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
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1972年1月9日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逝世。
梁思成，1901年生。广东新会人。中国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家、历史学家梁启超之子。1946年以后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兼主任。1947年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等建筑设计作出了贡献。著作有《清代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等，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今天，北京成为超大城市，有些人有些怨声。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保护老北京城的事，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哀婉的“传奇”。不时有文章谈论此事。但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都是执拗武断的执政者，刚愎自用，压制梁思成，毁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终，梁思成抱恨终生。
这类文章的文艺风格总是集中于梁思成的方案（又称梁陈方案）被否决，梁思成的无奈和伤感，老北京城的格局被破坏，以及各种文化人如何怀念老北京的古韵。但是，这些文章却不谈，或者很少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梁思成主张另建新城，保护老城原貌。这么好的提案，北京市政府为什么不采纳？市政府是怎么决策的?经历什么过程？
首先，梁思成是否没有说话的机会呢？
北京是首都，城发展定位事关重大。北京城发展决策实际上是经过充分讨论的，是民主决策的。在1950年,当时有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提出要在临近复兴门以西建立新行政区，保护老城，老城发展旅游、教育文化。被称为“梁陈方案”，非常有影响。与此相对的是苏联专家的方案。它是利用莫斯科建设的经验，利用老城，老中建新。其优点是考虑了当时经济情况。缺点也明显，肯定要破坏老城。同时，也有其他方案。
梁思成自然极力反对这个方案。双方争论也是极为激烈，梁思成为此找过彭真，上书过周总理。最后
毛泽东拍板，确定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这实际是选择苏联专家的方案，否定了“梁陈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城市建设方针经过详细讨论，各方充分阐述了自己意见，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并非领导人简单拍脑袋的产物。梁思成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政治“处罚”。
1953年以后，梁思成在城市规划上的发言权才被削弱。这是因为，在北京城建设方针已定的情况下，不管什么会议，梁先生一张嘴就是“行政区不应建在老城”，老是纠缠在这个老问题上。如果学术讨论，也无不可。可是，行政部门这样做，根本没法工作。最后，彭真绕开梁先生，单独成立机构。不听我的就不行!梁先生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有问题吧？
其次，“梁陈方案”就真的完美吗？
现在文章多说苏联专家方案的问题，很少说“梁陈方案”的问题，这就有失公允。“梁陈方案”的问题也很多。
先说建新行政区。建筑专家朱涛对这个问题做过细致研究，有专著《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他对这个方案提出了质疑。
其一，“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其二，这个方案的面积太大，每个行政人员是40到45平方米，整个行政区占地比比旧城还要大很多。这个行政区相当于新建城市。其三，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室，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为此，还要为大部分行政人员在西郊建新居住区，在西南郊建商业区。其四、在梁思成的设计中，这个办公区不建高楼，全是四合院，所以占地庞大。
实际上，梁思成的方案是把古建筑审美的情趣标准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办公效率。行政区毕竟不是园林，这个规划如果实施，面临的问题也不会少。
不过，梁思成忽略了三个问题。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把国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起，被美国突然袭击怎么办?这是当时必须考虑的。所以，当时决定行政机构分散布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所突出的生态问题。北京西北郊上风上水，靠近西山，空间有限。按照梁思成的规划，在这里建新城和新居民区，将对生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研究者的批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财政问题。
再说老城。“梁陈方案”中的老城维护也是困难重重。核心问题是，老城重要？还是老城中老百姓重要？北京老建筑专家孔庆普50年参加工作，亲眼目睹北京变迁，据他回忆：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
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无法割舍的情怀——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第三期
如果从四十万人的衣食住行出发，梁思成的方案明显脱离实际。
再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北京城市建设的这个方针是否有它的道理呢？
每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中心任务。建国之初，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同时还要供应未完成的解放战争。北京市、南京市有大量人口，其中有很多达官贵人，还有他们的家人、仆从。这些城市工业不多，属于畸形的消费城市。普通老百姓自生自灭。解放后，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原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就业问题，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等等，都摆在政府面前。这种畸形的消费城市，很难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北京、南京的发展方向是生产城市，而不是以显贵为中心的消费城市。原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过这件事。在北京开会时，毛主席一再叮嘱他，只有发展成生产城市，才能解决大面积就业，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梁陈方案”把老城保护，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或许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如何解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选择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服务人民，实际上是政权人民性质的体现。
生产城市的目标一确定，后面就好理解。北京城当时40万人口，而且人口迅速增加，生产物资、生活物资、各种垃圾，甚至水和黄土都要运，再加上人员流动，北京城墙成了紧箍咒，阻碍城市生产生活。北京市政府先决定开几个口子，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北京城逐渐消失。
还有一点，就是财政问题。
政府办事也要花钱，政府的钱也是有数的，不得不分轻重缓急。政府只能办财政能力以内的事。
可以设想“梁陈方案”，把北京城四十万人甩在老城里，在北京郊区再盖一个新城，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北京市政府，以当时的中央财政、北京财政能否承受的住?想想当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加上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而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财政大头来自农业。放着北京城里现成的原政府机构不用，用紧缺的财政盖新城。设想一下，把老城几十万人甩在一边，国家各级干部在新城工作，在新居民区生活，在新商业区娱乐购物。这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北京市政府真施行“梁陈方案”，那才真有问题!可以做一个意思的思想实验，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现在一些喜欢抹黑历史的人，又会怎么说呢？
因此，可以反过来问，梁先生和林先生夫妇单纯地从建筑美学视野出发思考问题，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最后，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是“同情”。
前几年去皖南绩溪龙川古镇。江南水乡古镇，窄街深宅，韵味深远，使人忘掉城市的喧嚣和紧张。正游览时，忽然发现街尾有几处房子被翻盖成现代建筑，破坏了街道的整体性。有位朋友惋惜不已。不过，一位同行的当地朋友不以为然说，这地方，早就住够了，夏天时不见阳光，潮得难受，被褥长毛。有的老头还老早预备棺材，架在房上，可受不了。新房子要好得多。
看风景的人和在风景中生活的人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看风景的是超脱利益去审美，而生活在风景中的人正在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
历史研究中，有个最容易犯的错误，被称为“旁观者的幻像”。历史当事人都面临着最紧迫的棘手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忽视这些，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放到历史人物头上，问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而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这就如同我们在古镇旅游，我们惋惜新房破坏古镇神韵，而小镇居民却要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也因为这个原因，历史研究强调还原历史情境，对历史人物进行同情式理解。
从施政来说，梁思成先生没有思考，或者不愿意思考，当时的市政府最头疼的事是什么？有什么资源？受到什么制约？如何解决？梁思成一直坚持建筑美学立场。实际上，他成了施政的“旁观者”。
今天，回顾五六十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像观光客一样，匆匆而过，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兴趣点硬加给历史，比如，对古城生活的向往，对黑烟囱的厌恶，但是，却忽略了，那一代人，有他们要面对的历史问题，有他们的历史任务。一代人只能做属于那代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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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红色文化网” ，转自“红色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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