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脊梁：两弹一星，卫金瓯以重器；千秋百世，护泰平之时光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10月16日是个特别的日子。56年前的今天，下午15时，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化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代号为“老邱”的国家最高机密，终于向全世界展露真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不惧任何侵略者，中国也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捍卫世界和平。 1959年6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且说，离开他们，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中国从那时起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勇挑重担，用双手托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他们让中国挺直了脊梁，击碎了西方对中国的核威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罗布泊，以前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惊呼：“可怕！这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可怕的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罗布泊

 

然而，国之脊梁们，却在这片“死亡之海”，隐姓埋名半辈子，为祖国架设分娩核盾牌的“产床”，为中国铸起最坚硬的铠甲。

   

 

23位“两弹一星”元勋，犹如23座丰碑，撑起了护卫共和国的巨大保护伞。 国之毅魄，民之肝胆。今天，让我们致敬大国脊梁！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

 

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得多项重要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科学的解释。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24岁的钱三强赴法留学，进入了著名的居里实验室。1948年，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排除万难，回到了魂牵梦绕、阔别11年的祖国。

 

回国后，钱三强全身心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之中。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原子弹研究稿纸等困境，钱三强并没有被吓倒。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成了中国人民的誓言。

 

钱三强带着团队义无反顾，前往西北戈壁沙漠，隐姓埋名攻坚克难，一干就是几十年。

 

1964年，在钱三强51岁生日之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从此挺直了腰杆！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先生的话语，至今仍然激励着后人前进。

 

【中国“导弹之父”，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

 

钱学森，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学森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想早日赶回祖国，为国效力。

 

然而美国军方并不愿放钱学森回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甚至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而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为了这一天，他争取了整整5年。

 

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10月8日，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由钱学森受命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10年之后，1966年10月，两弹试验结合成功。从此，中国的核导弹具备了威慑与实战能力。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研制核武器有一个最可怕的恶魔，就是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期间他动了三次手术，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邓稼先最终于1986年7月29日因手术时大出血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临终前，他最后留下的是这样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用生命保护绝密资料，“两弹一星”元勋唯一烈士——郭永怀】

 

 

郭永怀(1909-1968)

 

1968年12月5日，时年59岁、负责原子弹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的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因工作赶回北京。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过程中不幸失事。当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发现，在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科研资料的文件包。

 

1968年12月27日，也就是郭永怀遇难22天后，依据他用生命保护的重要资料，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氢弹的武器化得以实现。

 

【用遗著托举中国火箭再次腾飞——姚桐斌】

 

 

姚桐斌(1922-1968)

 

姚桐斌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储备。他领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

 

姚桐斌还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姚桐斌去世后，中国火箭因材料难题遇阻，在升级发射时数次失败。科技人员搜索国外技术，被四面封锁。最后查到一篇法文论著，解决了难题。但一看论文的署名，竟然是姚桐斌！见此情景，在场人员都哭了：是你啊，老所长！最终还是你对祖国依然不离不弃，用遗著托举着中国火箭再次腾飞！

 

【中国“氢弹之父”：隐姓埋名28年，铸核卫盾一甲子——于  敏】

 

 

于敏(1926-2019)

 

他是为中国设计氢弹的人，没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喝过一滴“洋墨水”，这位“国产土专家1号”，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硬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世界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他就是于敏。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为了“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隐姓埋名了28年，最终让中国抢在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中国的氢弹从无到有，完全是自主化产物，是最地道的中国制造。

 

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这是一个绝密近30年的名字，是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更是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国家、为人民保驾护航的民族脊梁！

 

【一生就做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

 

 

朱光亚（1924- 2011）

 

1950年2月，26岁的朱光亚在回国途中，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20世纪50年代末，朱光亚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朱光亚赴马兰基地组织领导实施了3次核爆炸试验。3月15日和12月14日两次地面核爆炸试验是新型核武器原理性试验，为我国核武器小型化、提高突防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两次核试验分别在全国科学大会(3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召开前夕爆炸成功，是献给两次大会和改革开放的隆重贺礼。

