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这些革命新女性开始广泛追求人身的独立与争取政治、经济、教育和婚恋方面的平等自由；从家庭走入社会，积极参政议政、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服务社会，贡献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更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的现实呈现。
抗战时期，大批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其中女性接近一半。（资料图片）
毛泽东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延安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策源地，大量外来新女性的加入，使得延安的妇女运动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延安，这些革命新女性开始广泛追求人身的独立与争取政治、经济、教育和婚恋方面的平等自由；从家庭走入社会，积极参政议政、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服务社会，贡献社会。
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更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的现实呈现。
延安：新女性的天堂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危亡牵动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在大时代的潮流冲击下，成千上万的爱国女青年抛家弃学，冲破重重阻挠，从五湖四海，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
“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在这4万余人中，女性接近一半。这些到达延安的知识女性与长征到达延安的女干部、女战士，以及延安当地的妇女一起，顶起了延安的“半边天”。
延安是青年的“乐园”
“拔起茼蒿带起根，拿起个狠心闹革命。”
“独立队开拔打一个对对枪，引上妹妹参加共产党。”
“你当兵来我宣传，咱们一搭闹革命多喜欢。”……
这一首首传唱至今的陕北民歌，是延安时期妇女参加“闹红”斗争、顶起“半边天”的真实写照。
延安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奔赴延安的路也是漫长而艰辛，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
梁漱溟这样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
但是，依然有这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因为，在革命青年眼里，延安已然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何其芳《我歌唱延安》）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丁玲《七月的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照顾同行的一个女学生。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那位伍云甫叮嘱照顾的女学生，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
“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
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关照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学生。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带来了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
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做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
“
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
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出身重庆豪门大族的康岱莎在离家奔赴延安之前，住在重庆原美国领事馆楼里，有仆佣10多个，家里常常高朋满座，一切都无需她担忧。但她忘不了国土的沦陷、民族的耻辱和底层民众的悲惨。对比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她在震惊和愧疚中萌生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并积极参加重庆抗日救亡活动。
不久，她便向父亲表示要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父亲再三劝阻，并说世伯邵力子已经答应想办法送她去苏联留学。康岱莎激动地说：眼下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生灵涂炭，要是大家都跑出去，中国亡了国，我留学还有什么用！父亲恼怒了。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政治，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很微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如果你去延安，我在重庆的处境你想过没有，我还怎么做事情！但决心已定的康岱莎毫不退缩。气得父亲拍案而起，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一个月后的1938年6月1日，康岱莎告别泪流不止的父母，扔下珠光宝气的首饰和家里为她设计的“锦绣前程”，跋山涉水横穿半个中国，奔赴延安。这一举动，成为当时重庆上层社会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批怀抱青春理想的知识女青年来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学校，开始了她们新的学习生活。
爱上了简陋的纺车
这些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大多来自国统区，她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优裕家庭，接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不少还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
她们“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仰慕延安，要求革命，要求参战，不乏革命激情，也倾向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思想。
但因为她们成长环境的复杂及认识的局限性，或多或少都存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习气，缺乏集体、组织和纪律意识，喜欢高谈阔论，轻视工农群众，脱离实际，自由散漫，政治坚定性不足等。
可以说，当时吸引她们来延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识。因此，如何把她们锻造成为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她们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女战士，成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这些新女性积极向上、主动学习、自觉改造，逐步认识到，“过去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但到陕北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
通过改造，这些新女性抛弃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作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实现了由自由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
据金一南将军的母亲、曾在抗大女生队学习的郑织文（1923年出生于河南鄢陵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1939年，她与几个同学一起步行14天抵达延安）回忆：“在女生队，我是最小的一个。突然进入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环境里，开始我有些不适应。每天除了军训和上课外，就是劳动，主要是挖窑洞，劳动强度很大……到处是军训，到处是劳动……”金一南也感叹道，抗大造就了母亲。我母亲是个家庭的叛逆者，抗大承接了这个叛逆者，把她造就成一位忠诚的党员。
