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分工日趋细化，不少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割裂开来，鼓吹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他们不认同郭沫若“做学问的革命家”身分，不理解他的治学目的，也就无视其学术成就。回到历史现场，从“做学问的革命家”这一视角来观察和总结郭沫若毕生的学术道路，可以更为客观地认识他的治学风格和学术成就，对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有裨益。
郭沫若是“ 做学问的革命家”， 他站在时代前沿， 投身革命实践， 积极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 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为革命事业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撑。
郭沫若是“做学问的革命家”。作为“学问家”，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甲金文释读、重要历史人物考论以及思想史、文学史、书法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革命家”，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领导过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身份，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前沿。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第一所所长、《历史研究》召集人等职务，擘画了许多重大史学研究工作。正因为兼具学者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郭沫若的治学目的、学术风格和学术观点往往与职业学者有着鲜明的区别。
周恩来称郭沫若是“学术与革命”兼而为之的人。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为郭沫若所致悼词中称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综合两位领导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称郭沫若为“做学问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既同职业学者相区分，也同职业革命家区别开来。职业学者的治学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认可；职业革命家主要从事革命实践，他可以关心学术，但未必投入学术；而“做学问的革命家”一方面投身革命实践，积极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站在时代前沿，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革命事业提供理论和知识支撑。
郭沫若从事学术研究是出于革命需要。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里言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是指通过革命来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国家和新社会。革命实践对于郭沫若来说更加重要，如革命需要，他随时可以放下学术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回到国内，长期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很多人为他放弃学问感到遗憾，但他却说，在那样的时代，即便有环境让他从事研究，也不会有那样的心境，他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的行为不适合他。在羽檄争驰、民族危难的关头，对于郭沫若来说最重要的是投入现实斗争中去。因为，“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研究的工作，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体”，“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 郭沫若在革命条件不成熟或是在革命间隙，总是投身到学术研究中去。周恩来评价他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正如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考释甲骨文、金文一样，国民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进步文化的打压，令他重新埋头著述，写下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身兼多个重要职务，担当领导人民外交和科学文化教育的重任。在繁重的工作间歇，他一有时间就投入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考释出土文物、集校《管子》、正确评价曹操和武则天的历史功过等方面都作出了学术贡献。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不忘革命实践。他在《周金中的社会史观》末尾写道：“1929年11月10日夜，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十月革命。郭沫若曾于1926年在武昌筹备纪念十月革命，并在当晚奉命前往九江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当他隐居于东京郊外的书斋时，还是念念不忘国内的革命斗争。在《金文丛考》的标题背页，郭沫若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他以屈原、韩非自喻，体现了内心深处对国内革命的系念。学术为了革命，革命不忘学术，革命和学术相得益彰。从“做学问的革命家”这一身份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郭沫若的治学特点。抗战时期，郭沫若将他研究先秦社会与学术思想的文章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公开出版，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郭沫若学术成就的两翼。郭沫若“考证”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石鼓文研究》《青铜时代》《管子集校》等，涉及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的整理和释读，以及古籍整理、方志校订等诸多方面。郭沫若十分重视史料，每开展一项新的研究，总是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资料，尤其是“占有第一手资料”。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时也做了充分准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澈（原文如此——引者）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在集校《管子》时，郭沫若广泛收集各种版本，并四处调阅各种稿本，先后收集17种宋明版《管子》，以及自朱熹以来中日两国有关《管子》校注、研究的著作近50种，在资料占有上远远超越了学界前辈。占有材料后“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郭沫若肯定乾嘉学派：“乾嘉时代诸考据大家颇有贡献，不能一概抹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乾嘉学派的业绩是必须肯定的”。郭沫若在进入某一具体领域时，总要进行十分细致的考据工作。在研究金文时，他写作了《毛公鼎之年代》《金文所无考》等论著；在研究先秦诸子时，他写作了《〈周易〉之制作时代》《〈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等论文；在校订《崖州志》时，他“亲自踏查鳌山之滨，跳石摩崖，缘藤觅径，摸索七百多年前久经风化之‘海山奇观’石勒，以勘正原书”。“‘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郭沫若在“批判”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屈原研究》《十批判书》《历史人物》《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他据以“批判”的武器是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郭沫若按照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划分来设计学术研究范围。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十批判书》，“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如果说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分期主要侧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那么他研究先秦诸子、屈原等，则是侧重于上层建筑。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当时经济基础的考察之上。“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的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正是从这样的研究路径出发，他认为应该推崇代表新兴阶级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贬斥代表没落阶级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在郭沫若的历史“批判”中，除以马克思主义为总体指导思想外，也汲取了其他合理的理论资源。最为突出的是融合了今文经学的思想。现代学科分化后，一些史学研究者以“求真”为唯一目的，主张在价值上保持中立，反对将自己的立场介入研究中，只管真不真，不管对不对。但中国传统的儒家研究，尤其是今文经学，除了“求真”之外，还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立场，他们的研究不仅要追究儒家思想的真面目，还要通过解读儒家经典给出应对现实的方案。郭沫若对儒家的推崇与晚清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有关。郭沫若少年时代的老师——帅平均和黄经华是廖平弟子，郭沫若通过他们对“托古改制”和“儒家革命论”等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从某种角度上说，郭沫若的儒家研究处于今文经学的谱系之中，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时代要求发展了今文经学。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明确提出，他研究历史人物的“好恶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十批判书》对儒家的推崇，不仅吸收了廖平、蒙文通等现代学者关于“革命儒家”的理念，也出于郭沫若对建立一个奠基于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高度之上、以人民为本位的新的中国文化的期待。郭沫若阐释的儒家，既是传统的，也是革命的；既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也代表了底层百姓的利益。在具体研究中，郭沫若致力于取得“整理”与“批判”的一致。一开始他急于“批判”，未免带有公式主义的痕迹，但随着资料的翔实，他常常用“整理”所得的证据纠正“批判”的观点——“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
