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 赵卫涛：脱离群众是苏共亡党的根本教训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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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赵卫涛：脱离群众是苏共亡党的根本教训
2021-03-21
●回顾苏共“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的历程可看出，执政后期党风的持续败坏，是导致苏共败亡的深层原因。
●在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中，苏共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逐渐肢解。
●苏共特权阶层在当时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党群关系方面却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作用。
苏联共产党，这个曾经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如今已走进历史20多年了。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苏共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注重将群众路线作为党一以贯之的根本工作方针。然而，随着苏共执政的长期化与执政地位的稳固，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在苏共执政后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在党风建设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十分尖锐。
在苏共解散前，当时的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竟高达85%。回顾苏共“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的历程可以看出，苏共执政后期党风的持续败坏与民心的不断丧失，无疑是导致苏共最终走向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说教已经充塞了苏共整个的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苏共虽然还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走向高度僵化，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充斥在党的各种宣传话语中。正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所言：“理论脱离实际、言行脱节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了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而《真理报》原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其在苏共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经历时也指出：“上面并不要求有什么独到的思想，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要善于给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在这些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逐渐肢解，并进而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厌烦、冷漠乃至阳奉阴违。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所谓的“夜间人”现象几乎已经普遍存在。这些人以知识分子、大学师生和官员为主体。在白天，他们时刻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赞歌；而到了夜间，他们则进行秘密集会，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乃至嘲讽和抨击权贵。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下，苏共在党与人民之间挖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此外，对领导人盲目的个人崇拜成为该时期形式主义之风的重要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个人崇拜现象愈演愈烈并大有超过斯大林时期之势。例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就曾肉麻地把勃列日涅夫吹捧为“真正的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在空前高涨的领袖崇拜浪潮中，甚至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加入到了自我吹捧式的个人崇拜行列之中。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并无任何突出的战功与政绩。在强烈的虚荣心和一些人的阿谀逢迎下，勃列日涅夫不仅一步步“晋升”自己为苏联元帅，而且还先后出版了三部回忆录，每部出版之时，《真理报》等重要媒体都要在重要位置刊发书评，大肆吹捧。在苏联全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个人崇拜风潮中，最高领导人已经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隔绝开来，成了仅能供人膜拜的偶像。普通群众了解党和领导人的途径，大多只是来自宣传机器枯燥乏味的说教以及刻板老套、毫无新意的文本。例如，在198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就披露：在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中所积压着的1969—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其中仅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就多达166部、277.9万册，此外还包括70万幅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针对领袖人物的大量虚假空泛的个人崇拜，以及阿谀奉承之风和官话套话，大大助长了党内形式主义与个人专断的不正之风，也在不断加深着人民群众对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不信任感，不断恶化着党群关系。在苏共党内，官僚主义首先表现为官僚机构及人员的不断膨胀。应当指出，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虽然也暴露出了一些官僚主义的苗头，却远未达到严重泛滥的程度。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从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党员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际上得到了全面恢复，由此所带来的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膨胀以及领导干部队伍严重的老化现象，使得该时期苏共党内的官僚化程度大大加深。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连任的中央委员比例高达83.4%。如果去掉已经逝世的，连任比例竟高达90%。而到了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居然完全是上一届的原班人马。同时，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延续必然导致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52.8岁、54.1岁和55.1岁。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其平均年龄分别增加到了70.1岁、62.5岁、67岁和68.1岁。干部体制的老化与僵化，不仅使整个党员干部队伍暮气沉沉，效率低下，而且也在不断强化着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阻碍甚至是隔断了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早在苏联建立初期，列宁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随着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部门职责不明，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等官僚化倾向与弊端也开始不断显现。