1939 年，延安抗大学生在午餐。
1940年5月，一桩新闻轰动重庆和延安：大文豪茅盾携夫人、女儿沈霞、儿子沈霜到了延安。几个月下来，延安给茅盾留下很好的印象，就想把两个孩子留下来锻炼锻炼，而且他弟弟沈泽民的遗孀张琴秋时任中国女子大学教务长，对孩子也可有所照顾。
茅盾临行时，张琴秋陪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茅盾激动地说：“我把两个孩子交给党了，请党教育他们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在家里一向娇生惯养，身体很弱，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的沈霞，进女子大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吃小米饭就呛得直流眼泪，晚上睡的是从家里带去的鸭绒睡袋，窑洞里那些贫困出身的女战士哪儿见过这东西，钻进去一试，都喊这么轻飘飘的东西，好暖和！
沈霞带到延安两箱子书，不少是英文原版，她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泪珠儿成串往下掉，吓得周围女孩不知怎么哄她才好。
但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她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锤炼思想立场和作风。3年后，张琴秋写信给茅盾夫妇说，沈霞已从女大毕业，现在中央编译局俄语训练班学习，入了党。
“现在大不相同了，过去依靠妈妈的许多事情，现在都是自己动手来做。身体也锻炼好了，长胖了……”
前文提到的陈学昭夫妇1938年到延安后不久，因为对延安生活不习惯及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有意见，要求回重庆。1939年初夏，他们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后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起来，失去自由。1940年底，在中共南方局帮助下，陈学昭夫妇再次来到延安。陈学昭先在《解放日报》编副刊，后调到中央党校做文化教员。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她开始深刻反省自己，学习整风文件，下决心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她后来回忆说：“整风开始时，我曾听到个别非党员说‘整风，这是他们共产党的事情’。现在，对于我，作为一个非党员，觉得能够参加整风，真是千载一时的好事情，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比这更有益的教育了。”
1943年2月，陈学昭又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她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心境：起初看不起这简单的纺车，觉得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后来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1945年7月，陈学昭从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富有“现代”气息的恋爱与婚姻
成千上万女青年的到来，也给延安带来了“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富有“现代”气息的婚姻家庭观念。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二重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的婚恋观。边区政府颁布“以男女当事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的婚姻政策法规之后，延安的婚恋情况多了起来。
1937年10月5日晚，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自恃有功，与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恼羞成怒，枪杀对方。边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
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发表讲话。他指出：
恋爱和婚姻对我们的事业应该成为健康的、有建设性的推动力，而不是颓废的、有破坏性的腐蚀剂。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张闻天提出要重视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的协调，不能只是卿卿我我，一味追求性爱关系，
第一应该是同志关系，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第二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工作、学习上互相帮助；第三才是爱人和夫妻关系，在生活上互相体贴。“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随后，毛泽东也为抗大学员做了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报告中还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严守性的道德问题讨论大纲”，要求党员和党的干部正确对待自由恋爱和婚姻问题，坚决反对两性关系中的不道德行为。
1942年3月2日，邓颖超在青年妇女座谈会上谈了青年的择偶和婚姻生活问题。她说，“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我们主张要慎予选择，出于自愿，情投意合，须有高尚的情感、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事业，在这些基础上，还得加上男女双方不断的努力，才能使爱情巩固和发展，生活幸福”。青年们在不妨碍革命事业、不妨碍学习和工作、不妨碍身体的发育和健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社交的自由，可以恋爱，可以结婚。
但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把恋爱与结婚看得高过一切，在遭到失恋或离婚后就痛不欲生；反对误解“自由”，玩弄“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尤其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杯水主义（亦称“一杯水主义”，产生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一种性道德理论）。一个革命者，一个进步的人，绝不允许为恋爱或结婚而动摇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放弃革命的事业。
时任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部长的蔡畅也指出，女同志要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遵守革命原则：（1）在政治上应要求对方能一心为革命，是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2）在思想上应要求对方能虚心向上，是一个与自己相敬如宾的朋友；（3）在生活上应要求对方能品德高尚，是一个与自己终身相互关怀与体贴的爱人。
林一（1917—2007，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科科长）和滕代远的美好姻缘，就是在这样一个婚恋原则下缔结的。
林一，原名刘书兰，到延安后改名林一。1935年，18岁的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由团转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不久，党组织安排她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第八分校学习。在此期间，滕代远曾到校授课，对眉清目秀，热情大方，而且聪明好学，积极上进的林一，有了好感。林一也对这位曾经领导过平江起义和开创、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非常敬重。
1938年8月，林一学成回国，在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出了车祸。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得到车祸消息后立即组织车辆和人员携带食品和水前去营救，而且一眼就认出了林一。林一后来被分配到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工委，是中央社会部前身）机要科工作。当时她的身体不好，患有贫血。滕代远就亲自为她寻找治胃病和治贫血的药品。尽管军务繁忙，滕代远仍然利用休息时间，约林一散步谈心，向她介绍自己的情况。滕代远直接提出很希望和林一结成伴侣，并征求她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21岁的林一对滕代远有了新的认识，她希望滕代远把烟戒掉，滕代远一诺千金，从此再没有动过香烟。1938年冬，两人“愉快地结了婚”。
