陆续续走出国门；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以后，我们的考古国际化大踏步前进。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先后有32支考古队到20多个国家进行考古发掘，项目达到36个，呈现井喷式增长，中国考古学再也不是“只知自己、不知其他”，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随之显著提升，话语权大大增强。现在像埃及文明、玛雅文明、肯尼亚早期人类这些重大的世界考古课题上，正在出现中国考古队的身影、中国考古学家的声音。

 

以研究中华历史为己任，这是中国考古学最大特点之一

 

读+：走过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

 

王巍：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成为大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历史为己任，这是中国考古学最大特点之一。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感受、阐释和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

 

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100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归纳出8条基本经验——

 

1.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从事科学研究的法宝，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

 

2.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特色，中国考古学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模式；

 

3.田野考古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关键环节，必须以扎实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基础，最大限度地获取遗存中蕴含的信息；

 

4.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宝贵的资源，必须坚持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开展研究；

 

5.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局限性，考古学也不例外。必须坚持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融合，共同开展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

 

6.必须坚持考古为人民的理念，将考古学研究与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在考古资料的活化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独特作用；

 

7.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古来有之。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将古代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范围来思考；

 

8.必须坚持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借鉴国际考古学界的新成果，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我认为，这8条也是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基本思路。

 

读+：中国考古下一个百年，中国考古人最需要做什么？

 

王巍：在中国考古的第一个百年，特别是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已经把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轮廓勾勒出来，但这和“详细的描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明进程，但是为什么有些地区衰落了，而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此外，各地区融入中原格局的具体情景、具体过程、具体原因是什么样的？再比如，中外文明交流方面，小麦、黄牛、绵羊、青铜冶金术向东传，我们的粟和黍向西传，具体是什么途径、什么路线、什么时代？这些具体的内容还需要填充。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关键的支柱就是技术进步。比如我们研究人类迁徙问题，DNA技术就可以一锤定音。另一方面，我们要开展多学科融合，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

 

此外，我们要加强国际交流，提升我们的影响力；还要以更鲜活、更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来了解考古。这就是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工作。

 

从工作部署上讲，当前要做好一些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深入揭示其内涵，研究它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所展现的中华先民发明创造，以及它和其他区域的交流，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个遗址的研究工作，就能取得成果。另外就是要组织好一些重大课题的实施，包括“考古中国”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

 

“如果这不是夏朝，那是什么呢？”

 

读+：关于“夏朝”的问题，考古学界是否取得了共识？

 

王巍：夏朝是否存在，我们首先从文献上看。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夏朝的《夏本纪》，比起前面的《五帝本纪》要详尽得多，而和后面的《殷本纪》差不多；《殷本纪》记载的商朝，已经被甲骨文证实。所以我们认为，五帝时期，司马迁掌握的材料确实很有限，所以写得很简略；而《夏本纪》既然写得很详尽，内容就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考古发现来看。我们先后发现了殷墟、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三者在年代上是可以衔接的。郑州商城早于殷墟，属于商朝早期；但是晚于二里头，当二里头衰落，郑州商城就崛起。然后，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发明创造，包括青铜器、玉礼器，都被商朝早期所继承；二里头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山西南部和河南，它对周围有强烈的文化辐射，比如牙璋，甚至到了华南和越南北部。

 

这么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年代就在商朝之前、很多因素被商朝继承的王朝，而且当时在这个区域又没有很多个大型政治势力，那不是“夏”是什么呢？

 

可以说，它的地域分布、它的年代、它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已经构成了一个指向夏朝的“证据链”，只不过是没有发现文字。文字材料是可遇不可求的，而考古学，常常就是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去研究它的年代、性质和社会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考古资料来说话。应该说，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代后期文化。

 

 

人们在展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博物馆参观。杜杰 摄

 

中国考古百年成就斐然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我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二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三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走过“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

 

2021年10月17日下午，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王巍被众人簇拥着，来观看“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

 

雕塑墙第一组人物群像属于“草创者”，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安特生。这位瑞典地质学家当时是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安特生带人来到仰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安特生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并按照国际学术惯例以“仰韶文化”命名。“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

 

王巍告诉长江日报读+记者：“过去中国是没有考古学的，只有金石学，安特生带来了一套田野工作方法，用地质学研究土层和年代，进行测绘、发掘和整理报告。”

 

安特生从正确的材料中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中亚地区传入。

 

“中国文化西来说”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考古发掘。

 

1927年，发掘北京周口店遗址群，出土直立人化石，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1928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殷墟。

 

1936年，施昕更发掘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出土了精美的玉琮等玉礼器，比安阳殷墟遗址早了近千年。

 

……这些扎实的工作，都被镌刻在“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上；安特生后来也改变了错误的观点。

 

第二组人物群像，则是中国考古学界开宗立派的一代人，他们承前启后，薪火相传，开始用中国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体系，每一个名字都熠熠生辉：夏鼐、苏秉琦、安志敏、宿白……

 

他们的成绩同样镌刻在墙上——

 

1954年西安半坡遗址；

 

1956年郑州商城遗址；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

 

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这是仰韶文化的源头，将中国农业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

 

1978年山西陶寺遗址，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和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第三组人物群像没有名字，他们的面孔更加年轻、朝气蓬勃，他们是中国考古的生力军，他们的成绩正在改写中国文明史——

 

1990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发现了被称为“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

 

2007年“南海一号”南宋沉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这“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记录了70个对中国百年考古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是中国考古学会在全国报名参选的160余家遗址中评选出来的。

 

雕塑墙的最后，是王巍写的《后记》：“中国考古学以1921年仰韶村的发掘为开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展示中华文明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揭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走过“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在仰韶的田野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100年过去了，中国考古人还在上下求索、砥砺前行。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历史信度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遵循着人类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即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金石学有复杂的研究方法，但作用只是补证经史，在学术上处于附庸地位，研究范围比较狭窄。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00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多次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大量文化遗址。

 

考古学要综合利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手段，实证文明史。随着考古学可堪利用的技术日益发达，历史的面貌也将获得越来越清晰地呈现。随着科学发展，现代考古学得到了来自遗传学、测年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支持，更多神秘文明的面纱被撩开。

 

考古学，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走过百年，中国考古学以坚实的考古实物资料揭示五千年文明史延续传承，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让中华文明以科学面貌进入人类文明谱系。（肖畅）

 

来源：长江日报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