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祖籍在山西省汾河畔的洪洞县雄火乡南王村，是一个被吕梁山、太岳山环绕的小村庄，居住的是窑洞。少年时因家境赤贫饥寒交迫且屡受地主欺压而投身红军队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从枪林弹雨、腥风血雨、拼死拼活中幸存下来，身上留下多处伤疤，而最重的是被炮弹炸坏双眼，有半年多是用纱布缠住，后来伤虽逾但是成高度近视，有政府颁发的《革命军人残废证》。因此不能随新四军三师主力部队转战东北，而留在滨海县粮食部门工作，一直到离休。回顾波澜壮濶、惊天动地的百年党史，坚持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深情怀念我的父亲，赓续精神血脉，牢牢把握前行方向，确葆共产党员身份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与可贵。
信念坚定且机智勇敢
我家祖上家境贫困，父亲十个月时奶奶病世，三岁时爷爷亡故，我父亲由大叔和姑母养育，幼时经常饿得啼哭不止，少年时给地主放牛羊挣口饭吃，被地主老财的欺凌虐待，经常忍饥挨饿。面对日冠侵占、官府无能，以及饥寒交迫的严峻现实，父亲形成了敢于叛逆、勇于与现实和命运抗争的血性，毅然走上了前途茫茫的抗日前线。
父亲于1936年2月参加红军红二师685团，次年整编归八路军115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当时部队装备极其简陋，用甚至连民间武装都不如的武器，主动迎战日军主力师团，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了不起、值得永远自豪的胜利啊。后随黄克诚率领的老三师部队转战到苏北，解放战争中由四野后转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淮阴战役等。在那个年代行军打仗是随时的，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吞过棉絮和泥土来充饥。在山东为强占一个山头，受伤后顺着积雪滖到山洼里昏过去，被村民救活后立即抄近路赶上队伍，部队主力刚爬上山头就与日本鬼子接上火，打了一天一夜，虽然消灭鬼子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营，但我军伤亡很大，有几个连基本上打光了。在与日寇的交战中，往往是天上飞机扔炸弹，后面有敌人追杀，倒下的战友相互都来不及望一眼，等仗打结束找到时，因失血过多或饥饿而失去生命，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到红军队伍中之后，在打仗之余父亲才开始学习文化，脱了文盲，大概只能属于小学文化程度，能看看文件、报纸而已。那时部队里一个营甚至一个团，几百、上千人都难得有几个算得上有文化的。但父亲的智商是不低的，可以想象，在战争年代，一个用真刀实枪、身经百战的人，没有一定的信念、机智、勇敢、能力乃至幸运，是难以幸存下来的。在苏北建湖的一个村庄，他带两个人去领给养，在路上遭遇七个日本兵，双方展开肉博，他凭着过硬臂力与技巧一个人刺倒了五个日本兵，还帮助司务长与炊事员干掉那两个，每讲到此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一次阻击战中，父亲参加敢死队，冲锋在前，一个弹片从头顶擦过昏死过去，醒来时已经是第九天，可是眼晴什么也看不见了，半年后才能看到微光，插在头顶骨上的一块小弹片受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取出，每到阴天下雨疼痛难忍。还记得他讲过老家同一个村子出来参军的有百十人，能够活下来的也只有几个，而他和我的表哥瑞璋（部队离休干部）都能幸存，与命运相争，走出苦海，实属不易。
在那个年代，出来革命穿的是破土布做的军服，粗茶淡饭尚难保证，吞糠咽野菜是常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每月少得可怜的“军饷”也不一定能正常发放。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与真刀实枪的日本鬼子拼命、与反动派及土顽打仗。小时候有时曾问父亲为何能这样？是有什么理想或信念支撑着？老人家只是淡淡地说，那个时候除了这条路可走，别的是没有任何法子的啊。参军后，每天要与眼前的敌人周旋，要壮大自已的队伍，只知道打好、打胜每一仗，战斗间隙还要帮助群众做农活、学习识字，别的什么也顾不上。试想，在那样的情况下，成天拼老命，在生存线上挣扎，什么条件都不具备、也没有，就是那样的环境，能顽强的坚持十多年，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奋力拼博、出生入死，这是一种什么境界、韧性、执着与信念啊！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信念、坚韧、顽强、亮剑、创新、必胜的精神，它凝聚了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大业，舍身取义，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在整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直都是依靠群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靠灵活机动、独立自主的战略战术，一步步的壮大。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就是土地，到了哪里都能生根、开花、结果。共产党人坚强不屈，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奋起，一次次绝境重生，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夺取全国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父亲反复不断地对我们讲，没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没有无数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那来的新中国，更谈不上有我们这个家啊！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把国家和群众事做好才能对得起良心。