小八路王铭慈和红小兵朱仕朴的婚恋，也是当时延安恋爱方式的一个缩影。王铭慈（出生于河北一个贫苦人家，15岁参军，先在抗大二分校学习，后赴延安入抗大七分校女生队，后到通信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简称联司）通信训练队第二期学员，朱仕朴（贫农出身，家中独子，因拒婚离家加入革命队伍走上长征路。1939年至1957年改名林彬）是通信训练队的政治协理员。
一个星期日，王铭慈去晋绥联防司令部电台找自己的侄子王谷怀。当时朱仕朴也在座，大家没什么事，于是一起玩起了扑克牌。在玩牌的过程中，与王谷怀同在晋绥联防司令部电台工作的郑唐说：“林彬，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吧，你看王铭慈行不行？王谷怀是她侄子，对你了解，同意他姑这门亲事。”朱仕朴听后，连忙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郑唐问为什么，朱仕朴说：“（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通信训练队）队上一个教员喜欢她，要我帮他做介绍人呐，此人比我年轻，个子高、有文化……”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8∶1，男多女少，作为 单身汉的朱仕朴当时已27岁，还没找对象，但他却始终惦记答应给别人介绍王铭慈的事。朱仕朴对这件事的处理，给王铭慈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来二往中，朱仕朴和王铭慈之间的好感不断加深。但朱仕朴考虑到那位教员的感受，一直不敢捅破那层纸，王铭慈于是开启女追男模式，主动大胆地给朱仕朴写了封求爱信。朱仕朴接到王铭慈的情书后，找到她说：“信，我看了，没意见，王诤（1909—1978，开国中将，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局长和他爱人秦岩下周日要我把你带去见见，我可答应了。”王
诤夫妇了解了两人的恋爱经过后，都非常赞成。王诤局长当场拍板，笑着说：“今天你俩就正式订了吧。”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俩约法两章：一、今天算订婚了；二、要保密，要等王铭慈毕业上电台能独立工作时再结婚。
1946年端午节，两人在通信队食堂举办了婚礼。结婚典礼上，主婚人王诤和介绍人郑唐、刘克东两口子送了一副对联：志同道合奔延安；红小兵娶小八路。横批：携手共进。
只是，革命年代的婚恋，不可能全是卿卿我我的浪漫。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前者又多是工农干部的情况下，婚恋自主也必然会受到诸多限制，也就有了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如前文提到的黄克功事件。而且，新女性在努力追求婚恋家庭和革命事业平衡的过程中，为了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也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
当然，延安妇女的解放不是抽象孤立的，不仅表现在思想解放上，还表现在妇女的参政议政上。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妇女工作大纲》中提出：“培养大批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环节。”为此，党中央不仅举办各种形式的妇女训练班，还成立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如中国女子大学等。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也应运而生，李富春任中央妇委书记，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新篇章。在中央妇委的指导下，1938年3月8日至11日，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妇联），史秀云（1917—1948，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任主任，先后组织成立了18个县妇联，1个直属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会，会员达27万人。同时还成立了妇女自卫军，到1938年底，共发展到46712人，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38年6月，邓颖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指出：
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同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其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7月20日，在女大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高敏珍、路志亮等6名妇女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大会通过的《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强调：“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
边区政府也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部队、学校团体在今后的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应尽可能达到妇女参议员占25%之提议。同时各机关职员亦应尽可能吸收妇女参加，以资保证妇女参政的权利”。通令在边区的贯彻，使妇女们获得了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权利。
中央妇委的同志与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妇女代表合影。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妇委的领导下，延安妇女参政议政，已然成为社会的风尚。
1940年10月2日，邵清华（1918—2013）在安塞县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县长，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女县长。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17名妇女代表当选为参议员。在这年的二次普选中，全边区有2005名妇女代表当选为乡级女议员，167名当选为县级女议员，边区女议员17人。
1945年，在中共七大会议上，52名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创下历史新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当时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女性——蔡畅；涌现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唯一女劳模钱桂英，延安女作家丁玲、草明，延安女演员于蓝等一大批女劳模、女战士、女文艺工作者、女科技工作者。
于蓝，1921年出生于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九一八事变”后，于蓝随家人逃到张家口，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5年，在天津读书的于蓝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高中还没毕业的她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嫁人，去做专职太太；要么工作，为日本人做事。“这两件事，都是我不愿意做的。”
1938年，于蓝等十几名热血青年在党派遣的一支部队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历经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延安。
于蓝回忆说：“到延安的那天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扔下背包就跑出去了。走进一座旧教堂式的建筑，里面正在开‘干部联欢会’。什么是‘干部’？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的，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报到处填表，只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撞击心头……”