 

朱光亚说：“我这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但这件事却是新中国的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

 

【他两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带领中国研制出核武器——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

 

王淦昌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最年长者之一，亲历了原子弹、氢弹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并主持了多次地下核试验，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

 

“王淦昌”这个名字，曾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热门候选，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度神秘失踪，直到1978年才重回公众视野。

 

1961年，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约见王淦昌，邀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这一年，他54岁。从那时起，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名的王淦昌销声匿迹，而茫茫戈壁滩上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人。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

 

 

孙家栋(1929- )

 

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他为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论是投笔从戎出国留学，还是放弃航空专业投身航天事业，不论是从导弹研制转为卫星研制，还是从技术岗位转为行政岗位，孙家栋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看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

 

【中国航天“总总师”——任新民】

 

 

任新民(1915-2017)

 

从参与研制第一枚地地火箭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从负责卫星通信工程到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任新民见证了中国航天一甲子的辉煌。他被尊称为中国航天“总总师”。

 

1945年6月，任新民公费赴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他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了祖国。

 

1958年1月，任新民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他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仿制成功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1960年12月，我国成功发射了中国制造、使用国产推进剂的两枚近程弹道导弹。中国人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从而掀开了中国武器装备崭新的一页。

 

有人说，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他自己却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这就是明明做着惊天大事，却无比低调的航天人的真实写照。

 

【攻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吴自良】

 

 

吴自良(1917-2008)

 

20世纪60年代，在吴自良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1964年终于试制成功了原子弹的“心脏”——“甲种分离膜”，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我国的原子弹爆炸献出巨大力量。

 

所谓的原子弹 “心脏”，是一种叫做“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也带走了绝密级别的分离元件技术资料。面对国际封锁，毛主席表示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搞出原子弹，而这项甲种分离膜的攻关任务就落在了吴子良的身上。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决心，吴自良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全新的会战之中。终于，在1964年他成功了。

 

吴自良在回忆研制“甲种分离膜”那段经历时写到：

 

“毛主席当年找来了科学元帅聂荣臻，亲自布置了要制成原子弹的任务，当时这个任务叫‘两弹一箭’。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口袋里装满了完成这个大工程的各个‘链条’。”

 

“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

 

“此举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尼克松也‘打着白旗’来投降，毛主席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人生一世，有此足矣！”

 

【“北斗”卫星创始人——陈芳允】

 

 

陈芳允(1916-2000)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这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北斗”卫星创始人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陈芳允院士写的诗，也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

 

1985年6月20日，经众议院批准，美国为“星球大战”计划拨款25亿美元，这立即在世界掀起狂涛巨澜，甚至有人比喻说，美国总统里根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便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大感冒。苏联随后提出《高科技发展纲领》，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政府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世界各大国摩拳擦掌。

 

中国该怎么办？作为一个饱含家国忧患的资深科学家，陈芳允忧思难寐。1986年3月3日，陈芳允、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四位科学家拿出了一份“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送到了邓小平手中。3月5日，邓小平亲笔作出重要批示，有关部门迅速部署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拨款100亿元，在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报国拳拳心，育人殷殷情——陈能宽】

 

 

   陈能宽(1923-2016)

 

陈能宽是中国核武器爆轰物理学的开拓者。1947年，陈能宽抱着“救我中华”的心愿，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55年，陈能宽毅然放弃优厚的美国科研和生活条件，于12月16日抵达深圳，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1960年6月，陈能宽被中央选调研制最为关键的“爆轰物理试验”。因为是机密任务，从此隐姓埋名20多年，对于家中妻子而言，陈能宽就变成了一个个抽象的信箱号码，从不知道丈夫身处何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在上述科研活动以及后来多次核试验中，陈能宽都是核装置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晚年长期卧病在床的陈能宽，每当听到喜爱的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依旧还会握紧右拳，锤击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我们，我们！”