初心如磐且重情重义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天我回家看望父亲，被当面指责。起因是前几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县里有的领导在与日本商人谈什么招商项目，惹得他上了火，大声对我讲：日本鬼子在抗战时搞“三光”罪恶滔天，是被我们一刀一枪打败的，我们那时是什么条件啊，就是凭着一股拼的精神，拼死拼活的打了八年，我们终于赢了，他们是不会死心认输的。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小日本能安的是什么心，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时刻都要提防着。你还在宣传部门工作，连这个都看不清，立场在哪里啊？国恨家仇、刻骨铭心的大事怎能糊涂。朴素的、真实的、坚定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在粮食部门工作，当时粮油紧张，找上门求助的人很多，每当见到那些有困难的农民、病人要求调剂粮油品种时，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尽力帮助，时常讲：我们拼着性命打天下，坐上江山，不就是为的老百姓能吃得饱、过好日子，帮助群众渡难关是头等大事，浓厚的感情、善良的同情心溢于言表。因此粮管所常出现粮油计划上的缺口，他为此多次到县里去争取，在那个年代里使得多少人的困难能够缓解，得到所在公社和社员们尊重和爱戴，真的是有口皆碑的啊。那种可是出自人们内心的感情，与现在一些人嘴上经常讲的那个“口碑”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群众只要一提到“老侯爹爹”，都说是一个大好人，时至今日凡遇到当时的人还均赞不绝口，令人体味着那德高望重的深刻内蕴。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也难得见到发脾气。对于所经历的战斗除非在特定的会上、场合讲过，平时很少听到他摆功评好，更不事张扬，即使政府和社会各界非常尊重，他也从未自恃傲强。小时候我们经常被抗日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抗日影片中打日本鬼子的镜头所感动，回家问父亲是如何打鬼子的，他讲:经历过八年抗战的都知道打仗的艰苦与残酷，有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愤怒，对战友、亲人、同胞逝去的悲痛，也有对打胜仗缴获多的喜悦，但都表情凝重，不愿细说。在职时，我曾负责全市战争年代《群英谱》的编写工作，因公务琐事却把自已父亲的事迹未能全部留下，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啊。
同时期留在滨海的老红军有三十多人，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这一辈先驱们，情同手足、兄弟相呼。凡相见，我们这些晚辈均尊称“大爷大妈”，到谁家是遇到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事马上相助，不分彼此。当时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原因，经常有家庭困难的老红军战士到我家吃饭、求助，父亲总是尽力帮助，在所不惜，这远非现在那些未经历战争的战友们的情谊所能同日而语的了。但先辈们在对子女教育成长问题上，有的限于水平、能力，或郁于见识，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也是被事实所说明的。
自从出了家门，父亲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那时也没有条件能够传递信息，直到建国后十多年才有老家至亲的消息，曾两次回乡省亲。第一次的时候交通不便，父母曾着带年幼的我一同回老家探亲的，可因我晕车呕吐难挨，到了县城后把我放下来了，是件很遗憾的事。后来的一次是由大哥陪伴，回来后和我们讲到了老家的情况：窑洞周围都是山坡，是崎岖小路，还在老家的火炕上住了一宿。是时父亲虽然七十多了，但走起阔别几十年的山路，依然步履稳健，精神也特别的愉悦，心情是难以想象的激动。虽然老家仅有的至亲家庭经济不够富裕，但那辈人对现状是满足的。老家洪洞县的大槐树现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游子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回乡省亲、寻根祭祖，是晋南地区的旅游热点。在外只要提到是洪洞籍贯的，同籍的马上就亲切起来，确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的到现在与我们还保持着问候。
乐于奉献且清廉俭朴
建国后，父亲一直在基层粮食部门工作，那个年代可是个热点单位。粮油计划供应，农村粮食代购调剂差补量大，一个公社每年都有几百万斤粮食进出，单调度运输就是个麻烦事，每年冬春，他都要为此在县里、粮库、车队等之间奔波不息。凭着老红军的身份和一股拼命精神，有关方面见到他到场都很敬重，从领导、调度计划、班组长到驾驶员、甚至搬运工都是大开“绿灯”，优先安排和及时装运，没有因为这些而影响到农民生活和社会安定，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啊。
记得，有时我乘运粮顺车去县城，看到老人家一天之间在四十多公里的乡村公路竟两三次往返，全身上下是灰，吃饭也顾不上。他经常担心计划不落实，不少是在现场押车调运，从县城东坎到小街的公路真的是来回不息。那时人们工资都很低，外出调粮的开销较多，根本没有像如今的招待费什么的了，连“楷油”的事都无从谈起，每一分钱全是自已开支，而且毫不计较，这靠的完全是自律，那股干劲、精神一点也不减当年，受到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平时，经常见到父亲拿着大扫帚在扫粮场，一扫就是半天，非常珍惜散落的粮食，有时也要我们帮助一起扫，要达到颗粒归仓的标准；逢刮风下雨首先是关注粮食安全，检查防护措施是否到位，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这种把工作和事业放在首位，勤奋、俭朴、律已、奉献的精神，同样也影响着我们这一辈，乃至形成家风在传承。
转业到滨海后，父亲定为行政十八级，月工资大约是八十元，虽说是在整个公社是最多的，但因家庭人口多，经济上一直不宽裕。老人家一生俭朴，地道的农民本色，从不讲究吃穿，逢事随遇而安，一生两袖清风，在整理遗物时也不过就是那么简单可数的几样而已。相比之下，我们的贡献有限而待遇并不低，流血的与出力的比，确实令我感到有些汗颜！在工作期间父亲身体也常有毛病，伤口遇阴雨天气经常复发，头也常常不舒服，但精神始终可以。后期病痛不断，但状态不错，在八十高龄时还参加老年运动跑步，曾高兴地告诉我在县里比赛还拿了个什么鼓励奖。