上世纪60年代末，为加速科技发展，苏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并委托一个由数位中央书记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然而，在该委员会将总结报告上交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审阅后，此事便再无下文。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这份尘封已久的文件才在清理档案时被偶然发现，而此时的苏联科技事业却早已跟不上全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如列宁所言：“我们需要的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然而，苏共执政后期却一步步丢弃了群众路线这一布尔什维克党的制胜法宝，从而使列宁当初的告诫最终不幸成为了残酷的现实。列宁时期，时任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为了保证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别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过“钱袋制度”，即当时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除了工资之外，还会同时收到一个装有特殊津贴的“信封”。但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特权现象并不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大了干部特权的享有人数，提高了特权标准，“特供商店”大量出现，针对党员干部的免费食堂、高级别墅和豪华汽车等也大幅推开。此时，特权现象开始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不断蔓延。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享乐主义思想无疑在苏共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反面典型。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具有浓厚的“勋章情结”，在喜欢给别人颁发各种勋章或奖章的同时，还热衷于“自我授勋”。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获得过多达数百枚的各类勋章或奖章，以至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葬礼的送行队伍中，仅为他捧勋章或奖章的军官就有44人之多。在1978年，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代表苏联军队最高荣誉的“胜利勋章”，从而成为了二战结束之后获得该勋章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还乐于向别人炫耀其奢华的物质生活。在当选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勃列日涅夫就曾志得意满地带着其从乡下赶来的母亲炫耀其豪华别墅以及其他贵重礼品、豪华轿车等。除了最高领导人，苏共党内的享乐主义思想已经逐步蔓延到了整个特权阶层。这一阶层的主体力量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干部，他们位高权重，自成一体。据俄罗斯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在全社会一片上行下效的风气之中，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大兴享乐主义与特权腐败之风。利加乔夫曾回忆道，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配备了“海鸥”牌汽车。而当他提出自己不喜欢乘坐这个型号的车，并且想换一辆低级一点的车时，利加乔夫本人竟因搞“特殊”，“破坏机关风气，使其他干部为难”的缘故受到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由此可见，在森严的等级序列之下，苏共党内的特权格局已经逐渐固化并将广大人民群众严格排除在外。虽然从总体上看，特权阶层在当时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党群关系并进而使党的宗旨和性质发生蜕变方面却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作用。在享受勋章或奖章带来荣誉感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表现出对奢华物质生活的极度追求。除了勋章或奖章，勃列日涅夫还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同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各级官员之间的送礼之风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统计，在勃列日涅夫所收受的不计其数的贵重礼物中，仅豪华猎枪就有100多把。而在对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一次视察中，该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座纯金半身塑像。此后，阿利耶夫很快便被调到首都莫斯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的不少亲属也纷纷借助其帮助，利用裙带关系获取各种高官厚禄，享受各种奢靡生活。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就在父亲的庇护下，私藏各种珠宝首饰，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她的丈夫丘尔巴诺夫最初仅仅是一名内务部上尉警卫，在成为勃列日涅夫女婿后，迅疾被提升为内务部政治部主任、内务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并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履职期间，丘尔巴诺夫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大搞贪污腐败。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76至1982年期间，丘尔巴诺夫仅受贿数额一项就高达656883卢布（约11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然而，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近五年后的1987年2月，丘尔巴诺夫最终才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行被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随着石油外汇的锐减以及苏联自身经济的衰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党内的特权阶层却依旧对此视若无睹，继续沉浸于奢靡享乐之中，直到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客观地说，面对苏共后期的变质，一些苏联共产党员还是有抗争的。除后期每年有上百万党员退党外，8·19事件也是为避免苏联被瓦解进行的一次重要抗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后期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路线的全面背离，无疑是苏共最终走向败亡的深层次原因。当1991年8月被迫解散之时，苏共仍拥有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和43.3万个基层党组织。然而面对自身行将终结的命运，广大群众和苏共党员或漠然视之，或痛斥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或见风使舵转投他处，却始终无一人对此时已经蜕化了的苏共表示声援和支持。（作者：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赵卫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建网”，原刊于《党建》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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