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后来成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的演员，老师熊塞声告诉她，只是喜欢表演还不够，“这是神圣的事业，我们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舞台，要有死在舞台上的决心”。于蓝把这句话深深记在了心里。此后，她刻苦学习，深入群众，创作和表演了一大批深受边区群众和官兵喜爱的作品。
延安妇女解放还体现在参加生产劳动、拥军支前、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通过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等活动，真正实现“半边天”作用。
1939年，任弼时为妇女题词“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
1940年2月，毛泽东致信中央妇委：“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3月，毛泽东在延安“三八”纪念大会上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指出：“动员全边区的各界各阶层的老少妇女，尤其是广大的劳动妇女，参加到抗战动员的各种工作中去，特别是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把妇女参加生产的任务与妇女放足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发挥妇女在抗战中应有的作用，进一步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经济地位。”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纪念“三八”节指示，要求根据地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随后，《解放日报》在纪念“三八”节社论中提出了“必须把动员妇女群众参加生产作为当前妇女运动的中心内容”。
1943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由蔡畅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是妇女彻底解放和维护自身权利的中心环节，“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士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
2月15日西北局发出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通知文件，最中心任务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使一切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要走上生产战线。
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指出妇女要真正独立，就必须“首先打破经济的束缚，积极参加社会各部门的生产，妇女的解放不能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生产运动”，从而吹响了妇女向生产领域进军的战斗号角。
由此，
各边区党和政府改变过去单纯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做法，开始把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心。11月，毛泽东甚至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特别强调：“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
“太阳出来东方红，劳动妇女赛男人，挖苗割麦都能干，劳动生产能顶汉。”在延安，妇女纺织成了妇女参加生产的一大特色。1944年“三八”节的群众集会上，“成百成千的群众妇女把与机关女同志商量好的自己的生产计划宣布了，并以提高生产技术和增加生产数量掀起劳动竞赛”。
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也有力支援了前线。比如，“延安市八百余名妇女干部，她们先后向边区妇女合作社领得毛线共达七百六十一磅，她们在工作、学习之余，不愿消耗时间，把剩余劳动力参加到生产中，共同担负起完成‘丰衣足食’的伟大任务”。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纺纱600余万斤，织布46万余匹，可以满足全边区抗日军民用布总量的1/3。解放战争中，陕甘宁边区妇女一年共做军鞋15万双，棉被1万床，棉衣3.4万套，碾米磨面2.4万石，军鞋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
1944年夏天，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矫揉造作，在服装上也和男人差别很少”。
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她们穿上列宁装，每天晨跑锻炼，经常参加临时安排的拉练、运粮背柴等体力劳动，她们在这种军事化、集体化、战斗化的生活中，强壮了体魄，锤炼了意志，脱落了闺阁小姐们的脂粉气和羞涩感，出落得落落大方和飒爽英姿，磨炼出了革命女性的别样风貌。
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回忆道：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开始时，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但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
夜间站岗刚开始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烈群在《大公报》上这样描述1938年新年时延安街头的景象：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总之，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延安妇女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积极参战参政参与生产，支援前线，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为民族的解放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贡献了巨大力量。
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妇女运动是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中国革命在延安走向胜利，从延安走向北京，延安新女性“奋发为雄”“突起异军”，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角色又赋予了新的定义。以经济平权、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内含的妇女解放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组织妇女面向生产是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
此后，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城市女性进入工厂做工或从事街道集体事业，女性逐步进入到传统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领域，田间地头、工厂、里弄、学校、实验室，各行各业都可看到努力奋战在生产建设第一线的女性身影。
女性已然成为“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正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成了新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成了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女性上学、就业的比率越来越高，“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她们不仅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者和亲历者，更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她们的奋斗史、创新志，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中国女性就像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正在与快速崛起的中国一起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文史博览》2021年第二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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