尽管在后来有不少留在滨海的老红军们对待遇、照顾等问题多次找政府，或是在节日慰问时屡屡提出。对此，父亲基本上不掺和、不支持，总是讲能够幸存已很不易，“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和亏待我们这些人的，就是现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不知比过去要好多少倍了，对待遇这些事我们要知足，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下一代的路要靠他们自已走。”在工作期间有时我遇到县领导时，他们多次讲到老人家能够体谅政府困难，识大体，通情达理，真的是颇有口碑，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尊重。在市委办公室工作时无意中翻查档案，还见到县政府批给我父亲一件棉大衣的便函，所能照顾的也不过就是一件棉大衣而已，此函可能至今还收存在市档案馆。
鼓励上进且包容宽厚
平时，经常见到老人家在躺椅上在看当时的《参考消息》之类的报纸，高度近视加仅有的一点文化，看书看报确实是很勉强、吃力。偶尔也和我们下下象棋。那个年代作为老红军子女、贫农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我们还是挺自豪的，但在同辈中也是比较争气的。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没有提过什么具体要求，也就是每个学期结束看一下学校发的《学生家庭报告书》，知道一下功课的分数也就行了。平时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听到我们几个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老人家对此很高兴，常说的就是“要把书念好”，要有志向，跟党走，听党话，要学好本事，服从组织和领导，做好自已工作。时常提起他在小时候温饱不济、还受欺负的情况，要我们学习有本事，将来能有出息，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有时我们几个淘气、惹事生非，父亲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回想起来，虽然父亲对儿女成长寄托着希望，要有出息，但更多的是鼓励各人要走好自已的路，要求政治上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努力做好工作，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不管怎样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本变质，懂得感恩，多为人民办好事，确是平凡而实在，大爱在其中。小时侯我生病住院，父亲连续几天几夜在医院看护。刚参加工作时，嘱咐我听从领导安排，努力工作，要不怕累多吃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父亲教育我们不是具体指令、严格限制，而是指明方向与准则，让我们去判断、去把握，与现在我们对下辈的要求是在不一样了。
经历过战争、多次从生死线上活下来的父亲，对什么事都能看得开、放得下，为人忠厚，光明磊落，尽管在工作中也出现过不顺或烦恼的事情，总能泰然处之。文革期间，一个公社粮管所算是一个基层单位，但作为负责人的他也或多或少的带来了不少的烦心事，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好在根正、诚实、资格老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这期间也正是我们成长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政局动荡、人世纷争、世态炎凉、社会万象过早的给我上了生动的大课，尽管当时蒙蒙憧憧，但促成心里底线的确立，信义、争先、坚韧、勤奋、俭朴、宽容、正直、担当、奉献等，这些都是父亲对我的影响确是无时不在的。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我是一直记忆犹新，深深地根植在脑中，怀念之情常油然而起，感觉是既遥远又清晰，确是风范犹存，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是家族的骄傲。 每年清明、春节后辈们到墓前祭扫，缅怀旧事，以慰心灵。在父亲诞辰百年时，我们家族三代、二十多人从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盐城聚集在墓前，缅怀父辈业绩，永志不忘养育之恩，继承传统美德，世代传承家风。晚辈们在国防、科研、金融、新闻、教育、卫生、公安、公务、经营等部门的各自岗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不断以新的业绩来告慰英灵，光大荣耀。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正由一代又一代新人在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铸就信念之魂，点亮忠诚坐标，方能行稳致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讲好先辈的故事，发扬革命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才能把个人、家庭、家族理想融入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业之中。如今我虽然在工作上退休，但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作为党的细胞，要自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宣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立心铸魂作不懈的努力。
我的父亲侯振邦生平简介：【1914年6月~~1997年2月】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雄火乡南王村人。1936年2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685团战士、排长；苏鲁豫支队连长；新四军三师营长、中干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滨海县八滩区华兴油米厂、被服厂、獐沟米厂厂长；建国以后历任滨海县五汛、八巨、淤尖、东坎等粮食部门负责人。1982年12月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
作者：侯瑞岭 中共党员（40年党龄），退休干部，现为江苏省盐城市老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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