 

【争名当争国家名——杨嘉墀】

 

 

杨嘉墀(1919-2006)

杨嘉墀长期致力于中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杨嘉墀指导研制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偕同研究人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试验用的仪器仪表、导弹热应力试验工程及加热、加载、测量系统设备的研制任务，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1965年，杨嘉墀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

 

1975年至1987年，中国成功发射了10颗返回式卫星，卫星上使用的都是杨嘉墀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

 

杨嘉墀曾常说，“党和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就去做！”从〇到一，从小到大，我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都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用纸笔描绘出核弹的模样——周光召】

 

 

周光召(1929- )

 

20世纪60年代，周光召转到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和中国战略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定型以及此后核武器的预研，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曾开始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后来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一个参数，中国科技人员先后计算了九次，计算的结果都和当时苏联撤走专家时留下的数据相差甚远。

 

周光召用几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地把九次计算的结果核对了一遍，他认为中国科技人员的计算是正确的。首先，他从理论上证明了这项指标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留下的数值。后来，他又和数学家周毓麟一起拟定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二人到上海用我国当时性能最好的计算机进行验算。这次验算的结果和前面九次中国科学家计算的结果完全相符，从而证明了苏联人留下的数据是错误的。

 

这次验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扫清了中国研制原子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障碍，从而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数据自主设计原子弹。

 

1964年10月15日，已是原子弹试爆前夜，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说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

 

于是35岁的周光召与同事们连夜组织运算，彻夜不眠，直至第二天上午，他将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报告表明，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当日下午3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可谁知道这成功的背后，有着多少默默的奉献！

 

【一年搞出原子弹光学测量仪，让地球与太空“对视”的“追光者”——王大珩】

 

 

王大珩(1915-2011)

 

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成立不到两年，在器材和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一位青年人和同事们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随后不到6年的时间，又相继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一系列光学仪器，建立了从研究到设计，再到材料、加工生产、检测的一整套科研体系，一举填补了光学领域的多项空白。

 

他就是“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于1938年远赴英国留学。1948年，王大珩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与生活条件回国。在海外学习技术光学和玻璃制造技术的求学经历，让他拥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除了研发各种光学仪器外，王大珩还带领近千人的队伍，参与“两弹一星”项目所有光学研究任务，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该项目对卫星上安装的对地观测相机提出极高要求，它既要达到较高分辨率，还要经得住自动拍摄的震动。在国外技术封锁的背景下，王大珩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加班攻克难题，最后如期完成了任务。当卫星带着拍摄信息返回地面时，中国人首次成功地看到了清晰的卫星图像。

 

【中国“人造卫星之父”，让东方红响彻宇宙——赵九章】

 

 

赵九章(1907-1968)

 

赵九章是中国卫星的成杰出的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

 

在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过程中，他提出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等重要建议。

 

赵九章还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工作的建议，在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制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中国造12种火箭，大胆创新指路航天——王希季】

 

 

王希季(1921-)

 

火箭研究从零起步，王希季是真正的科研“拓荒者”。他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他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设计者；他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在中国的18种型号火箭中，有12种是他担任负责人设计研制出来的。

 

当年只有37岁的王希季，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根本没见过火箭的年轻技术队伍，充当起中国航天第一代“创客”，没电脑，就用手摇计算器代替，稿纸堆得比桌子高，24小时“三班倒”，一个月终于算出了一条弹道来。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如何艰难起步的，由此可见一斑。

 

【心怀飞天梦，卫星伴此生——钱  骥】

 

 

钱   骥(1917-1983)

 

钱骥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并为返回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尽管众多荣誉和光环在身，钱骥的一生却极其低调。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钱骥也把目光紧紧地锁在了卫星上。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钱骥说，“发展空间技术，要走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实干，要有自己的实力”。

 

