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我的回忆》关于两河口会议内容的考辩

 

  

张国焘《我的回忆》关于两河口会议内容的考辩

 

 

20世纪60年代，海外流亡的张国焘曾写下过一部回忆录，其中有篇幅不少的文字是在谈红军长征中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们会面和开会的情况。但他的文字所言的这次“开会”是指“一次军事会议”而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而“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怀，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未曾见着”。^[1]

 

这段信息有几个问题：一、这个会议不是抚边开的，而是在抚边以北的两河口^[2]；二、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的6月29日，张国焘还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3]；三、与会者们的名字和发言都是有记录的，张所称“未曾见着”的人——包括张声称是“赴卓克基疗伤去了”^[4]的王稼祥，都是与会者，张国焘不可能见不着他们。

 

关于这次“军事会议”，张国焘的陈述扼要如下：

 

一、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很生动且绘声绘色的大段文字）。

 

二、张国焘继起发言，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地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三、张国焘称：“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四、关于会议的结果，张国焘是这样说的：“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会后，他随党中央一起，翻越梦笔山，到达卓克基。

 

五、张国焘还称，“周恩来当时避免谈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份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关于张国焘的这部分回忆文字，笔者的评判是：要找出哪处是说对了的，那可真难！

 

一、两河口会议根本没有提出什么夺取宁夏问题——夺取宁夏的策划发生在一年之后，共产国际表示红军可以靠拢外蒙的指示也是在一年之后发出的，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前预计的目的地并不遥远，中共中央在改变目的地之前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所以也不可能在出发前得到共产国际关于靠拢外蒙的指示；

 

二、除了表示出了南下的意图，没有任何证据证言表明张国焘在会议上从容阐述过“三个计划”；

 

三、参加会议者的发言都有记录，张提出的西进主张没有得到与会者支持，张国焘对北上方针也表示了同意；

 

四、会议是形成了决议的，有非常明确的结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张国焘和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所率的中央慰问团一起沿来路返回杂谷垴；

 

五、毛泽东当时不是中革军委主席，两河口会议也没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路军，后来的左、右路军也是两军混编的，至于其他人的任职，他也都没有说对（比如邓小平）。

 

这也难怪，张国焘毕竟是在流亡中写回忆录，客观上也没有条件参照当年的档案文献。至于主观上的取舍和倾向，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张国焘关于这段日子的回忆文字中表露出来的情绪，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佐证一个事实：他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不满意；他对会议的决议不满意。他对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没有信心，或者说五心不定，甚至三心二意。而且，张国焘回忆录中自陈的“为了西进先南下”之腹案，有张国焘、陈昌浩6月17日电和徐向前的回忆文字为参照，又为此后发生的历史事实所印证，所以可以判定：这就是张国焘当时的真实态度。

 

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5]

 

西进路线不易被敌封锁那是不假，可要想回头却很不易！而且与民族革命的中心地带越来越远，共产党人也就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号召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及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历史机遇，只会继续窘困于自身的生存危机而且难以自拔！这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视“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集团的选择。这说明，在战略视野上，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张国焘都与党中央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张国焘是立足于寻求一隅偏安之地，党中央则是放眼于全国大局，寻求在新的斗争中抢滩占位的进取之道！

 

多年后，陈昌浩曾经检点过他们当时的思想：

 

实际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间企图是很清楚的：中央红军已过来，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击使我们有必要在会合后找一个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休息整顿一下，到川西北和西康边停一时期，即所谓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建立根据地是张国焘路线的要点之一。根据是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思想根子是怕敌人，怕与蒋介石主力作战，对根据地没有信心，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过低，有悲观情绪。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强词夺理，那里毫无群众基础，是想找地方偏安。……需找一偏僻地区靜待时机休养生息，是右倾逃跑偏安的思想。^[6]

 

注释：

 

[1]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28～第43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因为张的这段回忆文字，一些党史工作者还炒作过所谓“抚边会议”。

[3]在这次常委会议上，张国焘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

[4]卓克基土司官寨于6月25日刚被红军攻占，王稼祥不可能去那里疗伤。

[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3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6]《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