郭沫若精通日、德、英三种语言，对世界最新学术思潮高度敏感。他始终与20世纪中国学术界保持密切对话，善于从批判中汲取成果、海纳百川。郭沫若自觉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他认识到，世界学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学术应奋起直追，填满世界学术地图中东方的白页。他立志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因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原文如此——引者）载，正还是一片白纸”，“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翻译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是为了促成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部世界完整的美术史，甚至人类文化发展全史，就缺少着中国人的努力，还不容易完成。”“关于中国方面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补充的”。20多年后，他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又说：“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郭沫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的努力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认可。194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司徒鲁卫赞扬郭沫若：“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 郭沫若 1937 年《归国杂吟（之二）手迹》；作者 / 供图郭沫若在日本生活长达20余年。早在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他就听过爱因斯坦、巴甫洛夫等学术大师的讲座，接受世界前沿学术的洗礼。流亡期间，他遍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借阅中村不折、中岛蠔山、河井荃庐等学者私人收藏，并录入《卜辞通纂》《石鼓文研究》等著作，嘉惠于中日学界。郭沫若和日本学者还深入交流学术观点。他在对干支起源的考察中，和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所著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多有对话。郭沫若的研究对于日本新一代学者也有影响。贝塚茂树曾说，郭沫若的著作“充分满足了我的要求，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完全决定了我做学问的方向”。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和现代中国学术界保持密切对话，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20世纪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并取得重要进展的时代，郭沫若对于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保持着最强烈的敏感，虽然他未必是最早对新出土资料进行考察的人，但往往是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结合的角度，对新出土材料进行深度研究的先行者。自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先后组织了15次殷墟发掘，郭沫若及时考察研究了这些发掘成果。1949年后，安徽寿县、陕西扶风县齐家村、长安县张家坡等地出土大量古器物，郭沫若及时对此进行考察，撰写了研究成果。郭沫若和胡适都精于考证，但二者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思想也大异其趣。胡适深受实验主义影响，反对“共同的历史观”和“概括见解”，认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郭沫若反对胡适的“点滴主义”：“任意的一点一滴并不就成其为文化”，主张从无数经验上得出普遍规律，再用这一普遍规律指导实践。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悄然兴起，不少学者认可胡适的“点滴主义”，他们在抬高胡适的同时，肆无忌惮地贬低郭沫若。殊不知胡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碎片化”的历史细节，而郭沫若不仅重视历史细节，还在此基础上自觉总结历史规律，以古鉴今，资政育人，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的中华史学优秀传统。郭沫若自幼精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又受廖平弟子的启发，对于传世文献大胆质疑，这一点和“古史辨”是相通的。对于世代相传的一些重要文献，郭沫若总是对其作者和具体产生年代进行详细考证。但“古史辨”派的主要成就是“疑古”，郭沫若却要“释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发现之新材料和传世文献相互补充，重建古史系统。郭沫若将这一研究方法发扬光大，他区别了文物和文献的优先级，据文物以考证文献。如果说王国维的“地下之新材料”还多依赖于出土的文字材料，那郭沫若则更加具有现代的考古学意识，他将“地下之新材料”扩大到彝器形象以及新出土的钱币、画像、陶器等，从而拓展了“证据”范围。在具体观点上，郭沫若最初深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影响，但随着甲骨学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在卜辞断代研究上的进步，郭沫若对王国维的学术多有超越，他不仅纠正了不少王国维的释字错误，将王国维的先妣特祭说发展为直系先妣特祭说，而且逐渐摆脱了王国维的殷周变革论，认为周代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殷代。郭沫若认为王国维“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而他本人的“感情”则完全是现代式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他能够在王国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古代社会的真相揭示出来。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史子集是有高下等级区别的，学者一般不会用集部文献尤其是俗文学去研经证史，而在现代学术新变下，这种等级区别被打破了。陈寅恪为世人所推重的是他的“诗史互证”法，而这种办法也为郭沫若所常用。在对弹词《再生缘》的研究中，他用当时的史实解读作者陈端生及其亲友的诗词，又据此推断陈端生的生平。在《李白与杜甫》中，他将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与安史之乱及盛唐的思想观念相互阐发，既对永王李璘的事迹、盛唐的宗教信仰等提出新解，也明确了李白与杜甫一些重要诗歌的关键指涉，从而在《再生缘》研究、李白生平考证等诸多方面更正了陈寅恪的结论。郭沫若和侯外庐、杜国庠、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切磋砥砺，坚持真理，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郭沫若在对儒墨二家的评判上与范文澜、杜国庠等人观点对立；在屈原研究上，郭沫若与侯外庐多有论辩。郭沫若一方面汲取同行的合理意见、不断根据新材料调整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不同意见进行善意批评，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展。经历了20世纪末各种批判思潮的冲击，当今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多少有些僵化，一些学者甚至“敬而远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和“做学问的革命家”，郭沫若根据中国革命和现实的需要，自觉站在世界和中国学术研究的制高点，密切关注前辈学者和同行们的学术进展，充分汲取学术研究中的新材料、前沿理论、方法和成果，海纳百川、开放包容。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将“批判”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辨的基础上，善于反思、从善如流，在学术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只有认真总结其经验，继承其遗产，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守正创新，不断迈上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来源：“历史中国”微信公号，原载《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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