钱骥带领总体组11人确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分为《东方红》乐音系统等8个分系统，在组织进行卫星方案设计的同时，他还深入各分系统协调技术问题，确定初样技术状态，制订初样阶段整星和分系统进行各种试验的技术规范，为各种试验工作提供了依据。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圆满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听得到、看得见”和“一次成功，初战必胜”的要求，中国迎来了太空时代。

 

【于逆境而呈巨制，因无私而奉有为——屠守锷】

 

 

屠守锷(1917-2012)

 

屠守锷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在解决导弹研制过程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时遭遇挫折，掉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屠守锷临危受命，他和当时的工作人员一起全面系统地查找原因。

 

1964年，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八次飞行试验都获得了成功，这一年，是中国导弹的发展史上应该被记住的一年，我们第一代的导弹技术专家就这样成长起来，这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中国要尽快把首枚远程导弹研发出来，并且直接任命屠守锷为中国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远程导弹1971年试飞，1973年正式定型生产，整个过程中屠守锷始终坚守在第一线，甚至在一百天的总装测试的过程中，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在屠守锷带领下，我国导弹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1980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5月12日到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发射运载火箭。当时，这个消息让世界产生了震动。

 

为了确保这次发射成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屠守锷掉了十几斤的肉。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屠守锷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说他还要上去做一次检查。于是，屠守锷又一次爬上了发射架，仔细地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众所周知，那次向太平洋发射的这颗洲际导弹准确地命中了万里之外的目标，震动了世界。

 

【十三载岁月，定四弹之型——黄纬禄】

 

 

黄纬禄(1916-2011)

 

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受欺凌，黄纬禄将一生的奋斗目标，锁定在中国导弹研制上。从1957年起，黄纬禄担任液体弹道导弹副总设计师兼控制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当时，中国导弹研制，主要是在苏联援助下仿制。中苏关系恶化后，又恰逢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研制“争气弹”，黄纬禄经常忍着饥饿，通宵达旦破解技术难题。饿极了，就在水杯里倒几滴酱油哄哄肚子，继续熬夜。凭着这种精神，黄纬禄带领导弹控制系统研发团队，历时13年，经过无数次失败，先后为中国自主研发的4种液体弹道导弹定型。

 

1970年，在中国固体燃料潜地导弹研制受阻之际，他又临危受命，担任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任务的总设计师。黄纬禄不辱使命，乘风破浪，再克一系列难关，使中国潜艇发射的导弹，如蛟龙出水，雷震海天！

 

【研国防之重器，扬华夏之雄威——程开甲】

 

 

程开甲(1918-2018)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兼有科学家和军人双重身份，被誉为“核司令”。

 

1960年，他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消失20余年。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程开甲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彭桓武】

 

 

彭桓武(1915-2007)

 

彭桓武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主要主持人之一，参与和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物理和原子弹、氢弹以及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与设计，被誉为“氢弹之父”。

 

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年轻时，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

 

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铿锵的语言，到今日依然激荡人心。

 

 

56年过去了，昔日戈壁滩上的欢呼已随风而逝，但10月16日，这个沁入先辈智慧和血汗的日子，却成为一座丰碑，永载史册，永放光芒。

 

为了祖国的和平与安宁，还有太多太多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们选择在最好的年华，在学术发展最巅峰时期，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

 

即便条件困苦，他们依然无怨无悔，把最赤诚的热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为了共和国，毫无保留地燃烧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正是他们用极其艰苦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实现了强国之梦。仰望星空的时候，请记住这些曾经的领路人。不曾退缩的他们，用生命写就使命。

 

1999年9月18日，祖国为23位大国脊梁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纪念奖章”你们用一生换来这顶天立地的太平盛世！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

 

 

情融两弹，意属中华；擘划一星，功开国懋。两弹一星，卫金瓯以重器；千秋百世，护泰平之时光。 今天，让我们致敬，国之脊梁！

 

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共产党员网，中国科讯，央视新闻，中国科学家，中物院曙光视点，中国军事网，共青团中央，解放日报，重庆科技馆，昆仑策网，世界华人周刊等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